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传

左拉和法国著名画家保罗·塞尚是童年时代到青年时代的至交，左拉从文，塞尚事画，后来左拉成为法国文坛知名作家，塞尚却终生失意。左拉以塞尚为原型的小说《杰作》记录了塞尚的失败与绝望，最终在自己不成功的画作前自杀，这深深伤害了塞尚，二人从此绝交，至死没有相见。一部小说，毁了两位艺术大师的半生友谊，留给我们的，尽是阅后的悲悯。 …………………… 如果你有一个作家朋友，或者有一个有可能成为作家的朋友，你要当心了，他极有可能把你写进他的小说。 左拉以他的朋友塞尚为原型写了一部小说，他在这部小说中以接近于纪实的写法证实了塞尚的失败与无望，深深伤害了塞尚，以致二人从此绝交，至死没有相见。有人说左拉此举实属作家创作的必要，一个作家不应该放过任何好的素材，塞尚的艺术生涯对左拉来说充满诱惑；

有人说左拉不喜欢塞尚的画风，诋毁塞尚是对自己艺术审美的坚守；(至于这点估计是真的，塞尚曾戏言我爱左拉，他爱马奈)

有人说左拉与塞尚的分道扬镳，是因为左拉的妻子是塞尚以前的绘画模特，妻子曾被昔日好友画来画去的经历是他不能释怀的屈辱…(这个说法尼嘛扯蛋)…

1902年，左拉死于煤气中毒，塞尚闻后痛哭流涕，也化解了心中多年怨怼(怎么看也感觉是一对好基友在赌气，唉:-(。

1906年，塞尚在户外写生时淋雨，染病身亡。而此时，他已经是一位印象派绘画大师了。 左拉的《杰作》，与名著《娜娜》、《小酒店》等20部作品同属于左拉多卷本长篇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1871—1893），一如巴西圣保罗博物馆里那幅出自塞尚之手的《左拉与塞尚》，《杰作》在左拉的作品中也很少被人提及，一百余年竟无国人译介，然而左拉写塞尚的文字的命运，终究好过被左拉撕毁的那幅塞尚画左拉的肖像，被忽视的“杰作”于1886年在法国初版后，国内第一个中译本终于首次呈献！

传纪片一向难拍，失败的例子多，拍得好的，又何其少。

1937年的《左拉传》和1945年的《一曲难忘》，算是极为成功的代表，紧扣人物为事件中心，不拖沓，精细入微，富有生机与动力。

剧本写得好，导演拍得好。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保罗·穆尼的出色演绎。无论是他演的左拉，还是饰演肖邦的老师都堪称绝唱，没有一点儿脸谱化的痕迹。其演绎台词的功力，非常人所及。《风暴》中的金山与其好有一比。

《阿拉伯的劳伦斯》，另一类风格，气势恢弘又面面俱到，融自然与人物于一体。看得直叫人热血贲张，恨不能也能骑着马去大沙漠驰骋一番。

《左拉传》和《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两种传纪片风格，后来者都难以企及。当代人实在缺乏这个精致的耐心，浮躁成了这个狼奔豕突时代的通病。

欲沉下心来做一件事，对那些所谓的创作者来说几乎难于登天，不是他们不想，也不是他们没这个能力，而是现实的名利诱惑太多，总有一股无形的负能量推动着，让他们不能就罢。

在此风潮下，见利忘义者甚众，更多的是虚头巴脑的看似风光无限的玩意。

也就是说，这个时代，既难出现像左拉那样扛着正义与自由的大旗写作的人，也不可能如肖邦那样富有激情的沉静于自己的音乐中，还时时不忘仍饱受沙皇蹂躏的祖国。

像大卫·里恩那样澄澈又真诚的去创作一部电影，更是渺若星云，那得吃多少苦头，还要挨人骂。现代人火气大，也都很娇气，更不要说要受冤枉气。想想，大卫・里恩的《日瓦戈医生》上映时，铺面而来的是媒体无尽的嘲笑和讥讽。痛苦万分之时，女儿安慰他说，爸爸，我相信这是最棒的电影。大卫・里恩自问自答式的说是吗。

