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山鱼谱

1. 看了二十分钟，还不错，丁若铨问可居嫂，您是不是也嫌弃我是负罪之人啊？“不不，您很英俊”，笑死我了！！！

可居嫂低情商：谁让他一个劲灌酒还去海边瞎得瑟

可居嫂高情商：那个......大人他贪杯了，又去海边散步才出事啊

2. 画面真的美，月下独酌，波光粼粼的海面，孤月高升，这就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3. 加分加分！可居嫂也是个神人，”大人也和普通人一样，觉得种子重要，地不重要，觉得父亲重要，母亲不重要“厉害厉害。

4. 越看越伤心。

5. 所以真实里昌大到底如何的？

6. 昌大，你听了老师说说天主教的话，就要洗耳朵了，殊不知中国有句话就叫“洗耳恭听”，最终你还是听进去了

我之前重译了列文森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该书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儒家学问在现代社会失去了现实有用性，因为科举制度取消了，选拔官员不再需要儒家学问，皇权也不再需要儒家学问构建的世界观，所以儒家学问只能成为博物馆里的文物，干干净净，作为过去辉煌的象征，而与当下政治无关。

这个论断大致是对的，但我一直困惑的是作为一种价值和信念系统的儒家，在脱离了现实有用性以后，是否还有生命力。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读钱穆，读到他引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会心里一热的。后来书读得多了，反而对那套话语无感了。再后来读什么都带着批判的眼光，读来读去，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兹山鱼谱》这部电影，让我感动的是里面表现的“性理学”。所谓“性理学”，也即朱子学，是当时朝鲜科举考试的内容，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唯一“真正”的学问。被流放的丁若铨固然极其精通这套学问，黑山海岛上的渔民昌大也向往并深信这套学问。这是建立在书本和文字基础上的知识，也是社会阶层区隔的坚实壁垒。但是丁若铨理解的“性理学”还有另一个层面，也即电影里解释《大学》第一句的那段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昌大查了字典，每个字都认识，但什么意思不明白。丁若铨随口就给解释明白了：“大学之道，在于显明我们自身本有的光明的德行，在于亲近民众，在于回归到圆满的本性中来。” 这个解释其实更接近于王阳明的心学了。也正是有这种对于本性之光明的坚定信念，丁若铨才会觉得性理学和几何学数理学等等西学是不矛盾的，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也是了不起的知识，满足好奇心本身就足以成为目的。昌大认为像四书这样记录下永恒真理的书，才是真正的书，而丁若铨觉得实证知识也是值得记录下来的——海客的游记，海洋生物的习性——这才是真实。因为丁理解的性理学是一个开放系统，所以才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去接受西学，甚至是渔夫的知识。

我一直觉得儒家知识体系里最有现代精神和包容力的就是阳明学，因为它是一种向内的探索，而不是向外的。内圣可以接续各种各样的外王，甚至可以不要外王。内圣，最要紧的还在于一种人人平等（皆可成圣人）的核心价值。如果不相信人人平等，不相信在本质上人性都是相通的（如果不是相同的），那么政治设置上的区别、权力分配上的高下，就不会消失。如果儒家在现代社会还要有生命力的话，谈孝道，谈牧民，谈亲亲尊尊，谈和谐社会，都很难唤起被现代性深刻塑造过的独立个体的共鸣。当然，很多人在今天谈儒家，原本也不是为了去彰显个人性，而是更看重其“治道”。但那种“治道”，在脱离了科举和官僚制度以后，也不过是肤浅的装饰品罢了。

1、兹山魚譜（자산어보，2021）在韓國大放異采，繼王的男人（왕의남자，2005）、思悼（사도，2015）後又一次讓人惋惜韓國再次拍出了中國應當拍出的東西。玆，是「兹」的本字，這是「兹」的其中一義。段玉才說文解字注：「 玆 ，從二玄，音玄。」「二玄」的意思就是玄之又玄，黑之又黑。丁若銓作為一個文人雅化了當地對「黑山」的俗稱為「兹山」，因此，片名的「兹山」，應作「玆山」，讀作「玄（音懸）山」，不過現代讀作「兹（音孜）山」也無可厚非。

