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聂鲁达

▲《追捕聂鲁达》不是传统的人物传记片

假如让王家卫来改编拍摄劳伦斯·布洛克的侦探小说，大抵就会像这部《追捕聂鲁达》的模样，甚至觉得盖尔·加西亚·贝纳尔在影片里的某个角度看起来像极了梁朝伟。帕布罗·拉拉因在凭《神父俱乐部》在柏林获奖后，转向人物传记题材，在2016年一口气接连推出两部作品《追捕聂鲁达》和《第一夫人》，并先后入围戛纳“导演双周”和威尼斯竞赛单元。两部作品都出其不意地获得好评，前者代表智利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后者更为纳塔莉·波特曼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

尽管都是以著名历史人物为描述对象，但这两部都不是传统的人物传记片，而是在风格化和实验叙事下的类型突变，为未来的人物传记题材开创出新的表现形式。这部《追捕聂鲁达》跟2012年同样入围戛纳“导演双周”的《智利说不》有着类似的混淆纪实/虚构感，只不过这里不再有历史档案资料或新闻片段的嵌入，而是将人物的真实细节和虚构情节融为一体，让观众难以分辨出其模糊的界线。

▲影片中警察扮演者盖尔·加西亚·贝纳尔酷似梁朝伟

影片在表面上看来有着一个黑色犯罪类型片的格局，讲述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加入了共产党，遭受政府迫害与通缉，然后走上逃亡之路的故事。影片在开场不多久就开始陷入犯罪追捕类型片的氛围，聂鲁达被告知政府通缉的消息，介绍警察主角出场，以及到聂鲁达家中搜捕。然而，不知不觉地这种悬疑紧张的气氛被一种魔幻迷离的诗意逐渐淡化了。

这个犯罪悬疑类型消解的关键在于用警察的画外音旁白进行叙事，让观众以为这是追捕者对逃亡者十拿九稳的猫鼠游戏。但事实上，警察每次抵达现场却扑了个空，更对聂鲁达故意留下的一本小说着迷，情不自禁陷入到诗人的虚构世界里。与此同时，在警察的视角叙事里，却不时浮现出聂鲁达的内心独白。追捕者以为自己是主角，在掌握追捕的主导权，却不知已成为逃亡者的配角。这种彻底颠倒追捕者与逃亡者的关系转换，令这场追捕的真实性不断消解，取而代之的则是浪漫化的细节和诗意十足的情节。譬如聂鲁达在妓院与变性妓女唱歌跳舞，在港口城市登船时遭到警察跟踪，这些统统使得故事看起来像是诗人笔下的一场虚构的经历。

▲各种风格化的手段令追捕的真实性不断消解

帕布罗·拉拉因偏好的逆光和滤镜、围绕人物旋转的摄影，以及在对话时的跳跃剪辑，之前已在《智利说不》和《神父俱乐部》里有所尝试，这次在作品里同样延续不变，体现出他对美学风格的统一与掌控力。这次更出彩地透过剪辑创造出行云流水的节奏感，令情节在警察和诗人两个人物之间悠闲徜徉，却不再是你死我活的亡命追捕，而更像是读者对作家的倾慕追寻。

在高潮雪山一幕，追捕者与逃亡者在现实层面上的关系已消弭不见，警察对诗人从原本的仇视而逐渐变成对诗人及其作品的着迷；诗人原本对警察的不屑一顾，也变成像对待自己笔下的虚构人物般深情，并最终喊出了追捕者的名字，令其不再是配角。在真实与虚构两个世界里，两者的关系竟然是互换可逆的，这种庄周梦蝶式的设计相当惊艳，再次提升了作品的诗意空间，并与主题保持着天衣无缝的契合度。

聂鲁达在《诗歌总集》“逃亡者”（1948）的开篇诗章：

在深沉的夜晚，在整个的生活，

眼泪滴在纸上，换着各种衣裳，

这些压抑的日子里，我行走，

我是警察追捕的逃亡者。

在明净的时刻，

在寂寞的繁星之下，

我穿过城市，森林，村落，港口，

从一个人的家门口走向另一个人的家门，

从一个人的手转向另一个人的手……

我有幸于1985年购得翻译大家王央乐翻译的《诗歌总集》（上海文艺版），自此已被翻得不成形，书页存有微虫蚊迹，见证了那些流逝岁月的循环四季。尤其是其中的《马克丘·毕克丘之巅》，在最初的几年，我甚至能背下来。从《大地上的灯》《背叛的沙子》到他致敬惠特曼所写的《伐木者醒来吧》这一系列长诗，由此形成了聂鲁达独创性的语言。

