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

弗里达（salma hayek 饰）是墨西哥著名的女画家，18岁之前她是一个快乐活泼的少女，跟其他人一样，享受着爱情的甜蜜。然而18岁的车祸让她遭遇重创，死里逃生的她从此跟病痛伴随一生。原来的小情人也离她而去。躺在病床18个月的她整日与画为伴，她的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活力与激情。那时候她也真正开始考虑卖画养活自己，她前去请求画家里维拉指导自己的画，对方激赏她的天分。他们也从师生转变成一生的伴侣，他们结婚了。婚后他们经历了墨西哥最动荡的革命时期，他们狂热地追随着共产主义的脚步，甚至当托洛斯基被斯大林逐出苏联后，他们不畏风险地予以热情接待。弗里达与托洛斯基朦胧的爱恋，以及她的女同性恋情结让她的感情史一样绚烂。

Frida Kahlo(1907-1945)
电影《弗里达》，女导演拍一位女画家，再加上女配乐，都是女性，让我充满期待。

导演将超现实与蒙太齐，绘画与现实结合得十分完美。一场惨烈的慢镜头车祸、一个从画面上走下来婚礼、在纽约飘雪的窗口，窗口上飘着弗里达的长裙。心碎时剪掉头发，镜中人画中人。她在死去时的烈焰中如长了翅膀，终于丢掉了破碎的身躯，猎猎起飞。

片中充满浓郁的南美风情，人声鼎沸的弗朗明高小酒馆，热烈的舞蹈，长者沙哑的歌声。蓝墙红门的庭院，孔雀在镀步。还有班德拉斯、爱德华·诺顿的客串。都是惊喜。

车祸之前，她本不会画画。但是天生野性热烈、豪放自信。躺在床上，痛苦她在满身的石膏上画满鲜艳的蝴蝶。奇迹般她站了起来，决心养活自己。这是她的第一幅自画像，静静地放在台阶上，吸引了里维拉。那一回头，就决定了一生。

此片又译为《挥洒烈爱》，的确是个不二的爱情故事，她对里维拉说，我一生的二次灾难，除了车祸，就是你。她把他画在自己的眉心，同时滴下大滴的眼泪。她把他婴儿般地抱在胸口，也躺在他身边鲜血淋淋。

对爱情的要求是忠诚，不管有没有外遇，但心要彼此忠诚。虽然她为之伤痕累累，但是她还是幸福的，拥有真正的爱情、同道、朋友。两次与同一个人结婚，25年的爱情。比之卡蜜儿·克劳黛，罗丹的情人，她是多么幸运。她不但成就超越了丈夫，也得到丈夫由衷的嘉许，而卡蜜儿却疯狂而死。命运，与遇到的男人有关，也与自己心态有关。她的坚强与魅力真是难有匹敌。

假如没有车祸，没有比车祸更甚的爱情，也没有她撼世的杰作。伤痛成就了她。她不得不画，画她的内心，画她的伤口，画是她唯一的快乐和排遣。一生都和痛苦作战，她不知道不痛的滋味。正因如此，比常人更加明白什么是幸福。

她的一生传奇，动过三十多次手术，有过婚姻，流产。吸烟、酗酒、画画、唱歌、跳舞。还有异性恋，忘年恋。与六十多岁的托洛斯基有过恋情，1937年，她为他的生日送了一幅自画像。

穿上男装，她英气逼人。身着长裙，婀娜多姿。躺在床上，仍然盛装，繁复的发饰，鲜花簇顶，长裙摇曳，披肩流苏，项链吊坠，大红大绿，就像率情浓烈刚直又妩媚的她。今天，她的趣味仍是时尚的潮流，被服装设计师所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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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离去是幸。但愿永不归来。”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
　　
整部影片始终沉浸在墨西哥奔放哀伤的音乐和色彩浓重的景色中。庭院里悠闲散步的孔雀，沙地里翠绿结实的仙人掌，黑发里绽放出的红色花朵，摇弋生姿的白色裙摆……
　　
这样浓妆艳抹的美，几乎让我遗忘掉那些不幸。那些支离破碎肢体和乳白色的眼泪。那个瘦小的连眉女子映在我脑海里的，影片结束眼里依然都是她的笑，穿上男装飒爽英姿的笑，沉浸在怀孕只喜里的笑，宽容丈夫与姐妹偷情的笑，与女歌手调情不羁的笑，tango舞曲里摇弋着裙摆的笑……

