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曝内幕

——对话《惊爆内幕》主人公，普利策奖得主，《六十分》栏目前制片人洛维尔.伯格曼

郭宇宽

我很多次向同行推荐这部我认为作为记者不得不看的影片，尤其是其中那个令人难忘的制片人形象。影片中的洛维尔穿着皮夹克，头发蓬乱，走路常常微低着头，盯着你看的时候，目光好像要把你射穿。他像一块石头一样固执和坚强，当遭受极大的压力，不得不告诉杰弗里“遇到点麻烦，片子可能播不出来时。”他也没有放弃努力。

当生活中真实的洛维尔站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近百名记者面前时，他简直受到了摇滚名星般的拥簇和欢呼。在他精彩的演讲结束后，主办者甚至不得不为他挡住围上来的各国记者，以避免洛维尔难于招架而过于疲劳，一个加拿大记者对我说，洛维尔是这个职业的骄傲。离开了《60分》的Lowell Bergman 现在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当教授，陪同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Sharon Tiller，她是PBS著名新闻调查栏目《前线》（《frontline》）担任资深制片人。

也许我的自我介绍打动了他，晚上在一家位于Norfolk street的酒吧，他接受了我的独家采访，这家酒吧在英国小有名气，是新闻记者的聚会交流之所，酒吧的名称恰好也叫做“front line”，拥有酒吧的几位合伙人都是记者，酒吧的墙上陈列品，全是一些著名记者的遗物，比如一本被子弹击穿的采访本，牺牲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两杯马蒂尼酒下肚，我们的谈话在一种轻松坦诚的氛围下进行。Sharon Tiller女士一直饶有兴趣的倾听我们的交谈，并不时发表意见，她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女性，对中国新闻界的好奇心，甚至超过我对伯格曼的好奇心。

我所作的一切是为了公共利益

郭：老实说我是通过盗版碟，才看了《惊爆内幕》这部影片，我真觉得这是一部应该在中国公映的影片，这部片子能给很多人带来鼓舞。

伯：其实这部片子在美国也很低调，而且能出来很不容易，这是一部少有的迪斯尼公司(Disney) 发行的不作大规模宣传的影片，不过还是有很多人看到了。那部片子播出后很多人以为我像艾尔帕西诺（Al Pacino）一样帅，见到我都会失望（笑）。

郭：我印象很深刻片子里的罗素克罗（Russell Crowe）扮演的杰弗里，面对坐牢的危险在大海边苦苦思索，猛然转过身，对你说“去他妈的，让我去作证。”真实的故事是这样么？

伯：是的，杰弗里为此承担了很多，我们对抗的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最初是我说服他站出来公开接受专访说出真相，而不是作为匿名证人，因为这样对公众有更强的说服力，可当他真正站出来的时候，我们遭遇到的压力是包括我在内最初都没有想到的，我们都会说要勇于为捍卫正义而承担责任的道理，而当这个责任真正落到自己肩头时，作出无愧的选择是需要勇气的。

郭：你受到了杰弗里一样的压力么？

伯：我的压力和他不一样，不可能有人来粗鲁的威胁我，因为他知道我是记者，如果这样的话，我会记录下来然后公诸于众。来找我的一般是穿着高级西装的律师，措辞一定无懈可击，非常得体，但微妙的给你传递一种压力。我的老板也不会跟我说：因为我们怕吃官司所以要剪你的片子。因为他们知道我决不会接受这种理由，他们会用堂皇的说辞来劝你，但我不是白痴，他们不管说什么背后的意思都是“忘了这件事吧!”

郭：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所对抗的不是一个两个坏人，而需要违背保密条款，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违背了当时的法律和制度,所以你完全可以给自己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下，没有人会指责你，因为可以说你已经尽力了。

伯：如果我不坚持到底，我不能说我已经尽了力，我更不能容忍因为自己的怯懦而让杰弗里已经付出的牺牲付诸东流。除了这种情感因素以外，是我们职业的底线，那就是我们的报道不管触犯了谁，采用了什么手段，甚至处在法律的模糊地带，有一件事是你一定要问自己的内心的，当你被起诉，面对法官和陪审团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盯着他们的眼睛说：我所作的一切是为了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在体制中保持你个人独立的判断

