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代理人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为某种际遇走到一起，组成类似家庭的亲缘关系，这是是枝裕和近年来探讨的主题。从《如父如子》掉包的孩子开始，到《小偷家族》里登峰造极的共生家庭，再到这部《掮客》。后两部电影更加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原因在于是枝裕和成功走出了日本家庭剧老套的亲情探讨，将视角投注到更加广阔、更加复杂的社会领域。环境往往是不被常人看见的阴暗面，人物往往是挣扎在犯罪与求生之间的边缘群体。无论社会给这类群体贴上了怎样的负面标签，是枝裕和总有办法从人性角度给予他们底线上的善良和尊严，从而让人在绝望中感受到默默温情。

丢弃婴孩和贩卖人口本应是触犯法律和遭受伦理苛责的不齿行为，如同偷窃一样，是人罪恶心理的展现。但如果，这些不齿举动是人身陷绝望困境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而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其罪恶性似乎能够减轻，也能够被理解。甚至于，如果丢弃和贩卖婴孩有着其他难言之隐，比如还掉巨额欠款，比如让孩子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似乎还能展化出人性深处的温情。人性的复杂性体现于此，没有绝对的善恶，善与恶在人身上总是共存。是枝裕和虽然看到了现实生活中边缘人群陷入的绝望困境，但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不像今村昌平那样把人当作“蛆虫”刻画，他会给予每位小人物应有的善良和尊严。

在《掮客》里，贩卖婴儿变成不得不为的举动。对于尚贤和东洙俩哥们来说，把丢弃在教会“暂存箱”的婴儿卖掉，首先是一门赚钱（可以缓解巨额负债）的生意，同时因为本身就是弃婴（与拐卖孩童相比），也不必遭受道德责难。对于生母素英来说，把孩子丢弃首先源自她杀人后自保的动机，孩子将是逃亡的累赘；当她知道尚贤哥们要把孩子卖掉，她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加入了“贩婴”之旅，因为她想亲自选择孩子的领养家庭，保证孩子有幸福的成长环境。还有刑警秀珍，她也想要婴儿被卖掉，这样她就能抓到贩卖人口的证据，把人贩子送进监狱。

但随着“贩婴”之旅的展开，一切慢慢发生了变质。原本没有亲缘关系的四个人（都是被抛弃的孤儿）因为孩子渐渐萌生出微妙的感情。与《小偷家族》里共生家庭模式类似，《掮客》里的四人像在一个原生家庭那样生活，每个人分担着维系家庭所必要的义务和责任。或许，这是他们自小到大都未曾体验过的家庭生活，从而激发出内心的柔情。“贩婴”的性质之所以发生转变，是因为外部力量的介入。刑警秀珍抓捕人贩的计划被发现，素英在秀珍的感化下变成合作者，她以让尚贤兄弟犯罪来获得减刑的交易。尚贤也由于债主追踪（受孩子生父之妻的委托）纠结于满足自我利益与不出卖同伙之间，最终他遵从良心，没有选择把孩子当作交易工具，踏上逃亡之路。

如果了解是枝裕和此前作品的话，《掮客》是一部相当标准的是枝裕和电影，有着是枝独特的编剧手法和用镜方式。电影虽然在韩国拍摄，由一帮演技精湛的韩国演员表演，但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影像风格，都是典型的是枝风（日本风），不仅没有给人违和之感，甚至让人看不太出这是一部韩国电影——譬如《掮客》里饰演素英的李知恩像是《小偷家族》里松冈茉优的翻版，长相和神采都非常相似）。这说明了是枝裕和在海外拍戏，没有遭遇水土不和的困境。这种在不同国度、不同语言环境里，仍能保持导演水准的技能，只有真正厉害的导演才有，比如阿巴斯、侯孝贤、法哈蒂等。

掮 客

自我风格的贯彻与偏转

作者:彭若愚

流浪于文字与光影间的文学研究生

近年来日韩导演们的电影创作声势不减，奉俊昊凭《寄生虫》一片独领风骚，横扫包括戛纳金棕榈、奥斯卡最佳影片及最佳导演在内的多项大奖，滨口龙介则借《偶然与想象》、《驾驶我的车》等多部作品囊锥露颖，强势崛起于世界影坛的视线之中。而曾在2018年以影片《小偷家族》获誉无数，成为继衣笠贞之助、黑泽明、今村昌平之后第四位斩获金棕榈奖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这几年间也顺利走上国际化制作的道路，相继推出了《真相》与《掮客》两部影片。

不过相较于是枝裕和过往作品所获得的交口称赞，他新作的口碑却显得褒贬不一饱受争议。《真相》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反响平平一无所获，《掮客》尽管力助主演宋康昊荣膺戛纳影帝，但影片的总体反馈依然不甚理想，有关是枝裕和“水土不服、自我重复、不思进取、活在舒适圈”的评价俯拾即是，对他的质疑与否定之声也从未停止。

《真相》剧照

《掮客》被视作是枝裕和《小偷家族》的近亲繁殖，却比之表现得更加天真与温情，似有对苦难施以浪漫化表述的倾向。但其实本片中呈露出的优缺点都是导演以往作品中所固有的，并非仅仅是因“水土不服”导致的异化。而对苦难施以相对轻盈、诗意、浪漫化的表述亦是他一以贯之的一种创作态度，即使在是枝裕和颇负盛名的《无人知晓》中，其温柔呈示与悚然现实间仍有着相当的区隔。到如今改变的或许是导演在贯彻自我上的分寸感，是枝裕和近年来愈发心慈手软了，敛锋藏芒的他甚至连一根芒刺都不愿轻易施诸于故事与人物之上。这便使得他在创作过程中对自我风格的贯彻发生了相应的位移，进而暴露出他影片中潜藏着的一些问题，同时也折射出其创作理念上的一些偏转。

母题的重复与变奏

法国导演让·雷诺阿曾说：“每个导演一生只拍一部电影。”这里的一部电影指的当然不会是产量，而是母题。移商换羽，其志未摇，优秀的创作者都会有他们毕其一生均在致力探讨的母题，无论具体的内容如何千变万化，统摄这一切的问题意识却会是吾道一以贯之的。尤其对于有着强烈作者风格的导演来说，影片的题材或类型可换可不换，纵使一直在重复同一题材亦无妨（比如洪常秀），但母题的确立则是不可摇撼的旨趣所在。以是枝裕和而论，他创作中的母题应该是“家庭”。