聂鲁达的诗汪洋恣肆，比喻极为奇特，诗句清澈、磅礴又瑰丽，想象力可谓无可比拟，难有人及。诗的天空对于他来说，是无界的，永恒的。当然，读到这样赏心悦目的诗，这要归功于王央乐的翻译，我以为就西班牙语诗歌翻译来说，还无人可以超越。他所译的《西班牙现代诗选》（湖南人民版），也是我常看常新的诗集。

无疑，聂鲁达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就象他自己说的“一个诗人若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若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死的诗人，一个诗人仅仅不合情理，就只有他自己和他所爱的人看得懂，那十分可悲。一个诗人完全合情合理，甚至笨如牡蛎也看得懂，那也非常可悲。”

执导过《神父俱乐部》（见我影评）的帕布罗·拉雷恩的这部《追捕聂鲁达》（2016），用警督佩鲁·索尼奥的画外音，截取了聂鲁达1948年1月后这一年的逃亡的历程，用一种喜感的方式再现了诗人那段逃亡过程及其不堪心灵史。但除了逃亡事件本身，其它倒不能视作聂鲁达的真实传记，电影本身即是一种理想化的艺术性再创造。

影片一开始就有聂鲁达朗诵他二十年前写的情诗《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至此，在拉美大地上，可以说他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无人能及。虽然博尔赫斯对他多有微词，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犹如一盏耸立于拉美大地上的明灯。

另一部表现聂鲁达逃亡历程的电影，是由迈克尔·雷德福执导的《邮差》（1994），呈现他逃亡后前往意大利南部的小岛生活，故事主旨却是讲述他作为鼓动者，给单相思的邮差狠狠地励志了一把，让他写诗给那位美丽姑娘，终让邮差抱得美人归。但这个故事本身则是杜撰的。因为聂鲁达真正逃亡的历史则主要是在他的祖国智利。

另外，对于影片《追捕聂鲁达》中聂鲁达的扮演者显然不能要求过高，要是与法国著名演员菲利普·诺瓦雷在《邮差》中的嬉皮类比，否则就让我们难以入戏。菲利普·诺瓦雷的演绎可谓最经典化的作为诗人的聂鲁达，形神兼备，达至一个化境。

在这有必要回顾一下诗人的简史：1948年1月6日，聂鲁达在议院发表演说，后来以《我控诉》为题出版，2月3日，智利最高法院下令取消聂鲁达的议员资格，2月5日，下逮捕令，聂鲁达转入地下，写作《诗歌总集》。直到1949年2月24日，在南方横越安第斯山，才得以秘密离开智利，前往巴黎后，又至苏联等国。聂鲁达曾于1951、1954、1957年三次访问过中国，与诗人艾青多有交集。1971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9月23日在圣地亚哥去世。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聂鲁达的诗是伟大的，政治上则是幼稚的天真的，这个必须得厘清。当他反抗一个独裁时，这无可挑剔，但身为共产党员的他，却期望在智利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点很雷人。也许他对于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人祸还浑然不知，他不知道斯大林已于三十年代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乌克兰发生了大饥饿，无数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远放于萨哈林岛……显然，诗人只是沉浸于自己的激情想象之中。

当他被追捕开始时，他让友人向资本主义自由世界诸如毕加索等30个名人大咖发出求救信本身，即说明了他所反对和拥护的乃是一种愚不可及的悖论，殊不知如他的政治主张，往往是打倒了一个独裁又扶起来了一个新独裁。从他逃亡过后前往欧亚社会主义国家那些浮光掠影的游历，说他是政治幼稚病也不为过。

当然，影片不会讨论这些，只是诠释巴勃罗·聂鲁达作为一个杰出诗人的号召力，在智利这块土地受欢迎的程度，以至于追捕他的警察头目佩鲁·索尼奥也终被聂鲁达深深的慑服和感化。在安弟斯雪山他呼唤着聂鲁达的名字，响彻群山，这预示着追捕他的失败以及独裁制度的没落。