2、接著，想寫一點關於兹山魚譜一片的思想性層面。電影的主軸在教如何作人——人的生物性層次叫作「小人」，人的人性層次叫作「大人」，而整部電影講的「成人之學」是「成大人之學」，就是故事中張昌大心心念念琢磨的「大學」一文。因此，劇情聚焦在張昌大這個由小妾所生庶出的孩子，如何從一漁夫蛻變成士大夫——注意，當昌大辭官時，丁若銓才算火盡薪傳，那一刻的張昌大也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士大夫。

3、劇本以張昌大反覆誦讀，試圖理解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為核心，這段大學中開宗明義的話中，「明明德」已經由昌大的老師丁若銓以尚書中若干篇義理來作說明，而「親民」，則是由整部電影情節之鋪展來注解。親民，就是親近人民。那麼，什麼是人民？什麼又是親近？

[a] 親，親近 「親民」的「親」，在電影中是治學方法，就是朱子理學的格物致知、即物窮理，也就是對人事物透徹的觀察、感受、理解、分析、歸納、辯證、融會等態度跟實踐方法。

[b] 民，人民 「親民」的「民」，在電影中，第一，指人們賴以維生的土地——這就是茲山魚譜的由來，茲山魚譜是丁若銓貶謫流放海島時，觀察漁民討海所獲，進而整理的魚類圖鑑。這裡，千萬別忘了朱子的身分之一是地質學家，他研究高山上出現的海中生物化石，發現陸升海降的現象——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亙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近千里。朱子理學中格物致知、居敬窮理的治學方法，丁若銓不僅應用在海洋，也用在土地上，比如從鄉里中農婦砍伐松樹幼苗的辯解中，意識到松樹作為舟車建築的營建木材，但是政府卻對木材課徵高稅、又禁止人民砍伐，那麼人民需要木材當做柴火怎麼辦，或喪事需要棺木卻還得花費鉅額跟政府購買？而且林地增而耕地減，形同與民爭地，等等問題使人民憎恨松樹，除之而後快，而憎恨松樹也就是憎恨惡法，這促使他寫下另一著作——松政私議。對漁林業的關心與研究，對資源使用的利弊探索，是電影中解釋「民」字的第一層次。 「民」的第二層意義，是百姓，是方志，是人們生活的情況與面貌，如電影呈現出地方上人們的百態，包括生產方式、婚喪祭祀、稅收勞役、知識教育等生活細節，這些是丁若銓在朝中而遠離人民時不能體會的。他流放孤島，或說禁閉於黑山，那其實是命運賞賜他的一個機會；相較於派駐而一樣滯留於當地的地方官別將，他就沒有把握住這樣的機會，而不過是怨天尤人，終日期待調職回京。 「民」的第三層意思，是寰宇，是世界，比如丁若銓會拿天主教聖經中的寬恕來會通儒家的仁；根據一名漁夫海上漂流至琉球、呂宋的奇遇寫下漂海始末一文。有一次，漁民從海上撿到洋船留下的地球儀，他把地球儀放在學生昌大的眼前，這裡，他教育昌大的是一個嶄新的視野，是新科學，是新世界觀，也是一個新的宇宙觀——電影隨後以他在悠悠天地間與銀河星空下獨立的畫面，來展現這一點。

所以，電影用故事情節來注解大學這句話，說的是：一個真正的人，他該走的路，是意識、修持、涵養、發展自己的人性而非動物性部分（人性就是仁愛，動物性就是利害），並且保持與自然天地、社會人群的接觸，並擁抱世界，那麼這樣的人才會完整而優質。

4、受到天主教聖經的影響，丁若銓汲取了其中的平等觀，把這平等觀和真正的「王道」結合，互相闡述——王道，講的不是帝王世襲制度，而是一個理想社會的呈現。所謂「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也」，王道是天下人所嚮往，並且歸往的一個理想社會之實現。丁若銓的觀點，可說是真的回歸到儒家學說的核心裡，所以放棄了像弟弟丁若鏞那樣單就現實制度的角度去立論著述，而是絕塵避居。他告訴昌大，他心中理想的社會是沒有一個現實或階級中的帝王或主宰的，理想的社會裡，人人應該就是自己的主宰——這，也就是易經乾卦的「群龍無首，吉」。