“家庭”的母题几乎贯穿于是枝裕和创作生涯的所有作品中，他始终在孜孜汲汲地探索家庭的边界与家人的关系，并不断尝试拓宽与更新对此种边界和关系的理解。《如父如子》中呈现了因“意外”导致的两个家庭与非血亲子女的相处，《海街日记》里展现了三姐妹接纳来自同父异母家庭的妹妹后的共同生活，《小偷家族》则更是直接僭越了传统伦理，让一群毫无血缘关系又各怀心事的社会边缘人物组建起一个临时性的家庭。及至本片，是枝裕和依然有延续“家庭”的这一母题，与《小偷家族》相仿，他通过贩卖婴幼的地下交易聚合起了包括卖家、掮客以及孩童在内的主角团，以找寻买家为目的踏上公路之行，让本无关联的几个人建立起临时性的家人关系。

《掮客》剧照

若因此而诟病是枝裕和自我重复倒也不必，实际上在他那部口碑不佳的类型片尝试之作《第三度嫌疑人》里他便有含蓄地传达过自己的创作观：真相是一个容器，它的面貌不取决于自身，而取决于人往里面放了些什么。家庭是他的母题，亦是他的容器。容器本身是不会改变的，但审视与对待它的方式则可以是千差万别的。是枝裕和在延续母题的同时也在尝试做出一些变奏，在《小偷家族》中，他试图厘清的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是否就不可能建立起家人血亲般的情感联结，但在《掮客》里，他想回应的则是“出生是否很好？”、“人的人生与生命是否得以被珍视？”的问题，这才有了片中众人对羽星的出生各自表达谢意的桥段。本片与其称是在延续《小偷家族》陌生人伦理的余波，毋宁说是在探讨一个生命的诞生对其自身以及他身边之人的意义与影响。在这看似固步自封的自我重复中，潜隐着是枝裕和希求更进一步的创作野心与探索欲望。

可恰恰也是这种对重复的母题加以变奏的“野心和欲望”，最终妨害到了影片的整体呈现。是枝裕和过往的“家庭片”作品，仰赖的是静水流深的不动声色和温润细腻的日常细节所攒聚起来的情感力量，宛如羚羊挂角不着痕迹地回应家庭生活中的问题与思考。一旦将之牵引到更为宏观的命题与更为深广的层面，便不再是能以平淡轻逸之姿去处理的事件了。特别是在一个异国情境的故事中，日常生活的细节被进一步稀释，情感表达的向度失去准绳，唯有冀望于借由某种普世的价值与情感来保持微弱的联结，使影片对于议题的回应变成了口号般的草草呼吁，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化作了浮泛的共情认同。而这个问题也不独体现于影片题旨的延展上，同样反映在对公路这一元素的使用上。

《掮客》剧照

公路的机巧与弊害

某种程度上而言，《掮客》可以算作是一部典型的公路电影。以宋康昊饰演的相铉、姜栋元饰演的东秀、李知恩饰演的素英为代表的主角团与裴斗娜、李珠英饰演的沿路尾随的刑警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一个“在路上”这样变动不居的时空间中。这本是是枝裕和在创作上颇见机巧的一面，公路即是心路，以一段找寻婴儿买家的旅程为故事背景，让主要人物在这个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完成生命体验，思想变化，性格塑造，并随之产生一系列的戏剧冲突。抑或是开展与他者的、与自我的心灵交流。这样既有助于丰满人物形象，呈示完整的人物弧光，也有利于趋避在拍摄异国故事时创作者生活体验与文化经验不足的缺失。同时还能兼顾到一去一跟之间警察同嫌犯可能产生的戏剧张力，强化故事的紧张感。

然而问题在于，是枝裕和终归不是深谙类型创作之道的商业片导演，他能够倚仗的，依然是细枝末节叠加起来的生活戏剧。而为了完成这出流动空间内的生活戏剧，这就不免使得他较为生硬地安插了一些人物与支线进来。比如育幼院内那个无人领养的大孩子海进，他的中途加入更像是为了给人物凑上对应的组合，与宋康昊饰演的相铉形成一个父子日常的情境关系。此外，一趟旅途之中繁多的人物展示，即使不计算尚是婴儿的羽星，连同两位刑警在内的主要人物仍有六人之多。于是所谓丰满的人物形象、完整的人物弧光在这些角色各自相对有限的发挥空间里便也无从谈起了，他们或多或少都只起到了功能化的作用，并未能被彻底纳入这个戏剧化的情境之中，只是到了有需要的时候前来进行特定场景下的特定展示而已。

《掮客》剧照

《掮客》剧照且公路片模式固然避免了某些日常细节难以落地的问题，却也致使文本与人物都如浮萍般悬浮与飘零，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认同与共识，都要依靠导演精心安排的人物前史与相似经历才得以实现。而原本强戏剧性的故事框架（买卖婴儿、公路追踪）被导演“细枝末节的叠加，就是戏剧性”的创作观念所解构与替代，但导演自身对于日常细节和生活经验处理的优长之处又因对异国文化与经验的熟悉程度不足而未能充分发挥，最终令影片得到了一些机巧，却失去了不少分量。

父位的缺席与在场

在是枝裕和的电影中，父位的缺席同样是极之重要的一个命题。纵观他的影片中对丈夫与父亲的描摹，不外乎是这样几种状态：死亡（《幻之光》、《海街日记》、《第三度嫌疑人》、《比海更深》）、消失或出走（《无人知晓》、《真相》）、分居或离异（《奇迹》、《比海更深》）、被厌弃或心存芥蒂（《如父如子》、《步履不停》）。这一度被认为是是枝裕和对传统家庭伦理及父子观的一种挑战与再思考，但有趣的是，从《小偷家族》开始，是枝裕和似乎开始尝试用一种父位的虚假在场去填补它的缺席，《掮客》中的表现亦如是。在《小偷家族》里，中川雅也饰演的柴田治与城桧吏饰演的柴田翔太之间并无父子血缘，不过是一对有名无实的父子，但柴田治对翔太一直以亲子视之，两人的日常互动也很有父子间的默契，属于情感认同层面的父子。