任何情境下的聂鲁达都是乐观豁达的。即便在逃亡过程中，他还在逛妓院跟他诗中所说的姐妹们嗨皮同乐。追捕中，他可以抱着街头的行乞者，他甚至给警察留下小说《动物园里的女人》来戏弄警督佩鲁·索尼奥。但佩鲁索·尼奥是一个热爱艺术和诗歌的人。他带着300个警察追击聂鲁达及其党羽。他的父亲是智利前警察局长，子承父业，赴汤蹈火，也是其职责所在。

但当他追捕到聂鲁达呆过的妓院，他却说他是妓女的儿子。这其实是整个南美堕落的被殖民历史的不雅形象。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对此描述更是比比皆是。聂鲁达跟女干部在用餐时的对话颇有意谓。如果他被逮住，他将在牢里呆上541天。但他诗里的人民都在帮助他，哪怕从荷兰请来的妻子玛丽娅在电台上的声明，也是一反常态的支持他，他不再是她口中的骗子和花花公子，而是一个非常诚实和热爱生活的人。身边的佩鲁·索尼奥自责毁于跟她的劈腿。

走到哪，哪里就是他的人民，因为巴勃罗·聂鲁达就是拉美人民的代言人。苏联作家爱伦堡回忆聂鲁达曾说过“人们会说：此人过去和现在都很走运。这不说明任何问题。聂鲁达从未选择轻松的道路，但在艰苦的道路上，当人们在他的周围颓废、啼哭、诅咒自己的命运时，他看到的不是卑贱，而是高尚，不是牛蒡，而是玫瑰----他生就这样的眼睛和心灵。”

也许爱伦堡受时代的局限，对于聂鲁达有点理想化了。可贵的是，相伴聂鲁达二十年的女友迪莉娅则是他的坚定支持者，这位阿根廷的女人给了他无尽的慰藉。片中正是迪莉娅跟佩鲁·索尼奥的倾谈，才得以转变他的思想，对于聂鲁达有了更深的认识。虽然她深知他的确是一个花花公子和爱逛妓院的男人，甚至当面取笑他喜欢“性交、犯罪和暴力”。但她始终爱他，并以他为荣。

何谓人格分裂？当她跟聂鲁达说让我们造人吧，他却不能进入状态，说要出去散步，其实他是跑到妓院寻欢作乐。所以我说他反对的正是他所需要的，这正是这些社会主义者犯幼稚病和矛盾的地方。毕竟聂鲁达是人不是神，这正是影片可取的地方。

影片的艺术化真实不同于生活中的真实。当他斥责身边的保卫者时，他的眼神透露出独裁者的特质。这告诉我们，如果不能真正建立一个保障人权、自由的民主制度，他所高扬的理想极可能是埋葬他的坟墓。还是那句话，靠有能耐的人不如靠好的制度。

片中他最后的逃亡印迹，攀爬于纯净又高耸的安第斯雪山，苍鹰见证了群山沉默，汹涌而来的是人民的呼声。就诗人的整个人生来说，他的理想印迹是单纯的，饱满的，也是茫然的。

正如他在“逃亡者”一诗中最后所写的：

我的声音里有纯洁的力量，

能够穿透寂静，

死亡，牺牲，阴影，冰雪，

突然掩盖住种子。

人民好似被埋葬。

但是玉米回到了大地上。

它的无坚不摧的红色的手

冲破了沉默。

从死亡中，我们再生。

激情澎湃的诗人，政治幼稚病的巴勃罗·聂鲁达，逃亡过后的他完全脱离了一个伟大诗人的轨道，行走于世界反美的大联盟中，思想越来越苍白，只是到他晚年才有所思考，这是混沌的不清晰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反抗本身的伟大，更不会妨碍我们对于他的诗歌的热爱和高赞。他说过“我来自空白的页，正寻找墨的黑。”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一个能把世情看得如此通透的胡适之，谁不是这样懵懂地走着路，又有几人能看得清前方的光明大道呢。

2017、4、16

影片的主角是鼎鼎大名的智利大诗人聂鲁达。他不仅是诗人，还是智利的共产党员。1948年，他因公开反对智利总统维德拉，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流亡生涯。

在影片的开头，我们就看到了这位诗人在民众中是何等风光。在一个小酒馆里，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欢歌笑语，其乐融融。聂鲁达扮演阿拉伯的劳伦斯出场，一位沙漠中的游击战士。他热情洋溢的表演迎来掌声，在观众的期待之下他念诵起自己的诗句。但好景不长，政府正在重新安置党派领袖，智利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党派人员前来告知聂鲁达，他们不得不转到地下工作了。