再说，不能在苏联拍摄，那不是导演的过错，那正值两大阵营冷战之时，除了这个遭人诟病，还能找出其它吗，但导演已尽心尽力了。为了这部电影，能找到相似的情境，历时三年，足迹跨越南斯拉夫、芬兰、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国，现在谁能做到。

经过将近半个世纪光阴的检验，人们奉其为经典。一曲难忘，时光总不会辜负一个好人，也不吝啬给予赞美之词，更不会亏待一个举重若轻的真正的创作者。

2010、6、13

亲朋因之反目；夫妇因之离婚；路人为此斗殴，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闹得不可开交……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又因何人而结束。

1

1894年9月的一天，当法国军官德雷福斯奉命去接受训话时，他并不知道，自己马上就会被逮捕，并成为一场撕裂整个法国的大争吵的焦点。

时间倒回几天之前，法国安插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位间谍女佣在废纸篓中发现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吓出了法国人一身冷汗，因为它上面写满了法军一系列核心军事机密，包括部队调配、秘密武器的研发、最新训练操点、甚至无烟火药的配方等等……

种种迹象标明，法国陆军参谋部里出了内鬼，居然向与法国有血海深仇的德意志帝国泄露了如此核心的机密，这是一个足以招致全法愤恨的惊天丑闻。

可是，这个内鬼到底是谁呢？

陆军情报处副处长亨利很快就怀疑上了当时任职于总参谋部的年轻上尉德雷福斯。理由也很简单，这个德雷福斯出身犹太富商家庭，其父是阿尔萨斯当地的纺织业巨头。

阿尔萨斯，中学学过法国作家都德爱国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地名有印象。

其实阿尔萨斯非常特殊，它位于法德边境的两国争议区，境内主要民众说的是德语（都德的《最后一课》没有告诉你的一面）。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后，这里被割让给了德国。

而犹太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特殊，他们不属于法德两国的主体民族。对这两个民族国家都谈不上什么深厚的民族感情。

所以作为被割让的阿尔萨斯地区的犹太富户，德雷福斯家族的地位其实特别尴尬，理论上说，他们似乎应立刻更换德国的身份，继续在当地做生意就是了——毕竟犹太人没有祖国么，龙胜帮龙，虎胜帮虎，是当时大多数欧洲人对他们的普遍观感。

而年轻的德雷福斯却从了法军，且在军校中一直成绩优异、屡获嘉奖，毕业后很快被提拔进了总参谋部任职。

可是有情报工作职业病的亨利副处长觉得这小伙子的身份很可疑——你一个家乡已经被割让给德国的犹太人，放着万贯家财不继承，跑来干什么？法国用得着你来爱吗？

查！这里面一定有鬼！

于是他很快下令逮捕的了德雷福斯，当时情报部门可不讲什么文明审讯，德雷福斯一开始还嘴硬，一通好打之后，很快就屈打成招了。

为了把德雷福斯的棺材板钉死，亨利还在审判中以其军官的荣誉发誓说“有一位名誉无可指摘的人物说德雷福斯就是叛徒！”但他又拒绝透露这个大人物的姓名。

这招其实让人挺眼熟。

于是这起法国的“潜伏”、“无间道”，很快就成了铁案了。

在公众一片“处死这个法奸、犹太人！”的声浪中。法国军事法庭宣布德雷福斯因泄漏军事机密给敌国而犯有叛国罪。

该说不说，毕竟是诞生了孟德斯鸠的国度，法国当时的司法独立还是有一些的，没有顺从民间过度激愤的情绪将德雷福斯处死，而是开除其军籍并判处终身流放魔鬼岛。

为了平息民愤，巴黎的荣誉军人院还举行了非常“盛大”的对德雷福斯的军衔褫夺仪式，在众目睽睽之下，德雷福斯上尉的肩章被撕下，他的佩剑被折断，执行官痛骂他是国家的败类，辱没了身为法国军人的荣誉。