这样的魅力，无论男女都将无一幸免的被她征服。
　　
不幸的是十八岁时佛里达遭遇了一场改变她一生的车祸。这场车祸使她的脊柱三处断开，股盖骨和肋骨完全被打碎，骨盆三处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公共汽车上一根断裂的钢金扶手从她的身体穿刺而入从阴道刺出，让她几乎失去生育能力。繁琐痛苦的手术在她的有生之年里持续反复的进行。奇迹般活了下来的她，躺在床上就像是一幅美丽的人骨拼图。厚厚的白色石膏紧紧地包裹着她的整个身体，可想而知的疼痛里，她依然执起画笔在钢铁的束胸上画满蝴蝶。
　　
但命运总会将人引向别处，身体恢复不久后的佛里达再次遇见壁画家迪戈·里维拉，他们迅速坠入爱河，并在不久后结为夫妻。来自传统墨西哥家族的佛里达家族为她举办了传统盛大的婚礼，浪荡子里维拉也收心归家做了好丈夫。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孩子，但因为佛里达过于虚弱的身体而流产。事后她坚持向医生要来那个装着她未成形婴儿的玻璃罐，并将他画进画里，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的佛里达开始陷入无法控制的灰暗情绪。炽热的爱里，她与里维拉激烈的彼此伤害着，原谅着。直到1954年7月13日弗里达在科伊奥坎的蓝屋与世长辞前，里维拉都不曾真正的离开过她。
　　
佛里达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被禁忌在各种铁质、皮质、石膏质的紧身胸衣里。钻心的疼痛迫使她开始依赖吗啡止痛，1953年因为右脚的坏疽而不得不从膝盖以下被截肢。就是在这样煎熬里，她留下了两百多副作品，画里有支离破碎的肢体，外露的心脏，刺中的鹿，未成形的婴儿，缠满藤脉的身体，子宫及沾满献血的床，除此之外画里紧紧握住的手和窗外晾晒着的小裙子却也让人开到些许美好和憧憬。