而在《掮客》里，宋康昊饰演的相铉与自顾自从育幼院出走，一直缠着他的海进之间，也隐然存在着这样的认同关系。不仅如此，姜东元饰演的东秀在摩天轮上对素英近乎表白的许诺，也宛然是要替代羽星的生父，补足其缺失父位的心意表达。

《掮客》剧照

从父位的缺席到虚假的在场，是枝裕和的这种情节与人物设计显然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悄然呈示了他创作上的一个转向。是枝裕和过往的作品中对父位缺失的表现常常是同父子、夫妻间存在碍阻抑或已然瓦解的亲密关系息息相关，反映的是即使名为家人血脉相连，也不见得就能相亲相爱彼此理解，是传统的家庭伦理与现代社会文化观念之间颉颃难下的矛盾。因抵触与失却导致父位的缺席，却又因它的缺席而不断试图找寻，是枝裕和的许多家庭电影正是在这样一种残缺中去凸显温情与羁绊。

但《掮客》、《小偷家族》则与之前的那些作品有所不同，在这两部影片中，是枝裕和希图探讨的是“偶合家庭”。（《如父如子》其实也勉强能够算在内，是枝裕和自己也将这三部作品看作是三部曲）这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指代一种现代都市的家庭模式，是在各种偶然因素的作用下，人们受外力的影响而偶然地结合在一起了。它既没有家族公共价值作为依托，也没有个人肉体自由作为根据，更没有信仰的依据。它呈现为一种虚伪的无根状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这是家庭的名存实亡，也是邪恶的滋生与道德的沦丧。

《掮客》剧照

不过是枝裕和尝试提出与厘清的问题则是，失去血缘关系作为依托的家庭与普通家庭有何区别？他实验性地将构成一个家庭的基本要素（血缘）消解掉了，并有意拓宽家庭概念的边界，破除原有家庭观念的桎梏。

考量到这一点，是枝裕和令原本缺席的父位转换为一种虚假的在场，其用心就不难理解了。设若在一个没有血亲关系，迫于外力组建而成的临时家庭中出现“父不爱子，子不敬父”的状况，并不会有人对这种情理之中的事情感到讶异，它是符合传统常识的。故此缺席的父位有必要得到一个偿补，即没有血亲却有名义的父亲前来代行父职。也唯有如此，才能让这个虽非血亲，胜似血亲的偶合家庭立稳脚跟，形成新的家庭关系认知。

可问题在于，是枝裕和为了贯彻这一创作意图，就不得不预设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偶合家庭，每一个成员尽管多多少少会做出一些不义、不道德乃至触犯法律的行为（偷窃、色情服务、变相勒索、贩卖人口、过失杀人等等），但他们的本质依然会是良善的，他们可以不是好人，但绝不能成为恶人。这样的预设或许是导演近年来在创作过程中对自我风格的贯彻丧失了分寸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主题先行的创作意图，他不能放任影片的情节与人物关系自然发展，而要服膺于他精心安排的设定，这就不禁让他原本所崇尚的对人物及事件背面敷粉，使情感意趣自然流淌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偏转，使之与其从前的作品判然有别。

《掮客》剧照

意图的偏转与错置

在奉俊昊与是枝裕和的一次对谈中，奉俊昊曾经问是枝裕和：“您经常以家族为主题拍摄作品，是带着对主题的野心开始拍摄的吗？还是自然地想着人物、场所、状况会怎么样，然后自然而然地展开呢？我很好奇，一开始写剧本的时候。”而是枝裕和则回答道：“一定要说的话，是前者吧。”这段对话较为清晰地呈示出了是枝裕和的创作方法论，在拍摄之前，他便已然有既定的主题与预想的故事了。

尽管在家庭片中，这样的未雨绸缪提前布置或许影响不大，但那是基于传统家庭的成员身份与职能分配都相对明确而稳定，少有涉及到社会问题与复杂来历的前提下。倘若导演有意解构这种传统家庭关系，并将之纳入到一个或多个纷繁驳杂的社会事件之中，那么此种预设无异于是在自缚手足，单一化创作的向度，最终陷入到胶柱鼓瑟的境地。为了温情脉脉欲诉还休的聚散别离，便无法决绝地呈示满布人性挣扎的罪恶渊薮，于是带有柔光的滤镜，偏重浪漫的叙述，便成为暗通款曲的唯一方式。

《掮客》剧照

自《海街日记》以来，对是枝裕和的影片失却旧有的锐度，变得过分温情乃至甜腻的批评持续不断，不曾稍歇。但其实是枝裕和作为一个“社会派”创作者的清醒目光与冷冽视角一直都在，否则他就不会在现下的创作中屡屡去碰触具有议题性的社会事件作为选材。他也没有一昧耽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生活中，不然他没必要为《掮客》中的各个人物安排前史，尽可能合理化他们之间产生的共情或是同病相怜之意（东秀和海进都是被抛弃的孩子，素英无家可归，相铉妻离子散，很难得到与女儿共处的机会，刑警秀珍似也曾有过不靠谱的父母）。

是枝裕和很清楚现实的险恶，但它依然想要给予一个正向的反馈。他在谈及《掮客》的创作缘起时提到：“我一边写剧本，一边在韩国进行各种采访，还接触到了婴儿保护舱出身的孩子们的声音。面对着他们纠结着“自己出生是否很好”的迫切感时，产生了必须制作成能够回答那个问题的作品的想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台译《婴儿转运站》会比《掮客》更贴近导演的创作意图。相铉和东秀并不仅仅是靠介绍婴儿买卖收取佣金的中介，他们还像是经手婴儿转运，将之送往正确出路，并对他的生命抱以认同与肯定的服务者。是枝裕和诚然是试图美化了这样的不当交易，甚至连最后参与的买家都是体面、明事理、疼爱孩子的富人夫妇。他恐怕在决定回答那些婴儿保护舱出身的孩子的疑虑时便已决心要为他们保留一个光明的未来或至少是一个光明的尾巴，以此帮助他们实现自我认同。

是枝裕和《掮客》片场照

然而这样预设好创作意图、人物框架乃至问题答案的影片，无疑是悬置了诸多现实问题的空中楼阁。纵使温暖的熹光只是抛洒在表面，内里无可奈何无以诉之的哀婉与创痛犹在，但当天真的感伤湮没了创作者原应冷峻克制的审视时，当清醒的目光一再被渴求的答案所遮蔽时，当影片不惜用回答替代了发问时，导演对自我风格的贯彻与坚执便如同一次注定会偏转的错置，步入的将只能是过犹不及的误区之中。

