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猎手

狐狸捕手已阅。今年此片导演贝尼特·米勒拿了戛纳最佳导演，此片是他第三部作品。虽然是体育片，实质却在讲一个在财富、母亲阴影笼罩下一个孤独的人。电影有着阴暗的色调、克制而惊悚的叙事，这令电影散发着一种令人不安感。它有着一个可以堪称神奇的切入点，几乎是一个处于事外的第三者，退了这一步却把两位事件当事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和矛盾冲突刻画的更加耐人寻味，深入了人物和阶级之间的差异性。史蒂文 卡瑞尔证明了自己并不局限于喜剧片，他在这个心理畸形孤独症变态患者的演绎上堪称登峰造极，今年最佳男主提名他肯定是要站一席之地的。他所有的努力：建立狐狸捕手队、鸟类学研究、慈善更多是为获得怪异母亲的肯定；在母亲死后，他马上将母亲生前最爱的赛马放归原野，看得出他对母亲有着一种病态的爱以至于做出如此巨大的努力而仅仅为了获得母亲的认同。而对于查宁 塔图姆来说更是这部电影更是自己的转型之作，他在这个充满了愤怒、孤独的角色的演绎已经远远超越了“小鲜肉”。他与杜邦、哥哥Dave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之前来到“狐狸捕手”是为了获得自己未曾获得的认同，而在与杜邦关系关系破裂后，他选择了离开，他与杜邦有着很多共同点；但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阶级不同，这从根本导致了他们的决裂。
 电影充斥了USA的标志，从群众的呼喊到电视、杜邦家族的出现，无一不在指向此。在导演看来约翰 杜邦就是当今美利坚的写照，是一个畸形而孤独者。而杜邦、大卫、马克的关系无疑展现了阶级之间的对立。所以这是个关于阶级的故事。
电影最后的突然爆发：杜邦枪杀大卫 舒尔茨的动机导演并未阐明，但恐怕最后的回答是开放性的。

杜邦一出场，说话云山雾罩，加上木然的表情，直勾勾的眼神，活脱脱一个深井冰。可马克就是信了，回家还想说服哥哥“同去”。这成了本片所有憋屈感的源头：明摆着的非正常人类，瞪眼就能忽悠人。看来，一个离开了哥哥就只知道吃方便面拌沙司、为了20美元对小孩发表演讲的人，确实是个太容易落入陷阱的“猎物”。

而杜邦并非猎手。他蛰居在那座宏大庄园和豪门世家的历史当中，室外空旷而远离人际，出入都是私人直升机，室内则到处是祖先画像、照片和家传的陈年旧宝。这一切足以隔绝他和人世。当片尾他从那扇通往地道的小门出来时，埋伏在门边的警察、远处的警车，组成了一个狩猎的现场（构图绝了）。猎人者终于被猎，虽然猎获的只是躯壳。

有钱人也不都这么任性。所以杜邦的症结实际不是壕脾气，而是人格的发育不全。从他与运动员们相处的模式，到逼着人承认他是“导师、父亲、领袖”的行为，都很像儿童片中那种“我爸爸有钱，你们都得听我的”的校园小恶霸。这多半也是他童年时的真实状态（唯一的“朋友”是司机的儿子，无疑暗示杜邦在学校等外部环境的交际不良），而家长对此不是没有足够重视，就是一味用钱解决，结果雪上加霜。杜邦将对母亲的不满迁怒于母亲的“玩具”——马，一把年纪还拼命向老妈求认可，已经是明显的巨婴人格。现实中的一般情况是母亲年轻时大把时间花在了扮演贵妇和参加社交，忽视了亲子交流。但片中唯一一次母子间的直接对话，母亲想谈的居然是“处理玩具小火车”，表明她对儿子的“长不大”显然负有纵容和失教的责任。