郭：在你成为著名的《60分》栏目制片人之前，你的职业经历如何？

伯：在进入商业广播公司之前，我在PBS工作。PBS是公共电视台，我们是由政府专项资金支持的，所以我们不允许播放广告或者接受赞助。听说在中国的电视台，一方面以国家台的形象出现，一方面还可以为公司做广告，这和我们很不一样。

郭：对于公共电视台，美国政府有多大的控制力？它能决定你们报道什么？

伯：要明白我们事由纳税人养的，而不是政府养的，它没有权力决定我们报到什么。假如我坚持，没有人能阻止我，政府更不可能对我们施加压力，当然我要为我的选择承担责任，比如我们报道巴以冲突，往往会让犹太人社团感到不愉快，他们就会通过参议员提出质询, 或者发起诉讼。

郭：那如果你做一些让美国政府难堪的事情，会不会因为违背国家利益而遭受指责呢？

伯：如果你做的符合职业标准基本上不会，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让人民知道他们应该知道的真相是最高的国家利益，我在PBS做的主要干的就是批评政府，和一些大企业。说到这里我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是89年我曾经到广东调查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美国企业由于国内的严格立法转向在中国倾倒垃圾。为了得到第一手的情况，我在一个台湾商人的配合下，装扮成一个欲来投资的美国商人，我的摄像师几乎完全是大摇大摆的用摄像机拍下了我想要的一切。而且那一次行程我受到了当地政府非常热情的款待。我作为一个美国记者，那次报道的主要指向就是批评美国企业和美国法律的漏洞，美国商业文化的唯利是图和自私，顺带也对中国一些只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不顾长远环境保护的政府官员表达了委婉的批评。我相信即使在体制内也要保持你个人独立的判断，这非常重要。

郭：作为享有很大话语权的制片人，如何避免个人的偏见对判断的影响？

伯：当然实际上一个人作判断不可能没有偏见，但有很多的媒体可以构成话语上的平衡，但理论上讲作为公共电视台的记者，我们的底线是绝不能带有党派偏见，也就是站在一个党派立场作出判断。

职业理想和策略的平衡

郭：后来你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后，像你这样的性格是不是受到的束缚更多一些，比如和老板政治立场不同的时候？

伯：我的政治观念总是和老板不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上学时我就参加了反越战的示威，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都有比较强烈的质疑精神，但关键是能否坚持下来。有时候你的新闻理念和上级甚至整个理性的制度系统之间的冲突会让你非常沮丧，你需要做出选择是去影响他们，还是被他们控制？而老板会考虑什么是他需要的人，一个能为他赚钱的人，首先是一个能干的记者而不是一个听话的庸人。

郭：在商业媒体工作时你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么？

伯：其实商业媒体的记者大多数都有很强的职业理想，并不是生意人，但老板们往往首先考虑的是商业利益，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报道变得非常“性感”（sexy）来迎合观众的口味，这让我感到厌恶，但为了你的理想你要把握某种平衡。

郭：你有处理这些问题的技巧么，比如在我的经验中有时让一个尖锐的报道得以发表需要做很艺术的处理。

伯：我也有这样的技巧，我在CBS工作时，商业台的老板有老板的思维，在商业电视台里老板最喜欢的就是犯罪故事，这能吸引很多眼球，可是他们不愿意过多得罪企业界的巨擘，尤其是那些大宗广告客户，如果我总是揭露那些自私的大企业，老板会非常紧张，怕有一天会失去所有的衣食父母，他会告诉我“嘿，你整天盯着那些有钱人干什么？为什么不去报道一些犯罪现象？比如凶杀和黑社会。”所以我常常把一个揭露企业内幕的报道包装得像一个犯罪故事。我会告诉老板“最近经常有一些工人失去手和脚，他们还受到威胁如果说出去就的不到赔偿。你想知道幕后黑手么？”于是老板说“喔，这个故事太棒了！”于是我干成了我想干的事情。

我们不是大人物，但我们可以使自己的职业值得尊敬

郭：作为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栏目的制片人，你打交道的都是这个社会最有影响的人，和他们平等对话，而在公司里却不得不服从老板，如何把握心态的平衡？