可很快，法国军方又发现，这个案子好像办错了。

参谋部的那个内鬼，似乎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另有其人。

最初，是因为德雷福斯的笔迹与那张泄密信上的对不上。法军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认为自己同事亨利的调查过于武断。于是决定自力持续追踪调查。调查后他发现，泄密信上的笔记真的不是德雷福斯的。而与当时任职总参谋部的另一位军官埃斯特拉齐少校一模一样。

再经查访后，皮卡尔终于确定了埃斯特拉齐其实才是那个潜藏在总参谋部的内鬼。

可是当皮卡尔将他的调查结果附上证据向上峰反映时，他得到的却是“此案已结，不可继续追查”的答复，且很快，皮卡尔就被踢出总参谋部前往突尼斯前线去“作战”（送死）。

很明显，法军总参谋部在德雷福斯案中已经势成骑虎，不敢将这个已经被证明是冤案的案件再反过来了。

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个案子变得“铁案难翻”呢？

过去，很多浮光掠影的分析，往往将之归咎于法军高层的腐败颟顸。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当时法军乃至法兰西共和国的高层并没有那么愚蠢，他们对德雷福斯事件的沉默与息事宁人，站在他们的角度上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这确实是个致命的火药桶。

2

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革命，为什么会一再重演》一文当中，我曾经向您讲述过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社会的现状，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话说，当时的法国社会“阶层与阶层之间是互不理解、彼此仇视的，唯有王权是生机勃勃的。”

到了19世纪末，一百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好很多。

如托克维尔所指出，革命其实并不能根本性的改变什么——虽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法国大革命，公民们无数次立起街垒，宣誓要改天换地。但百年后法国的整体社会现状，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各阶层之间依然互不了解，并互相仇视。毋宁说，这一百年中频繁发生的革命、起义、人们筑起街垒、嘶声竭力的嘶吼，反而扩大了法国各人群之间的意见分歧。不仅阶层之间彼此观念悬殊，甚至同阶层里也会有派别分野——宗教保守主义者、民主派、共和派、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君主立宪派、保皇党人……无数种社会思潮都彼此不容。甚至就连保皇党中，也要分一个波旁派和奥尔良派。

托克维尔说的那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其实愈演愈烈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试图协调过这种矛盾。

比如拿破仑的那位非著名侄子，被革命导师马克思好生调侃过得路易·波拿巴，他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就试图和一下稀泥。

这位拿破仑三世说：各位先生不要争论了好不好？咱对内发展科学、工业、过好日子，对外扩张，出去抢殖民地。这吃香喝辣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好日子，他不香吗？

实话实说，这位“拿破仑三世”这一手，一度是搞成了的。

在路易·波拿巴的手腕下，法国各阶层、各派别之间止息了争论，社会呈现出一片高速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

可问题就在于，这位拿破仑的大侄子搞经济却有一套，打仗却离他二大爷差的太远了。

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不可一世的法军在色当大败亏输，普鲁士人长驱直入占领巴黎，并在凡尔赛镜厅举办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开国大典。

被宿敌德国狠狠羞辱了的法国人，这一下子算是彻底郁闷了，那个心情跟看了一场国足比赛的中国球迷是一样一样的——原来拿破仑帝国的荣光没有恢复啊！原来法国已经不是欧罗巴村里说一不二的首强了啊！你看被德国欺负的那个熊样！