弥留之际的她对迪戈·里维拉说：
我死后请你将我火化，不要土葬，因为我已经躺的太久了。

真正艺术性的死亡本质上只有两种：要么死于水，要么死于火。
奥菲莉亚是死于水的，水的深度与人的深度是紧密联系的。对那些溺死在他们的自我中，他们的情感中，他们的疯狂中，他们的内省和混乱中的人来说，水就是他们致死的环境。维吉尼亚·伍尔芙在五十岁上不堪神经衰弱的折磨，自沉于索塞克斯郡罗德梅尔的住处附近。敏感的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三十岁时在伦敦家中开煤气自杀：一个晦涩的隐喻。她终于还是淹死在自己心灵的洪水中。而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提到死于水，人们想到的会是精卫，是屈原，是王国维，是沈从文湘西传奇中沉潭的女子，这则又是另一层的文化喻意了。
另一方面，圣女贞德或是布鲁诺决不可能窒息于冰冷、阴郁的水中，而只能死于火刑柱。他们的生命因此变成了信号灯、灯塔、火炬，照耀着许多世纪。因为肉体是短暂的，思想是永恒的，闪烁着光芒的实体是思想的形象。那个有着一头红发的荷兰人凡高用他扭曲的星空和肆意伸展的向日葵花瓣点亮了身后的整个画坛。吉姆·莫里森吟唱着“点燃我的火”，终于成为一种神话。
而弗里达·卡洛显然属于后者。
弗里达，就像她谈及《墨西哥的四个居民》中那个怀孕的黏土玩偶时所说的，“即使是死去了，她的体内也能迸发出生命的火焰。”
弗里达·卡洛，墨西哥最受欢迎的现代女画家，1907年7月6日出生于墨西哥市市郊。身为摄影师的父亲威廉·卡洛是匈牙利裔犹太人，母亲玛蒂尔德·卡尔德隆则兼有西班牙与印第安血统。18岁时，弗里达与男友阿列詹德罗·阿里亚斯在放学途中遭遇车祸。他们乘坐的巴士与一辆有轨电车相撞，数名乘客丧生。弗里达裸体出现在铁柱中——扶手穿透了她（栏杆从她身体的一侧插入，从阴道穿出）。某人携带的一瓶涂料洒在她身上，她全身涂满了金粉，好似一座由肉体、鲜血和金子制作的痛苦雕像。撞车使她的脊柱三处断开，打碎了她的股盖骨和肋骨。骨盆三处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但弗里达却奇迹般地存活下来，并在不久之后得以过上一种基本正常的生活。痛苦和坚毅从此成为她生命和作品的绝对主题。
弗里达回到世上后不久，便遭遇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意外”——与壁画家迪戈·里维拉的结合。他当时42岁，体重136公斤，结过两次婚并经历过数不清的风流韵事，创作鸿篇巨制的大幅壁画；她则年仅22岁，体态娇小并且身体虚弱，画几乎可以算是微型的画架画。弗里达的母亲对这段姻缘颇有微词，称其为“大象与鸽子的婚姻”。婚后，里维拉一如既往的不忠行为和自己无法生育的残酷事实带给她双重的打击，弗里达成为公开的双性恋者并拥有许多知名的情人。两人就这样彼此深爱并狠狠伤害对方，直到1954年7月13日弗里达在科伊奥坎的蓝屋（这也正是她出生的地方）与世长辞。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弗里达被挂在器械上，脚上悬着二十公斤的重量，她被锁在铁质、皮质、石膏质的紧身胸衣里（从1944年到去世她使用了二十八件紧身胸衣）。为止痛她一天喝一瓶白兰地。她至少做了三十二次外科手术。仅仅从1950年3月至11月她就接受了六次脊柱手术；在刚缝好线的部位给她缝上了石膏，当开始发出难闻的气味时，她发现自己的伤口正在腐烂。从1944年起她遭受极其钻心的疼痛，迫使她依赖上吗啡。她的右脚长了坏疽，1953年8月从膝盖以下被截肢。
可就是这个弗里达，为我们留下了将近两百幅不同寻常的画作（其中大部分为自画像）。这些作品“坚硬如钢铁，脆弱如蝶翼，欢欣如醇酒，悲伤如人生中的苦难。”
确实，弗里达曲折的人生经历本身即是一封扣人心弦的推荐信。也难怪这位一字眉，有一撇小胡子的女画家虽然在中国尚未广为人知，却早已成为欧美人的文化偶像：Jean Paul Gaultier称她为“我的艺术女神”，流行天后Madonna更是对她推崇备至，不惜重金买下《诞生》一画，并将其作为自己评判他人的“试金石”。
或许正是由于个人经历太过丰富多彩的缘故，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弗里达的作品看作一篇篇对苦难生活的注解：作于1926年的《自画像》是赠送给初恋男友阿列詹德罗的礼物，公主般纤细优雅的弗里达摆出令人伤心的波提切利式手型，希望挽回已逝的爱情；《稍稍掐了几下》取材于真实的新闻事件，一个男人乱刀砍死了自己的妻子，当被法官问及这样做的原因时，他却满不在乎地答道：“只是些小伤口罢了。”但这幅作品画于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发生暧昧关系后不久，所以实际上是她内心痛苦的真情流露。而那幅著名的《断裂的脊柱》显然是弗里达一生的最好写照，她将自己描绘为融圣塞巴斯蒂安与悲叹圣母为一体、着铁质胸衣的圣徒形象，原本是脊柱的地方却为一根裂成三截的爱奥尼亚式圆柱所填满，生活就这样被飞来横祸击得粉碎。
甚至弗里达的静物画都被认为折射着她的人生。我们被告知，《剖开的水果》一画表现的是她具有侵略性的性欲，以及生育能力对她的困扰，就像在她自画像中出现的猴子一样，即使她只是把它们视作宠物（显然，她经常画的宠物狗则没有这种内涵）。
茱莉·泰默2002年拍摄的电影在所有关于弗里达的品类芜杂的传记作品中未必是最有深度的，也未必是最有特色的，但她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却显然是明智的。当电影中的弗里达说自己的绘画值不了几个钱，“它们只对我自己有意义”时，导演却以同位女性艺术家的敏感借托洛茨基之口指出：“不，弗里达，人都是孤独痛苦的，而你的作品无疑为他们带去了黑暗中的一道光芒。
国人在分析艺术家的作品时，每每强调要“知人论世”也不乏生搬硬套，硬生生地把艺术作品理解为影射历史，或是表现作者生活经历的可笑例子。现在看来，这倒是一条全球通用的公理了。从米开朗琪罗到凡高，从但丁到兰波，似乎一个艺术家就必须经历各种磨难，并将这种磨难隐晦地表达在这些作品的背后。真理与烈士被划上了等号。而这样的一种成见，在女性艺术家身上似乎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喜欢视她们为平静受难的女性典范：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家丁托列托的女儿玛丽埃塔·罗巴斯蒂的名字流传至今，却并非因为她不朽的作品，而是因为她悲剧性的死亡。19世纪的艺术家将这位天才改写成了“一个患结核病的人，在临终之前，她还激励她的父亲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雕塑家卡蜜尔·克洛岱尔作为罗丹的情人和家庭冷漠的牺牲品而广为人知。同样的，当人们谈起摇滚歌手特里·安莫斯时，更为津津乐道的是她早年被朋友强奸的不幸经历，而非其晦涩难懂的另类歌曲。
了解艺术家的生平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们的作品，但生平经历却绝非作品背后的全部；关于艺术家的传记作品好比一个个敬献在其墓碑上的花圈，他们引领我们走向伟大的艺术家，却不能够真正重现已逝艺术家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应该到艺术家的作品本身中去寻找。是什么让年幼无知的孩子听到莫扎特乐曲时全神贯注，是什么让金发碧眼的欧洲绅士与衣衫褴褛的非洲老妇一同为《罗密欧与茱丽叶》落下眼泪？正如一切伟大艺术家所应该具备的禀赋一样，弗里达的作品应当不仅仅是自传，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主题。
电影对弗里达生平重大事件的刻画可谓不温不火，恰到好处。但导演也绝没有放过任何表现自己才华的机会。影片构思精巧，色彩明艳，通片弥漫着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气息（弗里达当年几乎被包括到这场运动当中，但她从未承认自己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比如关于那场改变弗里达一生的车祸的描述。
据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回忆，那是一次奇怪、缓慢、几乎无声的车祸，有轨电车无法停止，一点一点地，以噩梦的可塑性压碎了巴士的侧部。电影中，事故发生前弗里达曾久久注视里维拉作于预科学校的壁画《创世纪》——画面中央的男人伸开双臂，表示牺牲与付出——却被阿列詹德罗一把拉走，这竟成为弗里达生命的一个隐喻。当阿列詹德罗劝说弗里达乘坐下一班巴士时，她却拉着他疾速追赶上去——一种投入自己命运怀抱的可悲愿望。而在有轨电车撞上巴士的那一刻，一只青鸟从一位戴礼帽的乘客手中振翅而飞，穿过整个混乱的车厢——关于捉摸不定的命运的一个象征？
此外，片中对于《断裂的脊柱》、《两个弗里达》等作品的解析也令人印象深刻。只是导演把1926年那幅《自画像》中挽回爱人的感伤手势变成了对里维拉的诚挚邀请，多少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但从电影情节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本来也无可厚非。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墨西哥风情浓郁的原声也值得一听，尤其是由导演茱莉·泰默参与作词的片尾曲《Burn It Blue》，从某种程度上与Don McLean怀念凡高的绝唱《Vincent》有异曲同工之妙。
看到这里，弗里达大概要以她众所周知的玩世不恭态度对我抱以讥诮的微笑了吧。毕竟我人微言轻，所以不妨在最后引经据典来结束这篇文章。以下是苏珊·桑塔格关于西蒙娜·薇伊的部分论述。这段论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似乎也同样适用于弗里达·卡洛：