另一方面，查宁·塔图姆真是捡到了宝。他演技确实单薄，但这个角色恰恰就需要一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气质。马克同样是心智不成熟的巨婴：素不相识的富翁随口一言，他就不假思索地搬进了庄园（难怪律师要调查他“大学毕没毕业”）；完全被杜邦的情绪和喜怒左右，毫无周旋迂回的自觉；不懂得自我调节，挨一巴掌可以委屈一整年；缺乏起码的理智和自控，比赛失利后宁愿自暴自弃也不肯向哥哥求助……在这些幼稚行为的衬托下，他对哥哥的所谓“阴影指责”简直像个中二笑话。他的确对摔跤这项运动有热情，一看到杜邦准备的场地，马上兴奋得开始做动作（也像个孩子得到了喜欢的玩具）；但他从来就无法像戴夫那样，对对手的动作和实战进行全面的分析总结，没有进化成教练的智慧和才干。因此，当彻底失去哥哥之后，他的去处只能是地下格斗场。

巨婴只能猎获巨婴，因为大部分成人都会看出他是怎样的怪物。但有钱的巨婴，比拿着毒药的孩子还糟糕。他可以花50万美元收买整个摔跤协会，还打着爱国的旗号（最讽刺的是，从一开始就被杜邦要求“为国争光”的马克，最后是在地下搏击场遇到了来自苏联的对手）。对一个人格健全的人来说，在无需工作谋生的情况下，自由地追求个人爱好无可厚非。但杜邦只是巨婴。他根本无法认真地从事某种事业和研究，更无法获得真正的专业成就，只满足于花钱作弊这种小孩子把戏。贝尼特·米勒展示的是最真实、纯粹的“穷得只剩下钱”。值得玩味的是，他没有让杜邦用钱买来婚姻或性爱（不知现实情况如何）——因为那太成人了。

然而巨婴能买到武器，并猎杀他不喜欢的人——杜邦的怒意甚至上升不到“得不到你就毁了你”的层次。他目睹马克离开时的失落，更像是“你怎么就不跟我玩了”的委屈。而他对戴夫，却真真切切地有着“凭啥大家都跟你玩”的幼儿园怨念。于是，盘旋了120分钟的不祥终于变成了荒诞的悲剧。

老话说救救孩子，但谁能救得了这些巨婴呢？

发表于《戏剧与影视评论》第六期

学生时代有那么一种很不好受的经验：阴天，星期二的下午，同学们都走了，你独自一人在教室里补作业，白炽灯让人昏昏欲睡，作业很难而且枯燥，时间长了，偶尔你会分神如何命名这种经验。这也许是很多人关于「无力感」、「孤独感」的启蒙。人生好笑的地方在于，岁月流逝，教室变得越来越大，大得走不出去，作业堆积如山，多得再也做不完，同学们走远了，不再回来，阴天盘踞着，成为唯一的天气，而唯独没有成长的人，是你。你奋斗在原地，挣扎在一个日渐扩大的海的中心。影片开头，马克·舒尔茨便出现在一个上述的场景中——那教人印象深刻的白炽灯，像太平间里一样。

杜邦的出场则没有背负任何诅咒，在一个阳光灿烂的远景中，他走过来与马克握手，虽然看不清脸，但他的声音显得松弛、睿智、亲切温暖，这一切与我们即将建立的关于杜邦的认知是那么的截然相反。这是他与马克的会面。与马克分别时，他不再身处远景，他身处可能是全片最大的大特写中，以至于只有鼻子和一只眼睛能挤入画面，并随同一块块阴影拼成一幅令人悚然的肖像。

贝尼特·米勒在《狐狸猎手》和《卡波特》中讲述了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可以概括为：两个本质相似的灵魂绕道相遇。绕道指的是绕开两人社会标签上的迥异。《狐狸猎手》中的「绕道」是一场值得玩味的拉锯战，《卡波特》则把浓墨重彩放在了「相遇」，在如梦似幻的音乐、慢镜和闪光灯中，卡波特与派瑞仿佛是在一场盛大的舞会上目光交汇。