对得起我们吗？

xxx，退钱！

我们说，本来法国各个阶层、群体之间的共识就非常脆弱，普法战争这一战败，路易·波拿巴向全体法国人许诺的那种虚幻的大国荣光，也烟消云散了。

于是全体法国人就陷入了一种有火儿无处撒的全体性萎靡、狂乱、戾气横行之中。

不理解法国人当时那个郁闷、憋屈、懊丧感觉的人，可以看看莫泊桑的小说《羊脂球》感受一下。

这个问题可就大了。

按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安德森的定义：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也就是说，国民们必须基于一种共识才能够维系住国家的凝聚力，没有的话，这个摊子可能就要散了。

可是在当时的法国——按照大文豪雨果的说法——在沙龙里，人们可以因为任何一个话题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激烈争论。所有人在聊所有天的时候都聊不到一块去，从绘画到音乐、从文学到哲学，从外交到内政，十个人都能给你说出十八种不同观点来……

那请问，当时的法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该怎样维系呢？

其实，雨果说错了。当时的大多数法国人，至少在两个公众话题上，观点是可以达成空前一致的。

第一，就是对德复仇问题。

这个就不用说了，冤有头债有主，就是你小子当年羞辱了，逮着机会我们法国人弄不死你！

第二，就是仇视犹太人。

你可能会感觉奇怪，犹太人招谁惹谁了？普法战争又不是法国跟犹太人打的，法国人为什么会在战后有那么浓重的仇犹情绪呢？

但你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当时的法国，产生这种情绪是很正常的。因为犹太人对当时法国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来说都是异类：

宗教徒们当然不喜欢犹太人，因为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认为犹太人是异教徒。

民族主义者也不喜欢犹太人，因在构建法国的单一民族叙事过程中，犹太人总是在高声宣布“我们不一样，犹太人没有祖国！”。

法国政府和大资本家们不喜欢犹太人，因为包括马克思在内大量欧洲顶级活动家，都是犹太人，上层精英时刻担心犹太人是不是在搞什么颠覆阴谋。

而工人阶级和法国底层大众也讨厌犹太人，巨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谋论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法国家喻户晓。即便你不喜欢听这种街头巷议，看看社会上那些放高利贷、发了财的犹太富豪，你能不生气么？

此外，法国历史上还有非常浓厚的排犹传统，历代法国国王为了赖犹太商人的账，动不动就向普罗大众宣传说：犹太人是魔鬼，死了活该。

所以，比同期德国更甚，反犹这个事儿，在当时的法国是没有动员成本的——来一个外省老农，大字不识一个，你跟他说什么自由民主博爱，他不懂，但你说“犹太人该死”他肯定跟你一起义愤填膺——教堂里的牧师、家里的老辈，都这么说么！

更不用说，到了十九世纪末，一种真实存在的“犹太威胁”确实在欧洲蔓延，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

1897年，正当德雷福斯案在法国吵得最凶的年月里，第一届犹太复国大会在瑞士召开了。

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在这个会上提出口号：“犹太人没有祖国，犹太人要为自己建立一个祖国”。

这就让欧洲各列强都如芒在背——你看看世界版图都让哥几个瓜分完毕了，哪还有空地给你啊？你想建国我还想建国呢！

当时法国社会上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是法国境内的犹太人已经跟德国结了盟，打算在下一场战争中用背后捅刀的方式陷害法国，然后换取自己建国的机会。

而法国的政府和军方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流言传播，因为面对实力急速增长的德国，官方确实需要民间存在这种至少是同情自己的声音——民众爱国，这总是个好事么。

于是反犹、仇犹情绪，在当时的法国，就成为了一个大众“寻求共识”、寻找彼此共同点的情绪箭靶。

基本两个人碰面，你摸不准对方的政见，不知道跟对方聊什么，只要确定对方不是犹太人，你就跟他聊反犹对了。一聊八成就能聊一个准，双方会在这种对犹太人共同仇恨当中缔结看似非常坚固的友谊。

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革命，为什么会一再重演》一文中我曾经说，法国大革命建立的是一个寻求“公倍数”式共识的国家。这个公倍数可以是对一种共同理念的爱（比如三色旗代表的“自由、平等、博爱”），但也可以是一种共同的恨。