抱持着明确的创作目的，精心拣选合适的素材，施以自己一以贯之的个人风格作为包装，转而将之推向既定的道路上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掮客》这部影片里，真正的“掮客”或许正是导演是枝裕和本人。

-FIN-

要不是因为老田的分享，我真不会去看是枝裕和的这部新作，毕竟豆瓣评分摆在那儿。但即便做了心理准备，影片依然让我大跌眼镜，怎么可以烂成这样：失败的《小偷家族2.0》，伪善的反堕胎宣传片，全是尿点的伪底层生活剧，没有技术含量的演员演技，强行合家欢的烂片结尾！这可是拍出《海街日记》《比海更深》《如父如子》《无人知晓》的是枝裕和啊，怎么可以交出这样的东西！

更可怕的是，这部片子不仅存在剧情平淡乏味问题、人设脱离现实问题、剪辑详略不当问题，更有大是大非的观念问题。人贩子就是人贩子，什么掮客、婴儿转运站都是美化！我不想了解人贩子的艰难处境和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不想知道杀人犯的人生故事和堕落轨迹，不同情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口收买犯，不认同只考虑生不考虑养的伪善反堕胎观！美化犯罪，同情罪犯，就是恶的帮凶。一车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却无比尊重一颗受精卵的生命权、无比关心怀中小婴儿的未来，这不是扯淡吗？！这部片子的观点放在美国取消对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天朝人口拐卖crime依然猖獗的当前，简直就是为虎作伥、粉饰罪恶，不可原谅。

观念问题是硬伤，片中多次出现的剧情和人设bug也让人无法直视。女主文素英一开始在雨夜中将自己的孩子遗弃在教堂保温箱外面的地板上，连铺块纸板都没有，这是存了沙娃的心呐！后面在寻找买家的路上，对孩子的关爱还不如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男人，孩子哭了连看一眼都没有，还是对面的妇人主动过去哄，这非常有违母亲那种天然的反应。但如果你说她是个狠心的缺乏母性的人吧，又不尽然，某些时刻她会有护子心切的表现，比如破口大骂嫌弃自己孩子不好看的买家、激烈回怼指责其弃子的女警。合着自己的娃只能自己虐、别人说一句都不得？真不知导演究竟想塑造一个怎样的母亲形象。

一个在城乡结合部开小裁缝店、负债累累的loser，一个孤儿院出身、在教堂当临时工的底层，他们的积蓄居然可以支撑三个大人、一小孩一婴儿数天的吃穿住行和看病费用，还能住有沙发台灯的酒店房间、买高档的婴儿背带、坐高铁逛便利店……女主还一路带着摆满台面的化妆品、带几个月大的婴儿居然能睡整觉……导演和编剧脱离真实、脱离底层人民的生活究竟多久了啊？连观察和想象能力都缺失了！这个毛病在《寄生虫》里也存在，穷人不像穷人，富人不像富人，剧情全靠脑洞和意淫，居然还能斩获无数奖项，真是无语。。。

原载《环球银幕》

你完全可以说宋康昊代表着韩国，在他于今年5月拿下戛纳影帝之前之后都是。作为韩国唯一一位问鼎戛纳、拿下欧洲三大表演类首奖的男演员，于此时来谈论宋康昊自然拥有一个清晰的焦点，但事实上，以角色构成的那些繁杂之点，早已遍布进韩国文化与时代的织布，成为了宋康昊自己的密网。

他以表演和角色之网，捕捞起现代韩国民主化前后一辈中青年的时代缩影，并以此凝练出一副副韩国男人的面孔。他们或是那个失意的、总为家庭奔忙、权威摇摇欲坠的父亲；或是在黑帮匪道与善恶军警里摇摆、难寻真相的无力者；又或是那些被权力缠绕、间或为之窒息的牺牲品；当然，也是机缘巧合担当起婴儿“掮客”的象征之父。我们通过宋康昊得以读取韩国，也通过宋康昊的痛苦检阅韩国的痛苦，正如我们通过宋康昊的脸窥见无数韩国男人的脸。他，就是那个韩国男人。

韩国男人的脸

“帅哥有很多，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宋康昊

当我们谈论到宋康昊，父亲一定是个绕不开的标签，我们记得的那些宋康昊最经典的角色，几乎都与父亲有关。他们通常是韩国社会中最常见，也最面目不清的那些人。在故事的一开始，家庭、工作与社会话语的重压，令他们难以舒展身躯，也掩去他们作为人独特的面部肌理，正如《汉江怪物》中被推到极致，甚至有些迷糊的父亲康斗；又或是那辆飞速行驶、永不停歇的《雪国列车》上，身为制造者却只能勉力保全家人的父亲南宫民秀；同时也是《寄生虫》里那位如蛆虫般苟且的父亲基泽，“如无脊椎动物一般”地活着。

《汉江怪物》中靠经营小店维生的康斗，是在算不上是个多合格的父亲，但也正是这个被激发之后依然做不了什么的无能之人，才刚好以讽刺的姿态道出了民众难与体制抗衡的黑暗。宋康昊更多是以眼神去诠释康斗的，他双目中透露出的那种迷茫，也就是被安排的大多数对于命运的迷茫；曾在他脸上绽放的无知微笑，就是个体幸福之于体制而言的虚妄；他在手术台上的挣扎反抗，又是牺牲品被权力开颅的必然命运。宋康昊的表演，是站在韩国民众长日已久积累的国民状态中的。也正如导演奉俊昊所说，宋康昊“通过吸收韩国的现实来做到这一切。”

比起《汉江怪物》里的康斗，《雪国列车》里的南宫民秀似乎更有造诣一点，工程师的身份让他以类似知识分子的阶层出现，但也始终难逃“失能父亲”的结局，让女儿成为最终活下来的人之一，或许就是那为数不多父权得以超越强权的时刻。而在《思悼》里的暴君英祖，不惜饿死自己的儿子，则又刚好是南宫民秀的反面，他让君权征用了父权，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败父亲。

