钢的琴

走出电影院，顿感身心舒畅，虽是第二次观看，却仍旧热情高涨。热情不是发自躯壳，而是来源于内心。也许很少有观众能在国内院线拥有这般感觉了。或许和我童年的工厂生活有关，电影《钢的琴》也唤醒了我自己的一部分回忆。影片不仅记录了一个钢铁厂外貌的衰退，也唤回了“劳动人民最光荣”那样一种遗失的美好，陈桂林带领工友重新回到工厂，体验到了劳动的光荣与快乐，并带有一种对“大炼钢铁”那个时代的眷恋和惋惜。劳动的幸福感在影片最开始的一句话里就有体现，陈桂林跟父亲说前妻已经跟一个卖假药的好了，从此“过上了那种梦寐以求不劳而获的生活”，在他看来，那种生活不幸福，因为它体会不到劳动带来的快乐。


构图象征

《钢的琴》进行了许多美学上的创新思考，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充满了强烈的象征性。构图多以全景及远景来凸显角色，仿佛置身于舞台。无论是高耸入天的烟囱、一分为二的破屋，这些被放大的建筑都反映了旧时代的行将远近，与这群渺小卑微的小人物形成巨大反差。而旧时代的远去不仅广义地体现在钢铁厂/工作中，也狭义地反映在角色身上，婚姻、父亲的家庭关系都成了过去时。它没有批评，没有肯定，却用了这么几个人物把那一代人的爱情、生活、劳动完全展现开来。

陈桂林与妻子小菊在离婚协议签订后，置身于一幢破败的房子前，那幢房子的屋顶一分为二，直指家庭的瓦解。还有离婚协议书出现的画面，则是用超级玛丽Game Over的音效来衬托。

两杆大烟囱虽见证了钢铁厂的辉煌与没落，众多工人也在为它不被摧毁而出谋划策，但它们最后还是遭到了社会变革的遗弃。但它们永远是工人们的一段回忆，一个老朋友。陈桂林的家庭最后也是如此，淑娴之前曾说过，即便琴造出来，女儿也不一定就能跟着他。陈桂林在离异之后又重新拾起了建琴伟业，但是女儿有没有跟着他我们不曾了解，但我们知道的是他圆了女儿的钢琴梦，更重要的是工人兄弟们也感受到了劳动之幸福。

也许劳动的结果会是徒劳无功，但劳动的过程是快乐和激情澎湃的。就像影片最后，钢的琴最后锻造阶段，以淑娴的歌舞穿插，把劳动者与舞者的激情、动作、美感熔于一炉，将劳动的热情无限放大。


舞台电影

引用一句好友 英年早睡 的话“摄影只用低机位平移吗？场景来来回回只有破钢厂啊？道具总是让人跳出剧情有木有？”这种具有争议性的美学态度，的确会让很多观众产生道具跳出剧情，扰乱情感，破欢电影传统之感。但它却是一种剧场化处理的手段，许多观众看惯了传统电影的表现形式，反对电影的剧场化处理，认为话剧就是话剧，电影就是电影。而重新开发舞台剧的电影表现形式也未尝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影片的广袤背景和大型建筑物都是在表现角色存活在舞台上，而大量低机位平移镜头则能充分展示舞台近景细节。这种平移运镜处理更能配合影片稳重、抒情的气质。

影片的舞台化风格还有很多，比如演员的固定走位，比如前1/2出现了许多类似于话剧中多幕剧的渐隐分幕法，如果你喜欢话剧，你肯定会更爱它。而片中曾出现的陈桂林在黑暗中弹奏钢琴及他与淑娴在黑暗中的两束光都是话剧中角色交代的处理形式。


基调

情节中不断出现的破旧厂房、车间与道具、服装，均制造出一种情绪主调，配上调性相似的苏联老歌与东北性情对白，提炼出一种抒情风格，一种夹杂着记忆情绪的荒凉美感。除了这些感官氛围外，演员是观众辩识的图腾，角色的处理是值得褒奖的，卑微无望的工人在劳动中体验快乐，不动声色地经营这些角色，毫不客气地解释他们的特点和弱点。在种种口角、甜蜜、勾心斗角、和好、团结后，能够肯定人性、乐观上扬。比如欠麻将钱和开锁的两个角色，矛盾一直激化，但欠钱的以受辱的父亲形象示人时，两者成为尊严象征互为一体；再比如季哥，他刚一出场时的姿态、衣着、范儿、狗和左右两位美女工友的站位，也与落幕时的姿态、衣着、范儿、狗和左右两名警察的站位遥相呼应。


感触

这部影片让我感慨的是，我们会因为角色的劳动而情绪高涨，为何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却苦苦想要摆脱劳动？“劳动人民最光荣”也像烟囱一样，是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它已经被体制社会摧毁。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但是新时代里再无勤劳的快感……