5、這部電影展現出士大夫的氣節，包括蘇東坡在誣陷中突圍、柳宗元在西山重生、韓愈貶於潮州而振興文風、陶淵明辭官後審容膝之易安、汪中渡過寒夜見晨光則欣然有生望，甚至表現出何以沈從文在湖南寫邊城，與同時期五四運動一批救國知識分子行徑迥異。同時，電影表現這氣節的時候，結合了茲山魚譜中對烏賊「墨囊」和「軟骨」的描寫，形與意渾融一體。

松政私議

兹山魚譜

漂海始末

非常喜欢近几年韩国电影的片名风格，看起来漫不经心、摸不着头脑但实际又有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很酷。比如这部《兹山鱼谱》，不了解韩国历史的人肯定是不知所云。比如同样在第57届百想艺术大赏拿了大奖的《三振集团英语托业班》，韩影最近少有的女性题材电影，有我很喜欢的李絮。再比如《建筑学概论》，是一部不错的爱情电影。

《兹山鱼谱》是一部朝鲜王朝（1392～1910）后期的著名文献，是韩国古代最全面和详尽的鱼类学书籍，历史地位很高。电影讲述的就是本书作者的故事。主人公丁若铨年少时，因父亲去京城为官而来到汉阳，接受了阳明学，后又对西学和天主教产生浓厚兴趣，并从事天主教活动。1801年，朝鲜发生了大规模镇压天主教的“辛酉邪狱”，丁若铨三兄弟的命运也发生改变。丁若钟被杀死，丁若铨和丁若镛被流配。来到黑山岛上的丁若铨，安然接受命运，并对这里的海洋生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写一本关于海洋生物的书籍。岛上的青年渔夫张昌大一心读圣贤书，想要考取功名，丁若铨与昌大互相协助，一个读书，一个著书。

编导最厉害的能力就是于细微处见大义，这也是韩国历史题材电影最精彩的地方。一部书，三两个人物，可以铺排成一段气韵悠长的苍凉传说。电影根据《兹山鱼谱》序言改编，有真实的历史基础，但也加入大量的虚构情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电影有意把丁若铨和张昌大塑造成既为师徒又互为对照的人物。丁若铨，功成名就，宦海沉浮，思想开放，心系苍生；张昌大，底层草民，家徒四壁，忠厚勤恳，渴望改变。

丁若铨问，为什么读书。张昌大答，为了活得像样一点。

古代朝鲜和古代中国一样，读圣贤书，考科举，做大官，是底层人突破阶层、向上流动的几乎唯一途径。对书本的崇拜背后都是对成功的期待。电影里经常引用《大学》开篇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昌大在昏暗油灯旁，捧着书本，反复诵读的时候，他期待的大概不是“至善”，而是“功名”。

读书，书本，知识，被简约为“成功”的代名词。

八零甚至九零一代大概都有这样的成长经历：从小学到高中，上学读书都是头等大事，拿名次，得奖状，全家光荣；十年寒窗苦读，终于榜上提名，家里最大的期待就是上大学，当大官，有出息；步入社会，酒文化，茶文化，圈子文化，办公室文化，潜规则，托关系，走门路，难得糊涂，权钱交易，溜须拍马，栽赃陷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胳膊拧不过大腿，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光脚不怕穿鞋的，这些书上从来没有教过的东西成了生活日常，而且美其名曰“社会大学”“生存智慧”。

学的是“真善美”，做的是“假恶丑”，学习知识成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高效方式。曾经的手不释卷，早已变成烟不离手酒不离口。

十九世纪初期的朝鲜吏治极为腐败，电影中出现的“黄口充丁（未成年人被算成军丁而征税）”、“白骨征布（死人被列在征税名单上被征军布）”频频上演。权贵阶层高谈阔论，不理世事，胥吏狐假虎威，盘剥百姓。穷苦百姓唯一能抗衡的武器就是自己的生命。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没有制度是完美的，“坏”制度下也会有善政，“好”制度里也会有恶行。所有的善恶都是人创造的。

如果你欣然接受，可能就像电影后半段靠学问成名后的昌大，终于看到人生曙光，接受曾经嫌弃他的父亲抛来的橄榄枝，“想抓泥鳅，自己要进泥塘” ，跻身儒林，研究仕途，推杯换盏，卖官鬻爵，鱼肉百姓。你会心安理得，因为这是你艰苦付出应得的回报。