而德雷福斯所属的犹太人，很不幸，就成为了法国当时各个阶层、各个派别间这种仇恨的“公倍数”之一。

3

了解了这些，你也就明白了德雷福斯案为什么能在当时的法国掀起如此轩然大波了——这个故事真的太符合法国那种狂热民间情绪的想象了：

一个来自德战区的犹太人，处心积虑打入了我们法国军队核心机要部门，长期为德国窃取我们的机密情报。我们好不容易拉上了沙俄准备干一下子（1892年，法俄协约形成），你居然在这种时候为德国佬卖命？！

德雷福斯，你这个十恶不赦的法奸！

毫无疑问，当时的大多数法国公众，就是怎么想问题的。所以这个故事“模因”在法国舆论界传播起来是无阻力、零成本的，很快就完成了病毒式的扩散。

于是德雷福斯案很快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将最受欢迎的谈资，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当年法兰西微博热搜的霸榜话题。

而特别巧的是，德雷福斯案发生的19世纪末，还正赶上了当时法国在进行报业革命——原本报纸这种东西，在法国也是上层阶级才买得起高端读物。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化学革命的进行，印刷、纸张技术的进步。“小报”（Le Petit Journal）的概念就出现了。

当时的巴黎街头，最受欢迎的是一种“一个苏的报纸”，“苏”是法郎的一种辅币。所以，“一个苏的报纸”其实也就是“一分钱报纸”，专门供那些买不起传统大报的社会中下层阅读。而这些报纸上刊载的新闻，大多数也都是一些什么名流丑闻啊、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啊、软情色故事啊、外国（尤其是德国）的惊天密谋啊之类的。劳苦大众们也不求小报们说的真，就图看个爽。舒缓一下工作压力。

巴尔扎克就曾经非常无奈于这些低俗的“故事会”文章抢了自己的读者。愤愤不平的讽刺说：“请问，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中，你能否找得到一篇文章在才华上足以和这条小报消息媲美：‘昨天下午四时，一少妇从艺术桥高处投身塞纳河自杀。’面对这种巴黎式的简洁文体，所有的悲剧、小说都要黯然失色啦！”

平素就以信口开河、迎合大众想象为务的“小报”们，碰上德雷福斯案这样对胃口的大新闻，那当然扑上去大做一番文章。当时法国发行量最大的一张小报，它的名字就叫《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在对德雷福斯案的报道中，凭借痛斥德雷福斯的间谍行径、绘声绘色的“补完”了德雷福斯家族怎样跟德国勾结，一下子成了流量爆款……

凭借着这些或捕风捉影、或干脆造谣生事的报道，和站在民族大义上的嘶吼。《小日报》销量一度飙到了惊人的300万份每天，全巴黎的人民天天都在追着看犹太人怎样跟德国一起合谋祸害自己的祖国，并为之义愤填膺。

此时，“德雷福斯案”这个“模因”，经过历次基因突变，已经成为了一场席卷整个法国流行病。它成了法国人的一个箭靶，上面插满了那个时代所有阶层人们无从发泄的情绪之箭。而这个“模因”也已经与真相离得越来越远，甚至完全脱钩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皮卡尔的那份澄清真相的调查报告，却被送到了法军高层的案头。

这就给做决策的人出了个大难题——就算真相确实如此，那这个案子还能翻么？

但凡务实一点的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时的德雷福斯案已经不是一起单纯的“无间道”式的间谍案了。它的“公众想象”已经达成了，相关叙事有了自己的生命力，舆论势能变得势不可挡。

这个时候你突然告诉公众这个案子判错了？那个犹太人是无辜的？要把这个烂疮从公众的共识肌体上挖去？

那请问，法国会发生什么？

舆论一定是会疼的大叫。社会的共识会顷刻间撕裂。甚至要做这个翻案文章的政府，都有可能遭遇公众愤怒情绪的反噬，遭遇极大的信任危机。极端主义者会质问：你们是不是也是这场“阴谋”的合谋者，法国政府是不是也被渗透了？成了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帮凶？