伯：记者不要因为自己见的都是大人物就把自己也当成大人物，这是荒唐的。有一次经历我很难忘，那是我遇到纽约市长朱丽安尼，你知道他比我个子高得多，完全是俯视我的姿态，大概我的什么报道让他觉得很不爽，他对我说“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么？”他要和我谈一谈，于是把我带进一家豪华的餐厅，在我们聊天的不长时间里，大概有二三十个人走过来向他问好，根本没有人理我，你知道么？这些都是纽约最有权势的人！

但我们这些记者又能在这些最有权势的人包括老板面前挺起腰杆，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我们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公众的知情权。

郭:能否理解为这种职业的崇高感使你愿意为此付出？

伯：可以这么说，有时候职业需要我冒险，但我从不鲁莽，也许爱夸张自己的职业危险是记者的职业习惯（笑）。有一次布罗考带着头盔穿着防弹背心，告诉大家他在战地现场，其实他所处的位置，比站在纽约街头还要安全。并且我认为记者需要冒险的时候，一定要对价值有所权衡。

郭：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连你也不敢碰的题材？

伯：有，比如说宗教极端主义的题材，很多人都认为这很有意义，但我个人是不想碰的，因为即使是黑社会，他也有他行事的逻辑，你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可关于宗教极端势力，常常是不讲逻辑，甚至没有理性的。

郭：那么你和杰弗里所作的一切，后来所付出的代价也超出了你的预料，今天看来值得么？

伯：很难说值得不值得，但确实很遗憾，我失去了一份25万美元年薪的工作，而且福利很丰厚，当制片人还可以省很多顿饭（笑），受人尊敬。最重要的还不是收入，真正让一个有抱负的人动心的是他所能达到的影响力，在《60分》你所传播的信息可以达到美国最广大的观众，他们信任你，相信你能忠诚的担负起责任，需要你提供的哪怕一点点信息，这也是支撑你在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和时常的挫折感而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这是一份可以干一辈子的工作。

郭：相对于如此有影响力的职位而言，这个收入听上去不是非常高，据说一些节目主持人，比如麦克华莱士可以赚成百上千万。

伯：这就是一个记者和电视明星的区别,我是一个记者不是电视明星。在学校里我总是告诉学生们，任何社会里一个好记者都不要想和那些生意人或者明星攀比收入，如果一个记者永远不做政府和企业的代言人，那么记者永远不会是一份让你发大财的工作，不过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让它成为一份值得尊敬的工作。

郭：如果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你还会作出当时那样的选择么？

伯：(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会的，我没有别的选择，那是一个记者必须作的事情!