两个对摔跤运动并无本质热爱的人在第一次会谈时，严肃地宣称要在摔跤运动中「see this country soar again」，当「Patriot」杜邦发出上述豪言壮语时，马克以朴素的诚恳回应道「I want that too.」这就是喜剧，两个空虚的灵魂在发表爱国言论时终于撞响了第一次共鸣，美国无辜地成为了他们的热爱对象，而他们自己也同样无辜，基于他们对那空虚总是毫不知情。杜邦的第二场爱国表演则更要夸张得多，悠扬的音乐声和苍凉的空镜拉开帷幕，杜邦以抒情诗人的口吻徐徐念道「Three thousand men died here. These patriots……」或许真会有天真的观众受到这一番形式主义的感染，但米勒其实已经通过场与场的拼接，暗中捅破了杜邦虚构的那一腔爱国热血。在这一场戏之前，是一场仅有十二秒但符号性极强的戏：马克背对镜头，呆滞地独坐在他客居的卧室里，这卧室是阴暗的，满墙花纹，而左中右景的装饰品中是无一例外的——马。这阴森豪华的花房间，就是下一场戏中那位抒情诗人的成长环境，是他的背景色，他的起点，他的洞穴，也终于将会是他的坟墓。

杜邦的爱国者情怀或许不能感染观众，但至少已深深打动马克（尽管我们必须公允地承认马克本质上就是个容易被「深深打动」的人）。在两处稍带跳跃性的剪辑中，我们可以纵观这一「深深打动」在马克身上产生的即时化学变化。第一处紧接在爱国者追思演讲后面，转场镜头中，马克在公厕里面对镜子握紧双拳，给自己打气。马克是一个喜欢面对镜子的人，影片中他一共直面镜子四次，这第二次应该是最愉快的一次。第二处略跳跃的剪辑，则更是依靠这「跳跃」去制造了喜剧色彩，马克把哥哥戴夫从家庭聚会上拉走，下一个镜头，导演跳跃性地剪去了兄弟对话的开头，以此表现马克的迫不及待，而他迫不及待要与哥哥分享的是——「The country has lost their morals and values」，反打镜头里，戴夫略带疑虑地尽力保持倾听，或许这也是戴夫第一次面对一个活的爱国者以及他对祖国现状的忧虑。

随同影片进展，爱国议题很快便弱化了，因为更令人感兴趣的注定是爱国者们爱的理由。马克不难理解，他是我们走入那「脆弱」的正门，他在价值20美元的演讲中面对一群小学生僵硬地抬起胳膊展示胸前的奥林匹克金牌，这举金牌的动作是如此僵硬，以至于看起来是多余的，马克在生活中，不得不敏感地制造一系列类似的多余动作（还有诸如「We both won golds」的补充说明），以维系他的尊严。杜邦呢？他的生活中似乎惟独不缺的就是尊严，作为走入那「脆弱」的侧门，他这扇门是如何打开的？这开门的过程于是贯穿了整部影片。从这个角度说，马克在影片里仅仅是杜邦的注脚，或者说爱照镜子的他成了杜邦的镜子，因为艺术毕竟不在于正门。

杜邦令人着迷的所在是他的不露破绽，连出场都要隐蔽在一个远景里，不似马克一上来就被罗列式的几场戏给点透了。观众不得不自行收集杜邦的破绽，并逐步在破绽的堆积中拨清他的面目，拨清他原来是个小丑，从而感到可笑，再进一步揭下小丑的面具，看到他的谜底原来如此简单——他的母亲，从而感到可悲。

母亲的登场甚至还要在杜邦之前，不过是以「照片」这一颇值得玩味的形式：马克与杜邦握手之前一个镜头，是他凝望着杜邦母亲的照片（照片中那个骑马女孩的身份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同样具备这一前一后结构的便是影片本身：正片之前，先行登场的是一段「猎狐」的纪录片。这猎狐纪录片是整部影片的密钥，而杜邦母亲则是杜邦的密钥。作为一把钥匙，杜邦的母亲在篇幅分配中是安分守己的，有关她的信息被克制在几个并不惹人注意的角落里，连死讯都是由杜邦律师之口传播开。但是她的神秘和威严却借由她的马轻易地盘踞了整个庄园，就如同她的画像可以轻易侵入男性隐私空间一样。