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已经被点燃的时刻，德雷福斯案就是个炸雷，谁敢翻，谁就得死。

于是，势成骑虎的法国军部和担心支持率的法国政府，都聪明的选择了“顺势疗法”。低调处理了真正的间谍，而对德雷福斯的冤屈不闻不问。

但这个时候，一个不怕死的“愣头青”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左拉。

4

爱弥尔·左拉，是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作为巴尔扎克的崇拜者和继承者，他的主业是写小说，但他一生事迹中最为人铭记的，却是他在得雷福斯案中的发声。

1897年法国的《费加罗报》率先刊载了德雷福斯的哥哥和律师一起写了封给陆军部部长的申诉信，这封信引用皮卡尔查到的证据，以详实的举证推翻了之前对德雷福斯的一切错误指控。

整个法国顿时舆论哗然。而一大批律师、记者和作家迅速的集结起来，开始质疑之前的判决是否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呼吁彻查并澄清真相。而这其中的尖兵就是左拉。

1898年1月13日，左拉发表长文《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信》，全文刊载在《震旦报》（或翻译为《曙光报》）上。

文中，左拉严厉谴责了军方高层和军事法庭基于反犹偏见、以“爱国”、“荣誉”为名去掩盖自身的丑闻并捏造事实诬陷德雷福斯、放生真凶埃斯特哈齐。

在这篇长篇控诉当中，左拉以不怕得罪任何群体的觉悟，几乎骂尽了在德雷福斯案中一切怀有私心，导致无辜者承受不白之冤的人。并深刻的揭露了法国当时社会所存在的心理弊病。

左拉说：

“误导、操弄公众意见并使之走上狂热是一项罪行；

毒害谦逊的平民的心灵、鼓吹反动与狭隘的狂热，自己却躲在反犹主义的堡垒背后，也是一种罪行。

以爱国为借口，扭曲事实，增加仇恨是一项罪行；

当科学为真理及正义而努力时，将刀剑作为神祇来崇拜，更是一项罪行。”

左拉大声疾呼：“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荣誉！”

但左拉这种旗帜鲜明的呼吁，这种一针见血的批判，很快就遭遇了山呼海啸的辱骂和指责。

大量的法国人觉得：你左拉居然敢给德雷福斯翻案？这案子有的翻么？全巴黎的小报都在说他有罪啊！

大多数法国人，此时使用了一种“吸血鬼逻辑”：犹太人德雷福斯跟德国人勾结，出卖国家情报，所以他是德国人的走狗！你左拉居然敢为德雷福斯翻案，所以你是犹太人的狗、也就是德国人的狗！

于是《小日报》等媒体的风口又来了，《小日报》以《左拉事件》为题，对左拉进行连篇累牍的人身攻击和泼污，号召法国人一起“驱逐反爱国主义丑闻的主角——爱弥儿·左拉”。

有人号召，自然也就有人真干，自从《我控诉》一文发表后，左拉家的院墙上就总有人往上扔屎。极端者还频繁给他发信，进行人身威胁。而在左拉发文后的第二个月，他被法国军部以“诽谤罪”进行了指控。随后左拉被判一年徒刑，罚款3000法郎。

当然，这纸主要是为了平息仇犹者议论的判令其实并未真正完全执行，因为判决公布后没多久，左拉就在朋友的屡次建议下离开了“人人都在恨我”的巴黎，前往伦敦避祸，直到一年后才回国。

当然，左拉这个祸，可能最终也没避的了，在仅仅几年后，他就死于了一场可疑的煤气中毒。

但左拉点燃的火炬，却熊熊燃烧了起来，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法国知识分子们站了出来，或发表文章，或大声疾呼，反对这种非理性的、无线扩大的仇恨的蔓延。