美国人能造出钢铁侠，中国人却能造出钢的琴，影片无论如何仍是我一年中迄今为止看过的最好的华语片。

作者 吴晓波

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40来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同样下岗的老伙伴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跟几位老伙计去偷琴，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会发出声音的“钢琴”。

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败破不堪的废弃车间，跟几位老伙计一起——他们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是一部正在国内院线放映的电影，名字叫《钢的琴》。上周，在只有四个观众的、空荡荡的影院里，我静静地看完了。

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故事一定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年工龄在各省的价格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

南方地区因为商品经济活跃，下岗工人投亲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抛弃的工人阶级。

当时，下岗情况最严峻的正是《钢的琴》的故事发生地——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国老大”之称的辽宁省。2002年，我曾到沈阳铁西区去做下岗工人情况调研，那里是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从日据年代就开始建设，1940年代有“东方鲁尔”之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铁西。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工人居住区。上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铁西区江河日下，成了下岗重灾区。我去调研一周，目睹情况之悲惨，触目惊心，其中听到的两则真实故事如下：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在后来做改革史研究中，我还接触到下面这个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间，由于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下岗工人的总量已经达到1500万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一再建言，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帐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晚年吴敬琏在评论这一往事时，用了八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去年，在参加一个论坛时，我遇到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划拨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我问他，十年以降，对当年的主张有何反思。他一边吃饭，一边淡淡的回答我说，“不是都过去了嘛。”

是的。都过去了。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两千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在这篇与文艺无关的专栏里，我要向《钢的琴》的主创人员致意——他们是导演张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报酬的东北籍女演员秦海璐，你们做了一份真实的工作，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们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

有可能的话，去看一下《钢的琴》吧。它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国伟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3》之间上映，仅仅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

今天去国贸那儿连看了两场电影，先看的是《战略特情组》，然后又看了《钢的琴》。看完《钢的琴》之后，我在路上用手机发了一条微博：刚才看了《钢的琴》，在黑暗中流干了眼泪，原来我会嫉妒山西出了个贾樟柯，现在不嫉妒了，终于也有关于东北的好看的电影了。
《钢的琴》中那些东北特有的破败场景我实在是太熟悉了，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片中的很多细节和气氛都让我情难自禁。

《钢的琴》作为一部文艺电影，它最难能可贵的是，它看上去一点都不闷。我们都知道，很多深刻的电影都不好玩，很多好玩的电影则不深刻。而《钢的琴》却是一部又深刻又好玩的电影，它让我想起了黑泽明的某些市井电影，黑泽明的电影的艺术性自然毋庸多说，早已经被夸得天花乱坠了，但黑泽明的电影好玩的那一面更吸引我，他在电影中探讨的那些高深的主题都是用一些生动有趣的情节表现出来的。
当然我不会说《钢的琴》达到了黑泽明的那种高度，我只是觉得能拍出一部又深刻又好玩的电影真的挺难的，而《钢的琴》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看《钢的琴》的时候，我想起了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这两部电影题材相似，只不过后者既是一部伪纪录片，同时也是一个房地产项目的软广告（虽然《二十四城记》是一个软广告，但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部电影的）。
关于《二十四城记》，贾樟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越老的工人越在维护这个体制，绝不是他对这个体制没有反省，没有批判，而是他很难背叛他过去青春的选择。”
在《钢的琴》中我再次看到那样的画面，剧中人物家中的墙壁上贴满了奖状，那些奖状让我想起张胖儿曾对我说她老爸任劳任怨地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几十年，退休的时候得到了什么？只得到了一堆奖状，还当个宝贝似的都珍藏在家里。
当时我对她说，那些奖状见证了你老爸的青春，只能说他们的骗术太强大了，用几张废纸就偷走了几代人的青春，偷走了几代人的一切。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部俄罗斯电影，名叫《小偷》，也是一部挺深刻、挺好玩的电影，其中的政治隐喻耐人寻味。

说回到《钢的琴》，它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在电影院里看过的文艺电影中最好看的一部，如果你是东北人，我强烈建议你看一看这部电影，你看的时候肯定会感觉既亲切又心酸。如果你不是东北人，我也建议你去看一下，我相信你一样会感同身受的。这就好像我虽然不是山西人，但我在看贾樟柯的《小武》和《站台》的时候同样会感同身受；这就好像在中国，即使是异性恋者，看了王小波在《似水柔情》结尾写的这段话可能同样也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他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不想回家，但是不回家也没处可去。眼前是茫茫的黑夜。曾经笼罩住阿兰的绝望，也笼罩到了他的身上。”

≪钢的琴≫，电影说的是一群东北的工人为了一个女孩的弹琴梦，在废旧的工厂里亲手打造了一架纯钢制作的琴。过两天在奥克兰举行的中国电影节将放映这部电影，我推荐给所有的朋友。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包场一次，让大家都来欣赏。