如果你坚决拒绝，可能会像电影里的丁氏兄弟，为了心中执着的信念，抛洒热血，蹉跎前途，穷困潦倒，依然不坠青云之志，安贫乐道，笃志躬行。你会光明磊落，因为这是你一直追求的知行合一本真人生。

电影中的丁若铨代表一种理想人物，思想开明，心系苍生，忧国忧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会问昌大：“为什么你们就是负责钓鱼，我们就只是负责吃鱼呢”。东西思想交融和启发使他能跳脱出来，重新思考国家、君臣、人生和学问。他的“离经叛道”注定了不被理解，他的真诚耿直注定了郁郁终身。

张昌大实际上完成了两次启蒙。儒家经典和出人头地的梦想，让他精进学问，增益才智，一展身手；西学思想和官场现实，让他明辨是非，回归本心，如梦初醒。

知识是双刃剑，丁若铨和张昌大都靠掌握知识的秘诀一度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因为信赖知识的纯洁不能同流合污而放逐自我。个人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是无力无能的。他们意识到了，所以他们愿赌服输。

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了吗？没有，现实意义上，他们都失败了。

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了吗？有，命运最终是被他们自己掌握了。

知识越多越好吗？

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曾有一段经典的“铁屋子理论”：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然而最终推动社会变革的不是文化启蒙，批判的武器最终被武器的批判代替。

知识“无用”，但还是可爱的。

家居嫂用朴素的语言说：“种子重要，土地也很重要；播种的父亲重要，辛苦怀胎的母亲也很重要；看了这么多书，这些都不懂吗？孩子们得知道母亲多么不容易，男人也得知道自己婆娘多么不容易。”

因为捡到一个地球仪，丁若铨借机教导昌大：“那些西洋人，明知道世界是圆的，依然相信天主教。所以我也运用圣礼学接纳了西洋的几何学和修理学。圣礼学和西学绝不会是敌人，而是要一同前进的挚友。”

豆瓣上很多朋友评价这部电影的时候都多少带着遗憾，“这种历史题材本该由我们述说，但这是一部韩国电影。”国产电影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文化和题材的所谓归属其实不用过于纠结。人类的文明史已经一万多年，国家和民族只是近二百年的新概念。文化始终是流动的，每个群体都可以采取自己认可的部分接纳吸收，塑造自己的文化。同在东亚儒家文化圈，这部电影水墨画般的气质与民贵君轻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的，也可以说是“韩国”的。学习知识本来应该是让我们求同存异，殊途同归，不该用来定高低，别贵贱，分敌友。

导演李濬益接受采访时说：“丁若钟把天主教当作宗教，丁若镛将其作为性理学的补充品吸收，但丁若铨把‘西学’当作哲学来接受,《兹山鱼谱》是其成果之一。”“如果你想轻描淡写地看，那这部电影只是描述丁若铨和弟子昌大的关系，但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价值观念的对抗，这是关于世界观冲突的故事。丁若铨是以自己的方式接受西学，追求新哲学的人。相反，丁若镛以性理学为基础，接受了部分西学。而昌大是想在现有的秩序下取得成功的人物，因此比起丁若铨，他选择了丁若镛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与老师的观念冲突、思想的碰撞等等，都以电影的方式讲述着。简单远观，你可以享受两人的友谊，如果深入挖掘文本的话，这将成为一部可以从哲学角度思考的电影。”

电影里的丁若铨说“我所期望的是，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不需要君王的那种世道。

无论是西学还是圣礼学，只要是美好的都可以用，我运用圣礼学接纳了天主学，但是这个国家，却连一个渺小的我也容不下，这个国家的圣礼学究竟是为了谁。这个国家的主人是圣礼学，还是百姓？”

一个绵延了至少两千年也没有完美解答的问题。

韩国电影越来越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积极发声。制度上韩国有标准西式民主政治的自信与骄傲，但骨子里也许依然东方色彩浓厚：强烈家国情怀，期待明君贤吏。

《兹山鱼谱》用一个非常传统和简朴的故事再一次讨论了人何以安身立命，完美世界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但人还是一代一代继续活下去。“昌大啊，活成不断向上飞的鹤虽也不是坏事，但是即便被泥垢污秽沾染，也选择活得像兹山一样，荒凉黯然却生机勃勃自由惬意，也未尝不是有意义的事啊。”