聂鲁达敢于当面怼总统，指责对方是走狗一条。虽然在与总统摊牌、博弈后，依然于事无补，但这或许正是他作为共产党员最后的坚持。在逃跑前，他还跟妻子合影留念。浪漫而诗意，极致而反叛。一场世纪大追捕，就此开启。

随后登场的便是追捕聂鲁达的警察奥斯卡，他威风凛凛，自信心爆棚。他的父亲是警察机构的创建者，奥维利尔。按照家族传承和职业惯性，他应该也是一个理性冷酷的警察。但从开始追捕聂鲁达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上就开始弥漫着无穷的诗意。

“我是一名优秀的警察，但我也能成为优秀的艺术家。”第一次追捕以失败告终，他们来到聂鲁达的住处扑了个空。警察开始用诗意的旁白描述与追捕有关的一切，这次行动被比喻为远征埃及。他在没抓到聂鲁达的时刻，常常想念着他。“他定是在写着不循章法的语句，那些微不足道的诗歌。”“他被困在四堵墙和一面天花板里，和我一样。”

神奇的是，聂鲁达留给他一本警察小说。或许这行为本身就有讽刺意味，也或许只是一种友好的馈赠，但警察却逐渐生出了文艺的气息，坚持每天阅读它。

从这时起，一场简单的“猫鼠游戏”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对诗意的追寻。追捕的人和被追捕的人，在行进的轨迹中，形成了一首诗中美丽的韵脚。警察把牺牲作为他们职业独特的艺术，也如诗歌一般有令人赏心悦目的余味。他们找到了聂鲁达的前妻，想以此为突破口抓捕聂鲁达。警察爱上了这个女人，虽然他已然分不清这到底是爱，还是某种其它的感情。

作为流亡者的聂鲁达继续四处逃窜，在一个酒馆他被民众发现。一位歌者强烈要求他念诗，他和歌者对视着，忧伤而激动地念完了全诗，迎来歌者深情的一吻。聂鲁达继续他的诗歌创作，长诗《漫歌》在逃亡中被完成。每段结尾的“我请求惩罚”，既是对流亡身份的反讽，也是在为民众发声。

聂鲁达念诵诗稿时，他的妻子提醒他要用“诗人的声音”。原来在流亡生涯的过程中，他的身份已悄悄变化。他已经不只是一位诗人，更是政治家、流亡者。与民众走得更近，便更了解底层人民的疾苦。

一次，他遇到一位乞讨者，但由于出门时分文未带，眼下能做的只有给她一个深深的拥抱。警察再次前来追捕，又再一次落空。聂鲁达特意留下一本小书赠与警察，他再一次细细地品读起来。组织开始有了新的计划，让聂鲁达尽快离开智利。他于是更换了妆容，脱胎换骨。

警察与聂鲁达的妻子相遇了，他当然迫切地想知道聂鲁达去了哪里。而聂鲁达的妻子却回答道，警察是抓不他的，因为是他创造了警察（这个角色）。

在聂鲁达的“剧本”里，所有人都在围着主角转。他的一本小说里，有一个追捕者，一个逃亡者。他们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配角。但这并不能说服警察，他也不承认自己是配角。他变得更为执拗地要抓住聂鲁达，一个落魄警察的形象呼之欲出。他戴上头盔，骑着摩托出发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段明显致敬了《摩托日记》。而当年饰演切·格瓦拉的正是这位警察蜀黍的扮演者盖尔·加西亚·贝纳尔。

最后的最后，影片则迎来了一个颇为诗意的结尾。警察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气喘吁吁地行走着。他吟诵着诗句，想象着自己与诗人的各种相关性。或许，他早已爱上了他。而聂鲁达对追逐自己的警察，也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让这位诗人一直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也正是他啊。就这样，“猫与鼠”的游戏不再是一个追一个逃，而变成了两个男人的深情“虐恋”。而他们也在相互追逐之中，形成了如同和弦一般，徘徊在诗句之间的美妙互文。

最后想说的是，让后世记住聂鲁达的固然是他的诗句，但对万万千千的智利人民来说，他却并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他是敢于搏斗的先行者，更是为底层民众发声的代言人。

正如片尾所说的那样———“这些诗句为他们遭受的噩梦赋予了意义，他们记住的是愤怒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