顺着这个序列看下去，《我要复仇》中的工厂主父亲东劲，则几乎是个全然的失败者。自认从未得罪过什么人的他，高中毕业后做电器工程师起家，是没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奋斗一代。然而妻子却在经济崩溃后离开了他，讲述起这段过去的时候，宋康昊饰演的东劲眼中神情中没有任何责怪，有的只是身为一位男性，身为丈夫和父亲的失职感。似乎是要呼应于影片本身的器官贩卖主题，宋康昊也用一种生理本能般的疲惫演绎着东劲的崩溃。当得知女儿去世后，他在河堤上蹒跚而行的机械感；在电击裴斗娜的残忍时刻，他状如失聪的木然感；在最后的宣判时刻，他也终于以自己的身躯付出了血肉的代价，证明了激进组织的存在。

宋康昊赋予这些父亲的，是一代韩国男性承担家庭支柱，却又难以在社会功能和家庭功能中调停的尴尬，东亚社会施放于男性身上的重压，于精神于身体均是毁灭性的打击。身体在这些影片中时刻被宋康昊调用为机器，投影出韩国男性的脸，那是一张张被拓印上父亲和丈夫诅咒的面孔，父系体制与他们而言是权力也是诅咒，更多时候，是缠绕并绞毁一切的噩梦。而这个被噩梦困扰的韩国男人，从未胜利过。

暴徒与黑帮

“喂，你有火吗？”

——宋康昊

大家都会说宋康昊拥有一张平凡的脸，也正是因为这种平凡，他才得以绕过从好莱坞习得精髓的韩国娱乐工业，蔑视明星制，成为角色意义上的明星。这张脸既可以是典型的韩国父亲，也可以是终身都献祭给权力的肃虐君王，同时也可以是那些挣扎于暴力漩涡里的狂徒。他的圆润既可以浸润家庭的亲和，也可以砂洗于枪火的高温熔炉；他的皱纹既可以来自家事的风霜，也可以成为血色伤口的温床。但可以确定的是，暴力对于宋康昊绝不是天生，而是更多来源于演绎。

在李沧东的处女作《绿鱼》里，宋康昊饰演的黑帮小弟甚至比老大还要惹眼。在鞠躬送走老大后，来到复员回家的男主角面前，“喂，你有火吗？”，是这个人物的第一句台词。等到再次与男主角相遇，“有火吗”的台词复现，宋康昊在两次关于“借火”出场中便构成了一种表演上的复调。送走老大时，是耀武的高傲；再次现身时，则是戏谑调笑的自得。彼时的宋康昊尚未为人所知，但大家仍对这个混混角色印象颇深，甚至以为导演是雇佣了真正的黑道来饰演的。

这或许和宋康昊处理表演的方式有关，在《寄生虫》的访谈中，他曾提到自己在表演时并不是单纯地沉浸在角色里，而是试图去理解关于电影的整体框架——那些更为宏大的叙事：“我试着思考本质是什么，我需要传达给观众的信息是什么？当我在角色中看起来很自然时，那或许是这种努力的副产品。”

不过宋康昊呈现的这些暴力者往往都未曾拥有纯粹的暴力，在朴赞郁的《共同警备区》里，宋康昊专门为这个北韩士兵学习了北方口音，南边与北面、自由与封闭、警戒与融入的边界一点点被宋康昊的角色拆解。不论是对于中立方的调查视角来说，还是对于观看这部电影的南方、以及更广义的南方而言，宋康昊都承担着那个闯入者和弥合剂的角色。于是他在展示暴力时必须执行拯救，在流露艳慕时也必然分泌厌恶。那场关于糖果的戏或许可以成为这个角色的决定性时刻，这个旁观了南韩优渥一角的北韩人，展示拒绝的姿态只能是“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北韩能做出世界上最好的糖果！”。在这场文化与信仰的撕裂战中，他是保护者也是暴力者，而所有令人信服他是“北韩人”的表演，都源自于宋康昊精准控制的平衡——卑微的北韩士兵和高傲的前教官之间的混杂态度。

如果说父亲的关键词是失败，那这些与暴力紧密相关的角色的关键词便是被削弱的男子气概，也是宋康昊的“韩国男子图谱”中的一体两面。处女作《猪堕井的那天》里熟谙规则的文学同好，《密阳》里在当地如鱼得水却以大龄单身为失败标志的修车厂主，《蝙蝠》里在人道、神道与魔性中摇摆的神父，都是那些被削弱了男子气概的人。比起《共同警备区》暧昧游离的兄弟情谊，《杀人回忆》中的失意警探或许能让人产生更多共鸣。这个影响了大华语电影犯罪题材整个二十年创作的追凶故事，同样在在我们目之所及的故事里刻下了宋康昊的基因。

他所饰演的朴警探，驻于命案发生的小镇，凭直觉和主观臆断抓人，没有一次成功过。与汉城下调的苏探员讲究证据的理性破案理念不同，朴探员将毫无头绪的愤怒诉诸身体，对嫌疑人大打出手，亦是这一方乡土开化前夕的韵脚。当电影开场，第一个受害人的尸体在田埂被发现，宋康昊沿着小道骂骂咧咧走过去，用树枝圈出脚印，追赶着破坏证据的拖拉机，在紧密跟随他的长镜头中贡献了一段充满混乱、破坏与无知的表演。关心凶案的正义本能，和毫无章法以至于破坏了现场证据的乡野闹剧混合在一起，展演了那个时代杀人的真相。这段表演对于导演奉俊昊来说是无可替代的：“你可以感受到宋康昊的爆发力对长镜头的贡献之大。他扮演着一个填补混乱之间空白地带的角色。动物本能和广阔视野在他的身上同时存在着，令人印象深刻并诠释了整部电影。隐藏在整个《杀人回忆》背后的，是那个民主化前夕漫溢着白色恐怖的韩国，也是属于一代韩国人的杀人回忆，只不过犯罪者是时代。而宋康昊的表演，他看向尸洞的迷茫眼神，便成为了韩国历史的反照。

演员的现在时

让我当个看门人吧！

——宋康昊

回到一切的最开始，宋康昊的表演之路开始在演友剧团的舞台上，这个成立于1977年的古老剧团，由首尔大学戏剧艺术系的学生创建，带有强烈的反保守倾向，经常出演进步剧目，也时常遭到官方打压。1988年前后在釜山居住的宋康昊还是青年，但也已经感受到巨大的社会动荡和民主话题造就的浪潮，青年人无法在社会现实中释放的改造激情，可以在戏剧舞台上喷洒而出。