关于《惊爆内幕》（《insider》）及背后的真实故事

    自“水门事件”以来，“深喉”变成了令一些人充满敬意，令一些人咬牙切齿的称谓。人们总是将诸如“伟大”一类的词汇加之于那些用于揭露内部黑幕的局内人，但是，以“职业道德”为名，一些道德的压力也压制于这些人的身上。在阿尔帕西诺和罗素•克劳1999年版的《局内人》中，便探讨了在职业道德和大众权益之间的抉择，局内人的光荣与辛酸都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
    从故事梗概看，这部电影和过去的揭露黑幕的电影没有太多不同，勇敢的新闻人士，暴露内幕的大企业内部人，公司与媒体的斗争，个人利益与大众利益的纠葛等等。但是这部电影对人物内心冲突的表现更为细腻，无论是罗素•克劳扮演的原烟草公司的高层维根，或是阿尔帕西诺扮演的电视新闻节目制作人伯格曼，都在整个事件中承受着外部巨大的压力和内心深处的巨大煎熬。但是，两人又各有不同，两位优秀的演员展现了同一事件下身处不同位置的人物的不同心态。
    维根是片中显得既高大又很脆弱的角色，一个曾经的烟草公司的高层，拿着丰厚的薪水，却因为利益关系被公司开除。在片中，他显得很平凡，一个落魄的失业人员在公司做出继续过去福利的承诺后签下了保密协议，却又试图揭露公司内部的丑闻，职业道德和公众利益的矛盾在这里冲击着他。应该说，他对保守公司机密的“职业道德”并不是十分在意的，他更多的是考虑着个人的利益，考虑着这么做可能失去的福利，甚至在与伯格曼见面后谈论曝光内部后的酬劳。起初，他的举止显得不是那么崇高，那么伟大，他也承受着过去公司的压力，妻子离去，甚至可能被合作的媒体抛弃，但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已经是小人物的他表现出了令人尊敬的韧性，他顽强的抗争着，终于在那一刻越过了平凡和伟大的距离，成为了一个维护公众利益的局内人。就他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无所谓好或坏，只是一个维护自己利益的人，但是在一起维护公众利益的事件中，他显得伟大，这与人当时的地位无关，更关乎他个人的为人准则和底线。
    作为一个资深的媒体人士，伯格曼显得更为老成，见多识广的他对大公司的压力一点不屑，他蔑视着大公司和大人物，秉承着一个新闻界人士的良知与勇敢。他更多面临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是执着的，他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参与到揭开烟草公司内幕的行动中来，对维根他鼎立相助。但是，他虽然蔑视大公司，但是他服务的媒体本身就是一家大公司，于是在公司利益的漩涡中，他又显得无能为力，他的理想主义信念在现实利益面前受到重挫，他甚至都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太偏执。但是，他的伟大之处也在于恪守着信念与做人的准则，坚守着个人道德的底线，不再受到公司支持的他无力凭借个人之力抗拒强大的势力，却选择个人顽强的抵抗，他没有抛弃提供线索的维根，却继续支持鼓励着他，并且终于通过“非正常”的渠道暴露了媒体的内幕和烟草公司的内幕，采访一个局内人的他也无意中也成为一个局内人。面对他信仰的新闻价值观受到侵犯，面对他个人的信念受到挑衅，在现实利益和价值信仰之间，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这个有些歇斯底里的新闻人那么真诚，那么率真，那么高尚。最后，妻子一声淡淡的“你赢了”，而伯格曼依旧穿着风衣，走在揭示真相的大路上。
    在这部影片中，都有个人和公司的冲突，个人都受到了所在公司的制约，特别维根签署的“保密条款”是影片中一个重要的冲突点，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个人价值观与公司利益的冲突，公司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冲突都围绕着这个商业社会法律保护下的制度化的“保密条款”展开。在我看来，“保密条款”是现代商业强势势力构建的价值体系的象征物，“保密条款”很有代表性，它受到法律的保护，又是签署人个人信用的负载物，所以任何违背条款的人都可能陷入法律和个人道德的双重拷问。所以，维根似乎显得并不那么高尚，他违反了法律，他背弃了信用。但是，完善的法律和价值体系从来不是一边倒的，所以，面对强势的商业势力，我们需要对所谓的“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做出约束，一方面有法律的如信息披露方面的约束；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个人的良知闪光点，对制度建设的强调从来不会磨灭一位位勇于为公众利益承受强大势力高压和内心焦灼折磨的人。这些人不一定是毫无瑕疵的完人，就如维根在揭发原公司丑闻后被揭露出的人生污点，但是，平凡和伟大的距离就往往在于一次抉择，在那一次抉择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一刻便是个人伟大的一刻，而有益于公众利益的选择使得这一个人伟大的一刻可以与社会更多人的福利紧密联系，所以，人生的些许没有突破价值底线的污点不会损害以维根为代表的局内人们的形象，他们在一段时间的轰轰烈烈的揭幕之后，生活又归于平静，我想无论他们之前的生活有怎样的污点，无论他们之前的抉择承受着怎样的煎熬，在他们做出了惠泽更多人的伟大选择之后，他们的余生都将在内心的安宁中平静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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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帕西诺挺适合这样固执的角色
关于个人信念，职业道德，新闻自由
既然如此，为什么做这样的工作
我有老婆孩子，我要养家
其实，可以说的不多
影片不算剧情曲折怎么怎么样
但是两个半小时看过去，你不会觉得厌倦，你可以感受到传递出来的情绪，那种冲击
在国内，我们大多时候说权力，几乎不提及权利
或者在前者的照耀下，后者实在是太渺小了
新闻自由，这种东西，在国内不谈也罢
我更觉得劳埃尔是为了一个承诺赌上一切，而不仅是为了这则新闻
发生过的事情又怎能当作没有发生
心过不去

                      通往自由之路

  从那个完美的片头一直到Al Pacino那个让人回味许久的背影，160分钟，欧式电影的节奏感和戏剧张力好比在夜色掩盖下的暗流，你可以体会到冷静的叙事风格压抑不住内心的暗涌。