杜邦朝向他母亲所发动的反抗战争可以用「悲壮」来形容，这战争组曲由四个重场戏组成：马克斩获世锦赛冠军后的狂欢派对、杜邦与母亲关于能否将奖杯放入the Rosemont case的谈判、母亲巡视摔跤馆时杜邦的教学表演、母亲死后杜邦对她的马所做的放逐。这四场戏中，前三场全部是喜剧化的处理，导演残酷的喜剧性如一根黑线一针针地缝在杜邦身上，他再也逃不出这「悲伤的小丑」的宿命，即便是他坐在直升机上一遍遍重复的「Ornithologist, philatelist, philanthropist」的绕口令，听起来也都像是一个职业小丑的看门歌曲。

世锦赛之后的狂欢派对第一次大面积地揭晓了那乌云一般捉摸不定的母子冲突，这对出身名门望族的母子，经年累月，终于找到了一片两人都满意的战场去落实他们的矛盾，他们受礼仪和名位所缚，无法像普通人家的母子那样撒开来大吵，只能暗度陈仓地选定一块分寸恰当的擂台：两项运动之间的角逐，马术和摔跤。于是，杜邦的即兴演讲便以「Horses are stupid」这样大逆不道的一句话开篇，他在奖杯室中的演讲，最终和马克在小学的演讲一样遭遇了令人尴尬的冷场，他的冷场是更加刻骨铭心的孤独，因为这世界上实在难以找出第二个人能与他分享这「摔跤战胜了马术」的荒谬的快乐。这快乐不仅荒谬在外人的无法索解，也荒谬在杜邦内心的自我欺骗，因为这终究还不是他想要捕捉的那只狐狸，于是他只能指鹿为马地举起那两枚摔跤金牌，大声反问着「We caught the fox, didn’t we?」

杜邦与母亲的谈判戏是全片的点睛之戏，每一秒钟都令人忍俊不禁，两位老年人坐在沙发上慢条斯理地讨论了两个本质上都是「能否将某物放入某空间」的问题，其一是能否将杜邦新近赢得的摔跤奖杯放入the Rosemont case，其二是能否将杜邦的火车模型放入儿童博物馆。这就是暮年的母亲和暮年的儿子之间所能发生的全部交流，在这样的家族中，衰老似乎是一件很早就会被提上日程的事，于是儿子的衰老得以赶上母亲衰老的步伐，而老去之后的两人，又双双回归儿童的逻辑，他们之间的对话，也就简单、固执得像孩子一样，事实上，导演米勒在这一场戏和前一场杜邦赢得老年摔跤赛的戏里，都刻意安排了「老人」和「孩子」的二元元素，老年摔跤赛的隔壁场地是儿童摔跤赛，其比喻意味不言自明。这场戏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杜邦的母亲竟然也是有执着的，「如何处理火车模型」在她看来是一件需要慎重沟通的事，也许记忆中这曾是母子间一次剧烈争吵的导火议题，而杜邦的「I don’t care」则将她推回到了她自己那理所当然的孤独中。

杜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扮演摔跤教练，扮演队员的导师、父亲和领袖，这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爱慕虚荣，因为他心中在乎的观众只有一个，他的目光是那么敏感，时刻注意着台下有无动静，说明那个人来了。影片结尾，这个人已死去很久了，没了观众的杜邦只能在雪天里坐在电视机前，独自欣赏那部描写他作为一个摔跤教练的纪录片，这部大戏在自编自导自演之后，终于连观众也不得不由自己担任，杜邦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映照着我们每个人自身。面对轮椅上母亲的参观，杜邦依靠后天练就的大言不惭的能力在一群专业摔跤队员面前伪装出教练的派头，虽然他的训话还是遭遇着一如既往的冷场。导演在这里剥开的是权势人物的悲凉，杜邦的权力和财富在关键时刻为他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尊重，而只是他人陪他玩这场「教练游戏」的有限耐心，穿新衣的皇帝固然是皇帝，却也是全场唯一一个全身赤裸的人，而无人会与他分担这赤裸背后的羞耻和脆弱。杜邦的这场演出被处理得相当漫长，到最后，他干脆黔驴技穷地趴在地上，他想不到的是，多半正是这青蛙般的「趴」的动作让他的母亲终于忍无可忍，因为这实在验证了她印象中这门运动的「low」。米勒在此处挖掘出了摔跤运动在视觉上的「low」的色彩，异曲同工的是，之前那场深夜画廊戏里，摔跤在视觉上先天蕴含的另一种暧昧意味——性暗示色彩——也得到了同样程度的发挥。