我生在沈阳，作为曾经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心脏，外地的朋友甚至沈阳的晚辈，很难对工人这一群体产生如我们这样的共鸣。以前共和国还年轻，很久以前了，那时东北的工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产业重心，是燃烧着煤炭的钢铁打造的一颗心脏。工业成绩先按住不表，毕竟要挤掉赶英超美那段日子的水分，就另一经济支柱农业来说，整个东北生产的商品粮，能养活起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

后来经济转型，计划经济没了，东北的工业开始没落。工厂倒闭了，东北话叫“黄了”，开始大面积裁员，这种按照市场经济走的平常事儿，让咱中国人安了一个婉转的名头：“下岗”。90年代末期，包括沈阳在内，整个东北地区开始涌现下岗大军的浪潮。

有人管春运大迁徙叫人类奇迹，管以前闯关东叫人类奇迹，还有长征，板上钉钉的人类奇迹。我们的确是一个擅长创造人类奇迹的民族，但我们似乎三缄其口，忘记了这批下岗大军其实也是个奇迹。

喜欢研究各国文化的韩国教授李元馥，曾经用生动的漫画勾勒出日本企业大规模精简的那段时期里，失去工作和尊严的老派顽固日本工人，是怎样成为企业转型的“绊脚石”的。漫画里，日本企业搭乘现代化管理的小车试图一溜小跑往前冲刺，但一群老日本工人，就像路障一样挡在路中央，眼一闭心一横，说要想裁掉我们，就直接从我们身上碾过去吧。

那时候日本企业里少不得的是鸡飞狗跳，拦上吊拦剖腹，改革派只恨政府对这些老古董过分人道主义了。

但你什么时候看到报纸上大肆渲染我们的下岗大军如何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么？几乎没有，除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分子，大部分下岗工人在纸面上看来，都是走在再就业的康庄大道上的。

这一伙以百万计的人群，就这样悄然无息地被快速发展的社会所吞没。

我算来自半个工人家庭。我奶奶和三姑都是工人，我父亲以前也是土木工程师。我记得我三姑父，东北话叫老姑父，以前在工厂工作时的模样。他皮肤黝黑，肌肉不突兀但很结实，这就是常年在工厂锤炼出的身板。我们以前喜欢玩他臂膊上隆起的肌肉，他一绷紧上臂，那里的肌肉就饱满地拱起，我们几个孩子就用手在上面“掐小耗子”。那时的工人学历并不高，那时可没有什么蓝翔技校，不少工人都是从学徒做起，由师傅手把手带出来的。他们没有金光灿灿的毕业证书，但他们所具有的高素质却是学历所不能尽数的，他们态度积极他们精神饱满他们热情高涨。

曾经穿蓝色粗布、戴手套、缠着白毛巾、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工人阶级，是多么令人尊敬和羡慕的群体。沈阳的工业重区，铁西区，遍布以工业工人命名的街道：保工街、肇工街、兴工启工卫工...后来工厂倒闭，机床报废，烟囱炸毁，工人们突然失去了信仰和生活的来源。他们或领着微薄的下岗补贴，或蹬着三轮车做小生意，或挂着如卖身草标一般的“广告牌”，在劳务市场里等着接诸如木工、批灰、刮大白等零活。如上面所说，他们被社会吞没了，他们垮了。

他们垮得无声无息。后来总有消息，说哪个哪个下岗工人作奸犯科了，哪个工厂的工人又聚众闹事了。他们燃烧了自己的青春去运转国家的发动机，而后被人们记住的则是烟囱排出的废气，仿佛没了他们，沈阳的天才是蓝的，水才是青的。现在沈阳的老工厂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公寓和写字楼。那群人数庞大的工人们呢？他们在这个论资本讲学历的年代默然。

市场经济是好的，飞速发展，按劳分配，凭脑力吃饭。也许是吧。

我小学时曾参加过一个语数补习班，那是1999年。班级开设在南站附近，靠近铁西区边缘的一家濒临倒闭的自来水厂。厂里周末连条看门的狗都没有，就有一位看大门的老头，无精打采得仿佛是被这半死不活的工厂传染了一般。他偶尔在院子里晃悠一会儿，拿拖把象征性地在男厕所那满是污水的地上写意地划拉几个来回。

课间，我们就在大院里游戏。我们在煤堆上嬉闹，踩过发出咯吱咯吱噪音的灰白色的煤渣子。用被遗弃的镐头和铁锹玩耍，拿报废的轴承和钢珠打弹子，少不了蹭上满手又难闻又难洗的油污。