  同《肖申克的救赎》一样，这是一部纯男性题材，却远无前者如此出名的电影。

  很久没有看见好莱坞拍出如此有血性的电影了，很久没有花超过两个小时的时间看一部酣畅淋漓的电影了。

 

  几天前，有个朋友问我，为什么《纽约时报》会去质疑为美国带来8块金牌的菲尔普斯涉嫌作弊，为什么一家美国媒体会对一个美国式的“民族英雄”紧咬住不放？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作为国人，假设刘翔未退赛，甚至以0.01秒微弱优势取胜罗伯斯，你能想象中国有哪家媒体会去讨论刘飞人的胜利中有没有猫腻吗？

  中国媒体人和西方媒体人对“新闻”的理解根本上来源于两个体系，这一点即使对新闻学一无所知，相信也理当了然于胸。中国新闻理论中的“党性原则”和“为共产党的执政做好舆论引导”这两条根本使命在美国的任何一本新闻教材中几乎都看不到，更不用说国内的主要新闻学院校（如复旦和人大）已经把“我们要当好党和政府的喉舌”这样多少带有些反讽意味的话正式写进了教材。

  老外可不管那么多，对他们来说，搞新闻，无非就是赶到现场、弄清楚发生了什么，然后尽可能客观地把真相讲出来。他们只对观众而不是政府负责。老百姓经常用 “喜鹊媒体”（意指其报喜不报忧） 、“乌鸦媒体”来区分中西方新闻观。

  当然国内媒体的新闻从业态度比较容易让“老百姓喜闻乐见”，觉得形式一片大好。背后的曲折和无奈，广大观众也心照不宣。

  于是，有些人抱怨一句，“中国没有新闻自由。”

  试问一句，一个国家的所谓“新闻自由”，难道像石油矿产一样理当生而有之吗？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相对的自由是必须付出努力通过争取得来的。过去的美国有过麦卡锡主义，有过种种新闻管制，甚至政治压迫、取缔反对党、冷战时联邦监狱里关满政治犯，一切情况看起来都好不到哪去。但是现在呢？

  所谓自由权是天赋的，但若没有争取，也就没有自由可言。

  独立宣言作者杰弗逊说：“一个人不能指望睡在鸭绒被上被人从专制抬到自由去。”

 

  电影《The Insider》讲的就是这样普通小人物争取自由，坚持真理和良心的故事。记者Lowell Bergman和Wigand先生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将会面对些什么。当对手是某种体制或某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时，往往实力对比悬殊，往往过程很艰难，有时我们会想放弃，有时我们会丧失勇气。但到头来，为了自己的信仰，还得硬着头皮走下去。

  千百年来，一成不变。总是螳臂当车，鸡蛋撞石头——理想主义很傻，不是吗？是的是的，我的确很傻很傻，但是很抱歉，我还得坚持下去……不是为了理想主义，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你问，Wigand先生，你算不算英雄。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不是《角斗士》里一夫当关的饶勇将军，也不是《美丽心灵》里患了妄想症的数学家Nash，我只是小人物，碰巧知道内幕的小人物，彻底的草根。所以他们威胁我时我发抖了，那些大人物，他们捏死我如同捏死一只苍蝇。但还有更可怕的，最大的压力是来自内部，来自那些我爱的人：失业、被停掉的医疗保险、同妻子间无休无止的争吵，对我的孩子的威胁……而我的呐喊却没有反应，得不到任何回声，我感觉若置身茫茫荒野里束手无策，为一些不认识我甚至大概永远也不会理解我的人牺牲一切去打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

 

  如果你问我值得不值得。

  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值得。

 
 

——......and have you wish you hadn't come forward?You wish you hadn't blown the whistle?

——Yeah,there are times i wish i hadn't done it.

There are times i feel com..compelled to do it.

If you'd asked me...would i do it again, do i think it's worth it?

Yeah,i think it's worth it.