时间轴上一些人不经意地消失，杜邦最终凭借敌人的自然死亡赢得了反抗战争的胜利。一个人会如何面对自己母亲的死呢？杜邦的动作是：放走母亲心爱的那些马——米勒在此处的安排可谓神来之笔。这是视听处理上最富浪漫色彩的一场戏，近乎超现实的蓝光，升格拍摄，场面调度则是杜邦瘦小的剪影淹没在舞蹈般鬼魅的马群中，而唯一那一下变焦拉近几乎可以说震颤心神。放走母亲的马，是杜邦对母亲所做的最宏伟的复仇，这复仇却仍然像挥拳痛击空气一样无法给人正中要害的满足感，杜邦的狐狸仍然逃出了猎网，而且似乎是永远地逃走了，作为一名基督山伯爵他也难以酣畅淋漓。这满溢着无名悲伤的一场戏，配乐是Arvo Pärt的《Für Alina》，片尾戴夫死后，同样的旋律再次响起，导演借这两场戏在音效处理上的暗中勾连，搭建了影片悲剧色彩最为纯粹的一个层面。

《狐狸猎手》和《卡波特》所共同讲述的那个故事的后半部分稍显复杂：较为强势的那一个灵魂，为了一个意义终将被解构的成功，而在某个轻易的瞬间召唤了足以毁灭另一个灵魂的阴影。这一模型在《卡波特》中的呈现，是卡波特为了他那本终将奠定其美国文坛地位的《冷血》而为派瑞召唤了死刑（是间接的召唤，其方式是不再为派瑞寻找辩护律师）；在《狐狸猎手》中的呈现，则是杜邦为马克召唤了他的哥哥戴夫。这么断定也许是残酷的，但实际上戴夫在马克生活里扮演的最深刻的角色恰恰就是「阴影」，他太完美了——无论是他的人格还是他的家庭——以至于这完美对他人而言几乎就是「伤害」，这伤害的逻辑，在迈克·李的《又一年》中，在那对美满夫妻和女主人公Mary的人物关系中，得到过相同的演绎。不仅是马克，连杜邦面对戴夫这自成一体的完美也显出了一种无所适从，这无所适从很快就固定为杜邦面对戴夫时的主要情绪（不难列举一堆细节去佐证这一判断，此处不再赘述），从这个角度说，戴夫在杜邦的生活里也是有象征意味的，他意味着一种杜邦不能理解的荒诞，那荒诞的名字叫做「幸福」，影片结尾杜邦开枪前后的心理状态被留白处理，但我们经由这一路径多少可以有所管窥：面对不能解决的荒诞，对其实行毁灭确实是很多人唯一擅长的策略。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里，曾扬言要为美国做些什么的马克终于被淹没在「U.S.A.」的呼声中，此时的他已经剃了光头，这是他第二次削发明志，前一次还要追溯到他被杜邦扇脸之后那段低落的时光。马克的其中一个可怜之处在于，他没有多少手段去发泄那沼泽般的「无力感」，作为一名愣头青，他的手段在剃发、拿头撞镜子、争夺奥运冠军等少数几种之后就被穷尽了，杜邦与他唯一的区别在于，杜邦的手段很多，他可以出版鸟类学著作，可以集邮，可以贩卖军火，可以包养一群摔跤队员担任他们的教练，可以赞助一项摔跤比赛再荣获冠军，甚至到最末，杀人都是可选项之一，在完成这种种壮举之后，杜邦才得以确认他那与马克殊途同归的一无所获。我们每个人自童年时代起，也都已经有一只狐狸奔跑在心的荒野上了。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捉住这只狐狸，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从未仔细想过它在哪儿。如果我们不知道它在哪儿，那么我们永远只能捕到一些状似狐狸的动物，譬如奥林匹克金牌。但是话说回来，无论如何，骑着马猎狐总归是一项高雅的消遣活动，值得用纪录片记录，再铭刻为我们人类——这一名门望族——的历史。