少年的宋康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我对如何向观众展示故事很感兴趣，也正好看到了演友剧团的演出，那场演出让我有机会确定我应该前进的方向。”于是他离开釜山去到了首尔，花了对当时的他来说很大的一笔钱——6000韩元，买了一场戏的门票。在看完戏剧后，他去到后台，见到了当时的剧团导演之一柳泰浩，当时的二人都不知道，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他们将会因为《杀人回忆》合作。激动的宋康昊甚至对柳泰浩表示，只要留在剧团，让我当门卫也可以。当然，他的热情得到的只是善意的拒绝。之后，宋康昊花费了一些时间才被剧团接纳，一呆就是数十年，舞台对他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存在。他在《演友的三十年》中写道，“剧场是我唯一追求的向往对象。”

或许是因为没有受过系统的表演训练，宋康昊并不是那种纠结于细节的演员，《杀人回忆》最著名的台词之一，出现在DNA报告显示他们最关注的嫌疑人并非凶手的一刻，宋康昊掐住嫌疑人的脖子，要他看向自己的眼睛，问他“你每天早上也会起床吃饭吗？”这句台词其实来自宋康昊的即兴发挥，他说，这就是他如果真正遇到罪犯，最想对他说的话。有意思的是，宋康昊和奉俊昊在这方面高度一致，都厌恶排练，喜欢即兴创作。“我们都是那种随心所欲并立即开拍的类型，宋康昊模糊了即兴创作和非即兴创作之间的界限，他让我精心编排的台词听起来即兴而生动，仿佛每一刻都是一部纪录片，但他又能呈现它的对立面，让自己创作的即兴语句听起来像是导演预先写好的台词——因为它们与整部剧的节奏非常吻合。”

国民演员的称号，在认知度之外，于宋康昊还有更复杂的意义。最初以豪华男配角身份崛起的宋康昊，在2000年前后进入到鼎盛时期，并将其绵延二十年之久，这背后与之并行的，同样是韩国电影的上升期。自忠武路开启复兴时代后，身为三驾马车中的一员，宋康昊对韩国电影涉足内外、面见世界的参与程度，同样也代表着韩国电影之于世界电影的参与程度，这里既有《思悼》、《辩护人》这种描摹了韩国历史与父权，极度本土化的产物，也有《雪国列车》、《玉子》这样代表了工业化最高水准之一的商品；而到了《寄生虫》和《掮客》之际，则代表着整个西方电影世界从工业、学院和节展的维度，全面应允韩国电影登堂入室。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宋康昊的演员现在时，就是韩国电影的现在时，宋康昊的演员黄金时代，就是韩国电影的黄金时代。

（首发于公众号：霧風誌，欢迎关注）

《掮客》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继《小偷家族》之后的最新作品，宋康昊、姜栋元、裴斗娜、李知恩主演。宋康昊凭借这部影片在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斩获影帝。

讲述了无法养育孩子的母亲素英把婴儿丢在“婴儿暂存箱”前，婴儿被尚贤和东洙偷走打算进行人口贩卖，隔天素英却回来找孩子了，最终她为孩子找到更好的父母，加入了这一趟荒诞的蔚珍之旅，然而他们已然被两个警察盯上，并计划在他们交易的时候实施抓捕······

这是一部典型的公路片，也是一部鲜明的作者电影，主题上一如既往地关怀现实议题，一样的边缘小人物、遗弃的孩子，以及非血缘关系的重构家庭。

因此这部电影的讨论离不开导演前作《小偷家族》。

如果说《小偷家族》着重展现了这种家庭模式的深刻依恋与羁绊，那么《掮客》似乎是这种模式成型的一个过程，被抛弃的边缘人最初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就像是“前传”一般。

《小偷家族》所描述的家庭，之所以情感紧密的前提，是他们经过了多年磨合，生活在同个屋檐下，慢慢建立了深刻的情感联系，和谐得像真正的家人。

而后者的组合是不和谐的，对素英来说，尚贤东洙是才认识几天的陌生人，甚至还是要卖掉她孩子的掮客，存在身份的潜在威胁，短短的几天旅程里，能有多深刻的依恋和羁绊呢？

有些观众也许期盼看到《小偷家族》式的浓郁情感，但在这个故事的语境中，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能忽略人物之间的潜在威胁，导演并没有忽略这一点的描绘。出发前一晚协商的场面，昏暗的房间，所有人的脸都隐藏在黑暗中。

这个构图，除了两个人剪影位置体现出的权力关系，画面中清晰可见的是背景中的婴儿羽星，而婴儿的位置更靠近尚贤，而不是妈妈素英。这个画面强调了威胁——羽星被他们掌握在手中，想领回没那么容易。

尚贤东洙一高一低，不平衡的构图，只有右侧有微弱光源，两个人的脸一半是黑的。

虽然没有暴力威胁的台词，但是镜头语言都说尽了。

第一次尝试交易，其中一个镜头是远景，摄影机以一种旁观的姿态冷眼看着，人物都是剪影，被潮湿黑暗的空间包围的画面提醒着这是一场非法地下交易。

注意每次交易都是由尚贤或东洙抱着孩子的，而不是给素英抱。难不成是体恤女性，怕素英累吗？演员李知恩在发布会上说，为了角色学习了抱孩子的方法，但实际拍摄很少有抱孩子的机会。

为什么这样设计？从掮客的立场，如果交易时素英抱着孩子跑了怎么办？钱不就没了？

残酷的层面看，一开始这个孩子就被当作货品、人质，而非个体生命。

因此，《掮客》人物间最真实的情感关系，恰恰是以“无法亲密”的前提开始的，带有威胁的、利益的关系，在慢慢了解对方的过程中，也始终有种不和谐的、别扭的游离感。

因为每个人都有着“遗弃与被遗弃”的过去，互相在彼此身上看到影子，东洙在素英身上看到抛弃自己的妈妈的影子，尚贤在海进身上找到了当爸爸的感觉（摩天轮两两互为对照组）。

影片中段，他们才互通真实姓名和故乡，不容易的亲近。

到了后半段游乐园坐摩天轮，才小心翼翼地确定彼此的情感联系——东洙的“求婚”、尚贤的“洗车约定”。

素英和警察合作、自首，尚贤确信素英会出卖他们。关系本就不稳固的五人的最终解体自然也不具有《小偷家族》那样的力量，似乎导演也没有想“用力”让观众感到惋惜，而是轻描淡写地。