 

  节目顺利播出后，Lowell的妻子对他说，亲爱的，你们赢了。

  “赢了？但是我们又赢得了什么？”

 

  不错，对很多人来说我是傻瓜，有时我承受的压力与痛苦，局外人难以想象。但是你问我赢得了什么？

  我赢得了尊严赢得了自己的良心，赢得了小女儿可爱的会心一笑……

  我赢得了一切。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小人物的人性光辉有时更持久，小人物的挣扎故事有时更让人感动。就是在这样的USA，有这样一个个阿甘式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才会有诞生李普曼的土壤，才会有揭发水门事件的勇气。这样的小人物无处不在，相信我国也不例外，有时他们的声音很微弱，他们奋斗我们看不到，可他们还在咬牙坚持着。因为他们明白，哪怕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有时仅仅是一支小小的蜡烛，也足以带来温暖和希望。

 

  《The Insider》实在是一部中国媒体从业人员应该去看看的电影。

   好莱坞或者香港的电影里，涉及到新闻行业的已经有很多了。随便数数，有正儿八经谈论新闻界的，比如《总统班底》，有还有涉及到公关问题的，比如《大事件》，还有是里面的人物有新闻职业背景的，比如《scoop》，比如《十二宫杀手》，甚至是《罗马假日》……（有熟悉电影的朋友可以添加）。这些电影，有心或者无意，总会涉及到很多新闻的理念和新闻道德：比如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比如人性与新闻的孰轻孰重……。与教科书不同的是，这些新闻的原则的呈现，不是定理或者宪法条款，而是通过一些曲折动人的故事，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所表达的新闻理念相比教科书来说，可能更加让人印象深刻。而观众，也可能比一个学生更能获得一些新闻理念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电影，不是教科书，但是胜似教科书。

  《惊爆内幕》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

   具体的电影情节我们可以省略。但最好也是做一下解释：cbs60分钟王牌制作人劳埃尔-伯格曼发现了一个惊天内幕：烟草公司巨头对公众撒谎，声称吸烟不会使人上瘾，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元烟草公司的高管之一乔佛瑞-维根(罗素-克罗饰)便掌握充足证据。但是由于烟草公司势力巨大，以非法干预等罪名要挟，使得能够和恐怖分子对峙的60分钟也不得不噤声。在这种情况下，劳埃尔-伯格曼陷入了困境：作为一个新闻人，坚定的新闻人，他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必须说，这个电影已经把一个现代社会的大新闻背景交代清楚了：新闻自由？是的，但更可能是有钱人的新闻自由。一旦涉及到有钱人的利益，新闻自由可能也变得一文不值。即便是号称民主的美国也是如此。

  这个大背景让人很悲观。以至于60分钟的头头不得不妥协说：宁要半截子新闻，也不要没有新闻。这种说法，我们其实有点熟悉了。以前南方周末的老总似乎就说过：不能说真话，但绝不说假话。这两种观点，都是在一个悲观环境中的积极新闻策略，这种策略及其不完美，但也似乎是上上之选。

 正是秉承这样一种理念，cbs最终放弃了播放有jeff画面的新闻，转而寻求所谓更安全的措施。然而对于激进的制作人伯格曼来说，这样的新闻同没有新闻毫无区别。不说真话和说假话有什么区别呢。

 可是面对一个巨大的社会机器，你能怎么办呢。看起来悲观无比，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但幸好主人公最后没有这么做，他采取了更加迂回的策略：冒着被解雇的危险，把cbs受到压力威胁的消息透露给了其它媒体。最终，其它媒体把这个消息捅了出来。最后呢，为了保存自己长久才形成的fame，cbs最终站了出来，播放了对jeffery的采访。

 故事最后结局不错。烟草公司受到了惩罚。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伯格曼的策略。

 王牌制作人冒着巨大风险把这个消息捅出去，当然是个人的一种勇气。但是，最终的问题还是要回到社会大环境上来。虽然说，有钱人的新闻自由更多一点，但是在一个民主社会，毕竟新闻自由是一种明文规定的权利，人人可以享有。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虽然说大多数媒体仍有有钱人控制，但是毕竟媒体不是垄断在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手里。这就使得这样一个事情成为可能：一条消息在一个媒体发布出来，不代表在所有媒体都发布出来。消息总有走漏的时候，新闻的发布总会成为可能。

而制片人伯格曼显然就是利用了这一点。虽然他会有个人风险，但他知道，烟草公司不可能控制所有的媒体，况且，百年来形成的新闻自由传统，也不是说说而已的东西，而是一种被业界践行的规则。正是这样，伯格曼知道自己的风险是值得的。

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说明只要不是新闻垄断，新闻自由就有被实践的可能。这个道理在教科书里已经被说烂了，但是当我通过这部电影来认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这个道理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的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对它的理解，从来没有这么深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