《兹山鱼谱》这部电影看完有两个月了，一直没写，是因为看完了并没有特别想说的东西。我一般看点东西都有吐槽或者赞美的冲动，如果没有，那就是没有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很多影评都把《兹山鱼谱》中主人公丁若铨的人生和苏东坡来做对比，都非常遗憾这样的作品本来应该是我们来讲述，但却没有。真的没有吗？写《苏东坡传》的文学作品有好几部，拍苏东坡的电视剧就我知道的也有两部，并不是没有。如果说电视剧和电影不是一个载体，没有拍出思想高度，那么早年间有一部电影《王勃之死》也拍得非常好，那种幽怨空灵，是真的打动过我，大可不必人家有什么你就一定得有什么。何况贬官逐臣这种内容，自先秦时期的比干屈原起始，就一直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在古代做个官要想有个好名声，要是没被贬过，都不好意思自称文人，什么风骨、什么清流，没经过被贬至升值，都轮不到被称颂。正因为逐臣太多，便不觉得稀罕，这是名臣文人一生必刷的履历，只有被贬过，才有资历流芳百世。我上一本书《香草美人：楚辞芳草图谱》刚写到屈原，因此并不觉得这样的内容离我的创作有多么遥远，或许这就是我看完后没有动笔的真正原因，实在是觉得这不算是个事儿。

当然对当事人来说，那真的是非常痛苦的，设身处地地想，那确实是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身，但……但东坡已经把该讲的都讲过的呀，我们何必再多言呢？何况讲什么能讲过他们讲的呢？这又回到上面说的，我们实在是对这样的境遇和心理太过熟悉了，有一万个逐臣经历过，有一万个文人写过诗写过词写过文章，我们从小就背，烂熟于胸，一点都不陌生，谁还不知道王勃写完“秋水共长天一色”后在二十九岁时渡海而死，李白刚“轻舟已过万重山”不久就捉月升仙了呢？这早已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并没有一下子被打动的地方。

就以苏东坡论，记得《承天寺夜游》吗？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处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与吾两人耳。

苏轼在黄州已经四年，又新来一个朋友张怀民。一夜月色入户，两人把臂同赏，莫逆于心。何处有一丝悲泣？但这天是真正应该悲泣的。就在稍早的傍晚，他的朋友过世了，他从承天寺夜游归来，就收到了报丧之讯，当晚又写《记故人病》一文记之。这个老友，是读《黄州快哉亭记》大赞的人，于是记故人病也不那么悲伤了。

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

千载之下，使人读书至此，只记得“藻荇交横竹柏影”一句。空明性灵。

家居婶

就像道友@掠水惊鸿说的，丁若铨是因为信天主教被贬到黑山岛，用天主教去对抗儒家的腐败，显得很中二，是迷路后问道于盲。社会腐败是结构性的问题，和儒家没有任何关系，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教派都会腐败，这是人的本性问题，什么教都解决不了。作为文学创作——当然电影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门类，反映的是创作者自己的天问，如何在逆境中求得内心平静。丁若铨在海岛上最后靠一本鱼谱传世，电影拍的是他如何呕心沥血、油尽灯枯写完这本书，用弟子张昌大的角度去讲述丁若铨最后的生命，好像还是在替他不平，觉得这样的好人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不该穷途末路困死海岛。但一定是这样吗？有才华的人就该位居高堂吗？就要雄心欲把星河挽，诛尽奸贼庙堂宽吗？或许就像我们在网上发言，觉得社会舆论不能被傻笔们占领，就得做一个键盘侠，把戆徒们骂死。张昌大出仕，看到士大夫阶层统治阶级是如此黑暗丑陋，恨不得杀尽贪官污吏，还庶民朗朗乾坤。既然做不到，也不能同流合污，于是挂印归乡。这又印证了一句中国老话：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于是又回到文章的开头，为什么没有打动我的地方，因为就是这样呀，前人话已说尽，没什么可说的了。