我们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文明社会的文化英雄是反自由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他们是一群曝光率高、令人着迷而又具有反文明倾向的作家，常常给人一种文化暴力的印象——不仅表现为他们具有个人权威色彩的声音、知识分子的激情，而且表现在他们极度个人化和极度知识分子化的偏执情绪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自觉地追求健康的时代，但更是一个认可病态的时代。我们所敬畏的真理是那些与痛苦经验紧密相关的事实。我们衡量真理的标准则根据其受难的程度——而不是以作家文本是否符合真理为判断依据。真理与烈士被划上了等号。
撇开一些表面的现象，认识到我们为什么会去阅读和赞美像西蒙娜·薇伊这样的作家是必要的。西蒙娜·薇伊由于其身后出版的作品集和随笔短章而赢得了上千万读者的拥趸，但我相信，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地分享她的思想。也没有必要去分担西蒙娜·薇伊因信仰天主教所承受的痛苦、她未实现的爱，或是去接受她关于上帝缺席的诺斯替派神学，赞成她弃绝肉身的宗教理想，认同她对罗马文明和犹太人极端不公正的憎恨。类似的状况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身上同样存在，他们大多数的追随者并没有理解他们，更不会把他们的思想当作信条。我们读着尖锐的言论，是因为他们个人具有权威性，他们堪称严肃的典范，他们献身于自己的真理的强烈意愿，还有——只有很少一些人——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正如背德者亚西比德追随苏格拉底的脚步，尽管他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改变他的个人命运，但却使他的意识深处唤起了一种感动和满足，心中充满着爱；正是以这种方式，敏感的现代读者对某个不为他所有，也不可能为他所有的精神层面致以他的敬意。
我们在对这样一类模范人物表示敬意时，其实也承认了有神秘之物存在于世——而此种神秘之物也正是真理（一种客观真实）的可靠把握的对立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认为现实世界只是表面现象，而真理的部分（不完全）变形，人生中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癫狂、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病态、}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弃绝则创造了真理，提供了心理和生理健康以及提高人生境界的另一套标准。