就像摩天轮“到顶了”，自然而然地会下来，迎来一个结束。

因为有结束，才有可能“重新开始”不是吗？

素英这个人物最想要的就是“重新开始”，但她被现实摧残了太久，不相信能重新开始。前面也说“雨会把昨日的我冲洗干净”，也是想重新开始的意思。

固定机位让人关注到景框内的所有视觉元素。画面中央羽星的小手一直在抓素英的头发，若有若无的触碰，十分可爱。

雨水的意象是贯穿全片的最重要意象。在电影中，水往往代表情感的流动，在这部影片中雨水可以多重理解：

情感上首先是牵扯不断的羁绊、令人痛苦的情绪，也对应到因客观状况的改善，从而情绪上由痛苦转为平和，从开头的暴雨，到后来的晴天小雨，再到结尾完全的风和日丽。

即使雨一直下，东洙说有雨伞就行了。对应后面素英说如果下雨，你带着伞来接我。两人之间的情感升温1°，这条感情线极其克制，点到为止（值得韩国导演学习，不是什么情况下都要谈恋爱的···）

雨也起到烘托氛围的效果，开头便给人强烈视觉印象的暴雨渲染了沉重、阴郁、潮湿不适的氛围。

同时，理想化的寓意层面，雨水对应到冲刷洗净、焕然一新。有趣的是，也可以对应到洗车情节，洗车时海进偷开窗户让水喷进来，不仅把车洗了，人也洗了。

大家都笑了，内心轻松了很多，不仅压抑的情感得到释放，对于观众也是“喘口气”的时间，有缓冲、平衡节奏的效果。东洙拱起身子护住素英和羽星的细节也很暖。

因为公路片的主要载体是车，而车是封闭、局促的空间，封闭式镜头较多，因此“窗”就成了故事的“出气口”，“开窗”的动作就值得留意，让风吹进来、水喷进来的时刻，可能会带来一些微妙的转机。

有一个和雨水、开窗有关的场景，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幕——下过雨之后，粉色的小花落在警察秀珍的车窗上，镜头特写她伸手去摸那朵花，不是一下子摘掉或捏起来，而是将被雨水淋湿黏在一起的花瓣展开，慢慢才顺着车窗拿进来，她拿着小花看了看，然后松手了。

原本很直白的台词，因为这一系列小动作而变得意味深长，是枝裕和的电影有很多类似的小细节可以品。

表面上就是思索问题时无心的小动作，显出她对待这个问题的困惑，似乎也有一点点秀珍身世的暗示。

深层看或许这朵粉色小花就是秀珍眼中的素英？被淋湿而变得皱巴巴的素英，但莫名想将她“展开”来看看她为何要丢下孩子？

秀珍把小花拿进来而非丢在外面，也与后面对素英态度的转变、帮助素英照顾羽星的情节走向相合。

虽然秀珍这个人物的篇幅过少，有点可惜，但是个有弧光的角色，看起来正直干练的女警，为了抓掮客们而“钓鱼执法”。从完全不理解、一心想抓人，到说出“最想把孩子卖出去的是我”。

这一幕的构图，只有车窗外的游乐园灯光是亮的，而车内是一片黑暗，秀珍只有隐约的轮廓，仿佛在外面的尚贤他们才是正当的，里面的秀珍她们才是犯罪分子，用这样的构图平静而克制地表现出自嘲与讽刺。

这部电影的人物塑造几乎都是这样，没有集中地刻画某个人的形象，没有传统韩影的爆发式演技高光时刻，而是三言两语，淡淡地点出善恶人性中微妙的交错点。

比如东洙，这个人物给我整体印象是“温吞的好人”，一直抱着孩子有种奶爸的感觉，后面发现他也有耍狠的一面，两下就把黑帮小子勒晕了。而这点早在领养机构阿姨问伤口那里就铺垫好了，果然没有一句台词是废的。

尚贤则是反复说黑帮小子是“熟人的儿子”，大概说了2-3次，好像很讲人情的善良大叔，最后却把这熟人的儿子杀害了。

没有直接展示凶杀场面，而是用新闻和尚贤的反应来暗示——尚贤原本低着头没注意，听到和自己有关的新闻一惊，很快恢复淡定拿起饮料喝，一系列反应，虽然有惊讶一下子，但马上喝饮料代表对这件事是知情的，暗示凶手就是他。

另外，场景设置在人来人往的车站，用意有两个。

一是暗示他准备坐车逃亡，二是人们会在等车无聊时看两眼新闻，车来了就离开，不会真的关注新闻内容，就像电视机画面的镜头中，原本有两人入镜，一句话的工夫，左边的人已经离开了，车站就是忙碌而冷漠社会的缩影。

在是枝裕和的电影中，他会用很多镜头与拍真实生活的琐碎和沉重，对比之下对死亡的处理总是很轻，甚至“不在场”，想想《步履不停》是不是也如此？

讽刺的是，这条凶杀新闻的下一条新闻紧跟着是讲“家庭”的，但尚贤的表情变得黯淡、麻木。他是渴望家庭的，但他也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回归家庭了，无论是前妻和女儿的家，还是和素英他们的那个“家”。

秀珍、东洙、尚贤，其实都是有点“反转魅力”的人物，在导演冷静地注视下，人物的善恶微妙地交错，最终给出了一个温暖的人道主义开放结尾。

素英服刑对应到“把昨日的我冲洗干净”，片尾在阳光下奔跑对应到“重新开始”，经历过抛弃后，主动选择的“家庭”，结构上是很完整的。

在这部电影中导演关怀的社会议题，包含了“弃婴”、“堕胎”、“领养”，而掮客的非法勾当就从社会对这些议题的无视中滋生。

其实是很尖锐的题材，但是枝裕和的影像风格使得影片总体呈现出一种趋于保守的批判性。

相比导演的经典之作《无人知晓》，这次明显力度是弱太多，又没有《比海更深》那种静水深流的感觉，故事放在韩国背景中有点“浮”，不够“沉”。个人认为这点稍微遗憾。

另一方面可能和现在审美环境有关。

我们首先是要符合三观，这个条件下再尽可能多的戏剧化情节塞满满，情感充沛有升华；对于韩影的期待则是强劲又黑暗的讽刺，以及反抗过后的绝望感结局。观众似乎在其中投射一种痛快的补偿心理。