南站的铁路线上偶尔会驶过运输火车，上面排满了也许是最后一批生产的坦克。我们冲着那些绿色钢铁和炮筒欢呼，殊不知那远去的火车，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谈到自己饰演的陈桂林，王千源说，他是一个跟不上时代的人。那么大的个子，非要骑个小摩托车，到处乱跑。那看起来就很不合适，有一种错位的感觉，更准确说，是荒诞。由此发散开来，《钢的琴》就是讲述一群跟不上时代的人，不愿干的王抗美、怕丢人的二姐夫，他们都跟陈桂林一样，被时代所抛弃。光阴荏苒，它也出现在主人公的突然感慨里：这时间过得真快，那谁刚走的时候，厂子还没黄。不明的未来，那是结尾的画面，一边是造完钢琴的工人，一边是衣着光鲜的前妻，双方都在听，却好像僵在那儿，背后的对立意味不言而喻。

用张猛的话说，他依然在延续《耳朵大有福》的探索，关于大时代变革里的工人命运。拍《钢的琴》，就是高于生活的记录，不想他们被遗忘。同理，许多人的赞誉事先张扬，要的也就是电影不会埋没在拥挤的档期里，不被遗忘。这不是站队伍，不是好或者坏、吹或者黑的问题。回到《疯狂的石头》时代，无数人同样大喊不要捧杀，结果，宁浩后来并没被民众捧杀，他的《无人区》是直接被扼杀。

《钢的琴》有不少缺点，音乐太满、转场相似、后半段情绪不对。然而面对强大的怀旧情怀，辅以段子幽默和风趣对白，可以说，影片优点完全盖过了缺点。张猛使用了不少破坏性的构图，像开头的夫妻决裂，一边对话，人头各甩一边，很不和谐；中间胖头爬烟囱，画面就定在那里，没有跟上去的意思，相当意外。在很多时候，当人物已经出了画，镜头就停在那儿不动，深情地注视着背景物——也就是工厂。当烟囱被爆破、当工厂变成废墟，昔日理想与辉煌只能在歌声里重现。如果明白这一层，要理解《钢的琴》，理解电影的情感，其实真的很简单。

固然有人要说，这背景物怎么可能比人重要，那不是摆拍么。在我看来，在人物鲜活的前提下，《钢的琴》所出现的背景物充满了魔力。炸鱼的小河滩，落日余晖下的铁路桥。车队出发时的小城风光，破败昏暗的电影院，桌球室的混混少年。这些东西看上去，确实比人物更具有情感。毕竟要说回来，空镜头里都没有生命，凭什么在别人那里是大师相，在《钢的琴》就变成了多余的东西？非要较劲去说，我恰恰喜欢它的多余。多余的满溢的配乐，多余的歌舞和投下光来的舞台，看似多余的大狼狗和嗑瓜子的东北大妞，它们会带来一种鲜活的生动。

在更多人看来，他们会觉得这般高度风格化的作品，恐怕观众会接受不来。固然，奢望中国观众像苏联人民那样去支持塔可夫斯基，讨论《镜子》，这有点不现实。然而，《钢的琴》可以是另一面镜子，你可以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但是，你总该去照照镜子，看看以前的面孔，现在是什么模样了。或许有人千疮百孔，原地打转；或许有人富得流油，走得加快。在我的父辈身上，他们遭遇破产，无力应对变动，同样是跟不上时代的人。于是面对过去，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该放慢一下脚步，认真一回，思考思考。

面对种种不如意，《钢的琴》没有常见的怨天尤人和一把眼泪，它用难能可贵的幽默和不知所以的乐观去愉悦观众。也许，它拼命地唱啊跳，要的就不想被遗忘。【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7/19/content_254721.htm?div=-1】

看完电影，就琢磨下原声带。
  片中配乐极其精彩到位，动听的插曲不但充满了浓郁了异国风情，更给观众一种如看音乐电影般的错觉。片中不但充斥着大量东欧的歌曲，中国80年代初流行的如《张三的歌》、《心恋》、《跟往事干杯》等曲目更以点题加诙谐的方式出现在影片的各个段落，令观众看片的同时更过足了耳瘾。最令人意外的是就连《超级玛丽》这样的游戏歌曲也作为插曲出现在了影片中，并且该曲目还十分巧妙地起到了承上起下连接剧情的作用。
  导演张猛对影片中的配乐要求得十分严格，每一处配乐他都希望能做到完美，所以他能料想上映后反响应该不错。“不过为了他这股追求完美的劲儿，我们可是费尽心思去和别人谈版权，关于版权的合同我们都谈了几十个，就连《超级玛丽》我们都是专程去到日本与任天堂公司签订的使用版权。”
用45首经典歌曲的联唱塑造了影片怀旧浪漫的情怀。俄罗斯摇滚大鳄“柳拜”乐队、德国天团“17嬉皮士”，以及贝多芬、瓦格纳等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

http://event51.wanmei.com/radio/201107/music_film/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