参考书目
海登·埃雷拉 《弗里达》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罗莎·蒙特罗 《弗里达·卡洛——世界是一张床》 南海出版公司
河西 《弗里达——一位女神的画像》新星出版社

《弗里达》
 
西班牙语片永远是视觉盛宴。这自然得自西班牙和拉美大地的色彩，那是怎样强烈明艳的色彩，仿佛上帝遗落在人间的调色板。我欣赏他们的建筑，充满着蓬勃的想象力，像生长在热带的硕大而多汁的花朵，有太浓烈的生命欲望需要表达。哪怕是街边的民居，也绝对地拒绝平庸的灰白，而是纵情地刷上宝蓝大红明黄，童话的房子。

（我知《弗里达》与西班牙语电影无关，这样写开头，会引起误读，然后被批评：P在此特别更正说明。
 一开始没打算评论这部电影，只是因为有前面那段关于建筑的想法想要表达，所以写了这样的开头。去掉也可：）下面才是关于电影。）

是在墨西哥城。

最初以为弗里达实在算不上美女，浓黑的眉毛在眉心处连接在一起，过于刚硬，尤其是与她优雅柔和的姐姐对比。在姐姐的婚礼上照全家福，她穿上男装，英气逼人。然而，当她迎来自己的婚礼，盛装的弗里达实在是美得惊艳。白色的婚纱已使她如同皇后，可而当她自作主张换成了绿色的绸裙和大红的披肩走出来时，倾倒众生。大红大绿可以配得这么华丽高贵，彻底让我接受这样一种浓烈的审美。当时想到的是，品位苛刻的夏奈儿师太对此当要噤声了。之后看见她在纽约，在巴黎，依然是那样红花簇拥，环佩叮当，四周的名媛贵妇都要黯淡下来。也许，女人的美丽，并非在于诠释所谓高雅的品位，而在于强调和展现她的存在。一份独一无二的存在感，这样就够。因为女人天生是可以也应该独立于世俗而存在的，永恒的尤物。她可以没有社会身份地位，不按礼俗潮流来穿戴谈吐，美丽的女人天生会发光。

她第一次让我赞叹，是喝酒跳舞的那一场。那时她还只是一个第一次被带去参加聚会的小姑娘，她的导师也是后来的丈夫迭戈向女主人介绍她：“这是弗里达.卡萝，她是位优秀的画家”，她眼睛亮亮地含笑更正：“她想成为优秀的画家”。风情万种的女主人用一瓶酒平息两个男人的争吵，说：“谁能喝得最多，谁就可以和我跳舞”。弗里达出人意料地拿起酒瓶，豪气地喝下去，然后说：“我和你，可以吗？”一曲两个女人共舞的拉丁，却绝对地征服了全场，弥漫游荡在空气中的性感，暧昧的气氛，与其说是调情，却不如说是两个同样具有强大磁场的女人之间的征服，情不自禁地欣赏和引诱。

导演的手法让我惊喜，用上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充满想象力和才华，很出色地配合了弗里达的绘画。好象在西班牙电影里才常会看到这样的手法，大胆可爱。还有不能不提的是电影的配乐，贯穿始终，如同电影的色彩一样富于存在感，同样给人留下才华横溢的深刻印象。

就如同她在病榻上作画的姿态，弗里达一生都承受着身体的创伤和痛苦，车祸，手术，流产，以及缠绕她一生的后遗症，惟有在她的画中把它们阐述释放出来。我想，也许是因为她太痛了，所以画画，才会变成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言语方式，就像抓住了和这个世界连通的一条丝带。同时她并不是一个自怨自怜的女子，无论何时，都保持着自嘲的幽默感，男人般的豪迈果敢，好象一直都习惯疼痛，接受疼痛，并不介怀。最后她要求把自己火葬，她不要再回来。她一生都有着燃烧般的巨大生命力，所谓生命力，是在生命的废墟上开出繁花似锦。

很欣赏那样热烈地盛放的女人。她们很像美丽的蝴蝶，而生命就是一场烈火。《弗里达》是对如此生命的致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