可事实上，是枝裕和导演哪种都不符合，《掮客》就是一部本质是文艺片的作者电影，商业性甚至没有《小偷家族》强，所以注定不是一部现在的主流会喜欢的电影。

不过，《掮客》在国际上的成功也证明了日本大导与韩国演员的组合还是很有吸引力和潜质的！明年会有一部OTT原创韩剧《Connect》播出，是日本电影导演三池崇史，与韩国演员丁海寅的相遇，令人期待在文化、语言都有差异的情况下创作出的作品，究竟会有怎样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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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枝裕和自2018年凭借《小偷家族》夺得金棕榈后，以韩语电影《掮客》首度回归戛纳主竞赛。

这并非是枝裕和自《小偷家族》之后的首部长片，也不是这位日本导演首次执导外语片。有法语片《真相》练手，回归亚洲的文化风土拍一部韩语片，是枝裕和应已游刃有余。

戛纳红毯上的《掮客》剧组

影片《掮客》围绕为弃婴雨盛寻找家庭的主题展开。在釜山开洗衣店的尚贤和在孤儿院长大的东洙从“婴儿暂存箱”中捡到被素英抛弃的男婴雨盛。两人本已开始着手联系买孩子的家庭，素英却回到釜山，加入尚贤和东洙为儿子寻找买家。

三人一起踏上了送子之路，然而素英的秘密、尚贤的债务和非法买卖孩子的生意，让警察和黑道一路紧紧尾随他们。

2022《掮客》

以孩子为核心的家庭故事一直为是枝裕和所长。《掮客》也不例外，剧本颇有《小偷家族》的味道，除了人设上基本换汤不换药，剧情主线用找买家代替收养，也让尚勋、东洙和素英三个本无关联的人之间产生了家人般的亲密感。

跟前作《小偷家族》最大的区别在于，在这个看似戏份均衡的群戏当中，故事的题眼低调地落在了李智恩扮演的素英的身上。她的身世和秘密使她不得不抛弃孩子，但她对孩子将送不送的摇摆与冷漠的态度，也让尚勋和东洙这两个真正的掮客感到困惑。

在寻找买家的过程里，素英审视着那些有可能成为孩子父母亲的人，同时自己也成为了被拷问的对象：作为雨盛的亲生母亲，不能够将孩子养大的她要承担什么责任和惩罚。

同时被拷问的不仅有素英，雨盛的存在像一面镜子，照在他们所有人身上，因为在这辆从釜山出发的寻亲车中坐着的所有人，都各自经历了家庭的不幸。他们都将自己有关幸福的心愿，加在了雨盛身上。

行进中的旅途作为剧情的推动力，人物复杂性在路上被一层层地展开，这个过程非常清晰地展现出了是枝裕和的深厚功底。他总是可以将人情世故拍得绵里藏针，让人物内心的情感自然流露。

当然，这也要归功于演员的表现力，宋康昊与姜栋元一如既往发挥稳定，将人情味与朴实的善意融进一举一动。

宋康昊饰演尚贤

姜栋元饰演东洙

最大的惊喜来自李智恩，相信无论是她的忠实粉丝，还是只知道“歌手IU”的观众，都会被她在《掮客》中细腻又不乏冲击力的表演惊艳。她丰富的舞台经验非常帮忙，台词清晰中气足，无论爆发戏还是细腻情感流露，分寸拿捏都刚刚好。

从类型上来说，是枝裕和拍摄了一部典型公路片。强调“典型”是因为《奇迹》可以算作他的“非典型”公路片，尽管主角们是一群不会开车的小孩，但借用新干线这一工具，在电影的后半段完成了旅行和途中的成长。

2011《奇迹》

相比之下，《掮客》的公路片性质更纯粹，旅程之所以开始，就是为了送孩子去到正确的目的地。而途中的全部人各怀心事且自顾不暇时，交易孩子逐渐成为了一个不可能达成的目的，旅程就此结束，电影也进入收尾阶段。

诚然《掮客》的精彩可圈可点，但是枝裕和似乎还是让不少期待他的观众失望了。很多媒体对《掮客》持保留态度，有些是出于对是枝自我重复的不满，也出于对这个过分天真无邪故事的不耐烦。毕竟在现实中，一个买卖孩子的非法生意里几乎不可能一个坏人都没有。

英国《卫报》甚至尖刻地批评，这部电影中的人物刻画浅薄得令人厌烦，而秘密与阴谋的部分没有一个字是真实可信的，连“婴儿暂存箱”这项服务都荒诞得令人发笑。

这些批评并非没有站得住脚的地方，因为电影里有很多细节并未被仔细打磨。比如雨盛作为一个婴儿很少哭闹，而素英无论身体行动力还是照顾孩子的方式，都体现不出是一个刚生产的母亲。

虽然有几幕非常精彩的戏，为几位主角的情感发展做了一些铺垫，但接近尾声时的相亲相爱还是有过分做作之嫌，推高的痕迹过分明显，反而让情感过分纯粹到了不自然的程度。

总而言之，是枝裕和的温柔一如既往。观众可以非常安心地走进他的故事，享受一场心灵的按摩，观摩一个没有坏人的世界，看矛盾是如何产生又如何消解的。

很多人抱怨是枝裕和在重复讲故事，父母子女的关系都不再新鲜，反复剖析来去也只是新瓶装旧酒，但这是一个致命的缺点吗？自我重复并非错误，艺术家一生中感兴趣的事情毕竟也有限，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兴趣耕耘到其他人难以企及的深度，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如果抛弃对“是枝裕和作品”产生的额外期待，单看影片《掮客》的质量，这次是导演的稳定发挥。是枝裕和的招数依然有用，能够触到观众，且有出彩戏码，这足以让《掮客》被列为他的水准之作。

即便一个导演有十八般武艺，没有一项能镇得住观众的也只是徒劳。是枝裕和对动人细腻情感的刻画总是能触及到观众的内心，稍有不慎就被他拖住。这是看家本领，不得不服他的老练。

观众纵有自己的期待，但《掮客》的讨喜之处，不就是曾经在是枝裕和的其他作品里感动过他们的吗？那些感动，总不会过时的吧。

作者| 蓝詹；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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