1897年，在左拉被攻击和起诉的同一年，案件真凶埃斯特拉齐少校主动宣布认罪，承认自己才是那名间谍。

但已经把话说死了的反犹派坚持不认账，认定这就是“犹太和德国同情者”的一场阴谋。

于是，在法国的城市、乡村，所有人之间都开始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人们恨不得见面就问“您是否支持对德雷福斯案进行重审？”

亲朋之间因争论反目；有的夫妇因此而离婚；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闹得不可开交；整个法国陷入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真实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为该案争执而发生的群体性械斗事件。

在旁边看戏的德国，此时估计在偷着乐——这间谍搞的可真是一本万利嘿！咱还啥都没做，法国人自己就先乱了！

直到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出任法国总理。面对几乎快要打起内战来的两派。这位总理被迫和稀泥，提了一项折中办法：在维持原判的前提下，让总统宣布赦免德雷福斯。

同年9月，德雷福斯获得了自由。

但德雷福斯案余波并没有就此平息。以对该案的争论为发端，法国的公众开始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

反德雷福斯的报纸、党派、公众逐渐抱团，组建了他们的“法兰西爱国联盟”，他们提出“一切为了法兰西祖国”的口号，主张在类似德雷福斯这样的事件中，宁可错抓，不能放过，此外，该联盟还带有非常浓厚的反犹、排外、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色彩，要求法国在外交上以强硬对抗德国的“欺压”，主动寻求与德国的开战机会。

而相反，当初主张为德雷福斯平反伸冤的法国知识阶层、报纸、社团，则相应的组成了“人权联盟”。他们强调说，个人权益的保障与社会公平的实现，既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前提，也是其最终的目的。如果为了一个空洞的“国家”名词，就轻易践踏个体的权益，那么这种强大即便达成，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这两个派别，后来成为法国一战以前政治擂台上针锋相对的对手。

法国人此时才发现，原本熟悉的人与人，原来有那么大的差别——大家虽然都说的是法语，都是法国人，但我们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5

那么，这场撕裂法国的大争论最终谁得胜了呢？

说一个细节，你就明白了。当年力挺左拉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我控诉》一文的那位《震旦报》副主编，名叫乔治·克里蒙梭。

是的，中学历史如果你还没有忘光的话，你会记得正是这位克里蒙梭在法国一战中最艰难的时刻力主坚持打下去，并出山组阁，并且最终带领法国人赢的了战争的胜利。

而颇为讽刺的是，这位一战中抗德最坚决的主战派、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极力主张“肢解德国”的“老虎”克里蒙梭，在当年的“德雷福斯案”大辩论中，却是天天被“爱国联盟”追着骂，说他是成“德国人的走狗”“犹太人的代言人”，跟左拉一样，是个“法奸”。

但幸运的是，由德雷福斯案引起的法国第三共和国时代最大意见分裂，最终以左拉的继承者们、“人权联盟”的获胜而告终。

而这个结果，不得不说是与法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社会环境、尤其是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关系的。

在论战中，包括左拉在内的法国当时的“社会良心”们，一再提醒法国公众：我们的共和国，是尊重民权，尊重理性的。我们是诞生了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共和思想的民族。我们不能被某种宏大的仇恨叙事屏蔽了自己的双眼，枉顾事实的真相，无限的扩大仇恨。我们更不能将自己的社会共识、国家共识，建立在这种对他国或他民族的彻骨仇恨之上。法兰西共和国的共识要建立在对爱的信仰上，而不是恨，这样的基石才是牢固的。

在这些社会良心的提醒和引导下，法兰西谨慎的绕开了那个狂乱的巨坑，而几十年后，类似境遇的德国，则一头栽了下去。

是的，对比一战前的法国和二战前的德国，你会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困境与思潮，有太多相似之处——