一部从剧本到导演、演绎都完美契合、毫无差池的作品。这个故事在不动声色间，做到了层层铺垫、滴水不漏，人物关系的建立、嫌隙、崩溃，流露得波澜不惊而又触目惊心。惊心到哪种程度呢，我在看了原型故事和大量幕后介绍之后，仍然被诸多镜头和整体氛围吓得不轻。
最让我胆寒的，即是它反映了一种类似于猿类和主人的角色关系，一种献媚和被讨好、被动和控制、反扑和被袭击的关系。
这种关系反映于Mark和John du Pont以及John du Pont和他的母亲之间，又突出反映于两组镜头：
染了头发也染上毒瘾的Mark彻底沦为John du Pont的私人收藏品，他半夜趴在地上陪他训练，甚至于给他刮胡子，蹲在他面前问他还好吗。查宁塔图姆贡献了一次非常有特色的表演，很有原始感的肢体动作里，无处不显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特别是他蹲在John du Pont面前，假意进攻一下又拍打Du Pont的膝盖的动作，活脱脱一只猩猩。
而John du Pont在母亲来训练场地旁观时，为了表现自己的教练地位，装模作样地指导队员，甚至拿出杀手锏，趴在地上让队员扳开他。这组动作于观众看来是尴尬的，因为都知道John du Pont是个没有真本事的假招子，他的这些动作在观众眼里和杂耍无异；而在他母亲眼里，痴迷这些“恶心”的运动的儿子也和小丑无异。
John du Pont用欲望、野心、认可来饲养Mark，而John du Pont要在母亲那里百般表现寻求承认，他有着畸形的自卑和满足感，一方面因母亲而内心脆弱，一方面又用手上的权力吸引更多的“收藏品”。
但是Mark还跟别人串通伪造John du Pont的摔跤胜利，表明Mark对John du Pont的外强中干也是多少清楚的，这从John du Pont给了他一巴掌之后，他备受屈辱又立马翻脸的状态也可以看出。
“你有什么资格侮辱我？你有什么本事侮辱我？”一开始的导师和学徒的状态早已被肆流的私欲淹没，面具被撕破，礼物和奖品也一起消失，他剃掉金发，如同撕掉Du Pont烙在他身上的所属标记，猿类立刻攻击主人。
这是John du Pont并没有估算到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些运动员当成人看待，只是他的玩物、金牌奖章，随时能陪他进行摔跤游戏的宠物。而他没有摔跤上的真本事，就永远赢得不了这些运动员长久而真正的尊重。
所以Dave才如此勉强地挤出唯一一句赞美。Dave非常清醒，他出于真心帮助弟弟，把摔跤当成职业，把和John du Pont的合作当做生意，他还有美满的家庭。这一切都让John du Pont无法收买他。意识到诱惑无用，John du Pont又一次试图摆出尊贵者的架势，讲几句爱国主义价值观的唬人话，可话还没出口他已经吓退场，面前这个人完全不似Mark一样心智不全，称呼他John而不是Du Pont先生。
John du Pont濒临崩溃到能听见嘎吱声的心理在观看录像带时到达临界点，他一个人对着镜头夸夸其谈，好似对着母亲不断重复自己的丰功伟绩。在他的认识里，要么是人们臣服于他脚前，要么是他母亲，鄙夷地不拿正眼看他。
“你有什么问题吗？”开枪时这一句暴露了他的失衡，这个不尊重他、拒绝他抛出来的绳子，胆敢直视而非仰视，胆敢不蹲在他面前示好的人，只有狠狠打上几枪才能泄愤。
史蒂夫卡瑞尔饰演的这个阴鸷变态的有钱怪物，以整部电影之灵魂的地位，成为一半惊悚的来源。而米勒的构想里，一个纨绔子带着一帮摔跤运动员征战奥运会，那是一个疯狂的情形。他的构想十足十地呈现了，这个疯狂、怪诞而诡异的画面里，被挥舞的鞭子驱赶的一群群猩猩，绕着杜邦家族的野地，和那名贵的马群一起来回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