之所以时隔两个月来写这篇影评，是看到道友@掠水惊鸿 转发的一篇影评，已及她的点评：

其实苏东坡固然文学丰伟，但并没有冲破系统用更高的视角来审视系统。在中国我想过一个半人有点像，半个是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只是他的著作层次不高。一个是方以智。他们都在寻找儒家系统外的第二类知识和价值。

关于张懋修的《墨卿谈乘》到底算不算一种致知格物的学术作品，我和@扫书喵 有过点争论，她认为不算，只是明朝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炫耀作者见识的博物著作，不够高级，也不是对当地风物的观察描述。我则情感上偏向于，他在流放后写这个，多少是对个人和儒家系统的一种绝望。他的父亲实际上已经把修补匡正儒家官僚系统这件事，做到了人力所能到的极致，他见识过，个人也取得了考试最高荣耀——状元。但他还是见证了父亲的失败，和父亲方法论的崩溃。所以去写点博物知识的书，是一种突围和排遣。

方以智就更贴切，他不但个人在系统内失败，他的系统都崩溃爆炸了，转而去研究西学和科技。《方以智晚节考》是很好看的一本书。我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起初用天主教去对抗儒家的腐败，很中二，看着是迷路后问道于盲，不过在他和自然相结合后，回归人和自然本身，开始思索和发现真正的道路。

我正是看了她的这一段话，才想起我的切入点。方以智在明亡之际流寓两广，接触西学，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写了《物理小识》《通雅》等著作，我在写植物书时经常会参考他书中的知识。但我不想说方以智，方以智的世界太绝对，明清鼎革，国亡君殁，山河破碎，这样的大倾覆一般人遇不上，因此遁世是唯一的出路，方以智后来出了家。我想到的人是嘉道时的吴其濬，他是河南人，而且是有清一朝唯一的河南籍状元，曾任兵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湖广总督，云贵总督，湖南、浙江、云南、福建、山西巡抚等职。

丁若铨的“辛酉教狱”事件发生在1801年，吴其濬是嘉庆二十二年（ 1817年）的状元，这两人生活的年代差不多，丁若铨被流放到黑山岛，改黑山为兹山，写了《兹山鱼谱》。吴其濬一直在当官，没有遭过什么贬谪，宦迹几遍半个中国，这让他见识广博，写了《植物名实图考》38卷，《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云南矿产工器图略》《滇南矿厂舆程图》《滇行纪程集》《军政辑要录》《奏议存汇》《治淮上游论》《念余阁诗钞》及《弹谱》等。按现在的说法，他是一个博物学家、植物学家、本草学家、地理学家。

丁若铨和吴其濬这两人的经历没什么可比性，唯一相同的是都对自然产生了兴趣。丁若铨的后半生生活在海岛上，天天看到的是海鱼，于是成了鱼类学家；吴其濬和古代所有的好官一样，关心农桑，自然而然成了植物学家。人一但对自然产生了兴趣，那就天地为之一宽，终身不改其乐。没有一个博物学家是愁眉苦脸的，大自然有治愈万种忧郁的神力，我相信丁若铨在写鱼谱时是快乐的，而不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皓首穷经，眉头紧锁。电影中薛景求演的那个模样，还是被刻板印象误导了，好像做学问非困苦不能。其实进入这个领域之后，所有的烦恼都不存在了。就像我出门拍花，收到一个新种那种满足感，给什么都不换，就算徒步七八个小时，爬上五千米高的流石滩，坐十几个小时盘山路的车，吐得掏心挖肠，啃干面包喝溪流水，都不会觉得辛苦。推己及人，丁若铨能从渔民那里得到一种新鱼，同样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才是他从黑山岛搬到更远的什么岛去的目的，他想得到更多的新种，丰富他的书稿收藏。

张昌大驮来了一条巨大的海鱼

电影创作者若不能体会博物学家眼中的世界，就不可能拍得出他思想的境界，如果只从文学或电影创作的角度去想像博物学家的精神世界，那是不能相融的。我从写小说到写植物文化丛书，心境的变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写小说时会被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所左右，时哭时笑，脑子从来没有空闲，任何时候都在想情节，写植物书稿时哪怕查拉丁学名翻古籍词源都兴致勃勃。因此可以说，写《兹山鱼谱》最后完稿的丁若铨，一定不是电影里那个样子。这就是我看完电影后没有第一时间写影评的原因，电影没有打动我，没有表达出能够凭一人之力写出一片海域里能够收集到的鱼类品种的博物学家的那种达观来，如果他还是电影里描写的那个模样，那就成不了一个博物学家。做人和做学问的道理是一样的，心中的世界，就是笔下的世界。