同样是在前一场战争中被敌国重重的伤害、羞辱。同样是在剧变中社会共识碎了一地，各个阶层之间除了互不了解和彼此仇恨，似乎不剩下什么。同样是人们开始试图用更大的一种仇恨去弥合彼此之间的分歧。甚至希特勒早年间一再宣扬的“犹太卖国贼背后捅刀”的理论，就直接 借鉴了“德雷福斯案”中“爱国联盟”的相关说法（犹太人两面都被说“背后捅刀”，这锅背的一层又一层）……

但很可惜，德国不是法国，德国没有左拉，德国没有《我控诉》、没有《致德意志》，德国没有人振臂一呼，提醒公众“醒来吧，德意志，想想你的名誉”……

于是德意志沉沦了，被那些过度的仇恨迷住了双眼，并最终走铸就二战的悲剧。

1897年，在发表《我控诉》的那一天，左拉和与他志同道合的那些法兰西良心们，冒着得罪整个社会的风险，献祭了他们自己的前途、名誉乃至生命，为自己的祖国和全人类的良知与公义，换了一个未来。

1908年，在逝世仅六年后，爱弥儿·左拉的骨灰被移入了象征法兰西骄傲与荣誉的“先贤祠”当中。

客观的说，左拉的小说，没有同列先贤祠的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精彩，他的思想，更比不上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深邃。

但左拉的伟大在于他的勇气，当整个社会的众人都被一种情绪所催眠，陷入狂热的迷乱时，他敢大声疾呼：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名誉。

正是从左拉开始，“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字，开始被世界所熟悉。

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其实就是自己社会的“诤友”，那个戳破皇帝新装虚幻的孩子，能够在公众情绪陷入狂乱时，勇敢的提醒一句：“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荣誉。”

“沉默，对他而言，不只是痛苦，更是耻辱。如果不说出真相，他就再也不敢坐在亲人的身旁，同老朋友握手时，也会羞得脸红。”左拉的女儿德尼斯，曾这样评价她的父亲。

每当看到这句话时，我总想起一句相反的名言——那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留下的。在环境的重压下，康德曾经说：“哲学家也没有义务说出所有的真相。”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苛责康德，以及继承他的性格，整体都偏向在公众领域沉默的德国知识分子群体。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德国知识分子越到后来越喜欢走向沉默，与其民族、国家之后的整体命运走向，是无法分开的。

只是，我总想起康德一辈子待的那个故乡——柯尼斯堡。

那里普鲁士的龙兴之地，有深厚德国历史的地方。但现在，那个地方，叫“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飞地。

我总觉得，左拉与康德，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法德知识分子气质，冥冥之中，决定了这两个民族的命运。

柯尼斯堡赢得过无数凯旋，却最终消逝。巴黎总被占领，却屹立至今。

这一切命运的转折点，在百年前，那场撕裂法国的争吵，和那位叫醒自己祖国的左拉。法兰西，真的需要感谢左拉，感谢那一代又一代肯在舆论陷于狂乱与盲目时，不从流俗、敢犯众怒，愿意叫醒自己祖国的”臭公知“们。

他们，是永远的逆行者，也是撑起法兰西的孤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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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疯狂的民族主义、腐败自私的军队系统、狼狈为奸的司法体系，这些仿佛人类身上的诅咒。无论号称多么文明、多么现代化，这些让人愤恨的不公总是存在着，仿佛与人类历史一般不朽。 但与之相伴的，公义与正直也永远存在于人类之中，而拥有它们的人承载了将它们传递下去的使命。他们或用文字，或用画笔，或用人生，乃至生命，展示着信念的力量。历史在将丑恶丢弃在地上展示着人类的不堪时，也将这些人化作星辰点缀在了天空之中，让他们指引着我们的方向。这些人，也许在他们的时代遭遇毁谤，穷困潦倒，乃至失去生命，得不到邪恶者甚至是普通人该有的一切。但当我们抬头仰望他们时，不需要任何提醒，我们就已知道，他们比与他们同时代、我们时代的乃至未来的时代的不堪与平凡更加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