师徒对饮

丁若铨写成《兹山鱼谱》，他已经不是一个儒家学者，也不再是一个天主教徒，而是自然之子。与他相对的，是他的弟弟丁若镛，在当时名望还高过丁若铨的大才子，在被流放的十八年里，写了百余部著作，主攻方向是关于国家赋税与财政的《经世遗表》，指导官员制定政策的《牧民心书》等。从他最重要的两本书名就可以看出，丁若镛在十八年的流放岁月里，又从天主教徒回归到了儒家学者，他始终在忧国忧民，替主政者谋划经世纬地之策。当初“辛酉教狱”的丁氏三兄弟，二弟丁若钟问了刑，算是殉了道，三弟丁若镛归了儒，大哥丁若铨见了天地，证了心志，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三弟丁若镛

诚然《兹山鱼谱》的序言里提到了渔民张昌大，是渔民张昌大引领丁若铨进入了海洋世界，但用张昌大来作为丁若铨的对照，还是浅薄了，不如用丁若镛回归儒家来印证丁若铨发现的自然天地，这样殉教者丁若钟的死，才具有灵魂拷问之声。

师徒互学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李濬益，在2013年拍了《素媛》，在2015年拍了《思悼》，都是韩影史上算得上名号的作品。我在上一篇给《骗子》的影评《骗中骗，计中计，局中局，贪欲一念成地狱》里写过，《骗子》的导演张昌原是李濬益的副导演，那个李濬益，就是这个拍《兹山鱼谱》的李濬益。李濬益的作品都有人文关怀和悲悯之心，张昌原的首部作品《骗子》里却看不到，这个学生，还差老师很多。

《兹山鱼谱》讲述朝鲜王朝末期，天主教文明与儒家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应该由中国拍出来的电影，却韩国拍了。

确实，甚至历史都是如此的相似。我马上就想到与影片中朝鲜丁氏兄弟相对应的明代常熟瞿氏，中国第一位天主教徒和他的兄弟的故事。

丁氏为五兄弟，若铨、若锺、若镛在本片中出现；

瞿氏为四兄弟，汝稷、汝夔、汝说，在我要叙述的此案中关涉较大。

瞿氏为江南大族，瞿景淳、瞿汝说、瞿式耜祖孙三代连中进士。

瞿汝夔为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因与长嫂通奸被家族除名，游荡至广东遇传教士利玛窦，与其成为挚友，在其影响下入教。

瞿汝稷为汝夔之长兄，属于阳明后学之泰州学派，受业与太仓管东溟，与钱谦益同为东溟门下高足。醉心禅佛，以禅证儒。

家中排行第四的瞿汝说及其子瞿式耜亦入天主教。

当时明末背景之下，儒释道三教合一，逐渐趋同，学者多以佛老解释儒家经典，又恰逢天主教传入，欲与儒教结合实现本土化，故实际上形成了四教融合的奇观盛景，此时的新奉耶教的士大夫

徘徊在中西传统之间，犹如首鼠两端的两头蛇。研究这段思想史是颇为有趣的，我硕士期间因为做过一些瞿汝稷、钱谦益之师管东溟的思想研究，便微微涉及到这个领域。其实若要把这段历史影视化，比《兹山鱼谱》故事更为有趣、庞杂、引人深思的多。

中国有这样的故事，却拍不出这样的电影，可悲可叹。我曾在豆瓣仔细搜寻统计，想找到一些可看的中国古装电影（除掉武侠、神魔、戏曲这种特殊类型片之外的普通电影），评分最高的是《笔中情》8.5分，然而这不过是一部表演非常程式化、剧情非常烂俗的才子佳人的故事。除此之外，古装电影更乏善可陈，倒是电视剧有一些《大明王朝1566》《大秦帝国》这样的精品。台湾去中国化，早已不拍古装片，日本的大河剧历史剧也日渐式微，古装电影也多是上个世纪经常搞的武士题材。而今东亚文化圈，仍然如此认认真真拍古装电影的，恐怕只有韩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