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的一份

《天使的一份》是来到爱丁堡后看的第一部电影。有趣的是，这是一部充满了浓浓苏格兰风情的电影——从格拉斯哥、爱丁堡的街头巷尾、苏格兰裙，到贯穿整部电影的苏格兰口音，让人无不觉得新奇有趣。

说回电影本身，从翻译的角度看，中文名称《天使的一份》看起来感觉很奇怪，因为这个“share”在这里是英文巧妙的双关。首先，在罗比一行人参观酿酒厂时，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每年威士忌酒桶里的酒会挥发2%，而这一份挥发的量，就被称作“Angel's Share”——“分给天使的一份”。

而在电影的最后，经过一番历险的苏格兰裙四人组回到家乡，罗比亲切而温暖地将最后一瓶名贵的陈年佳酿送给哈里，这位拯救了他生活的“天使”的时候，在这里，“share”也是分享的意思。

剧情整体来说不算复杂，倒是当罗比决定和朋友们一起去以“狸猫换太子”之法赌上自己未来命运的时候，情节更加活泼，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小曲折。电影并没有浪费任何一个镜头，从一开始呈现罗比时刻如履薄冰、不敢再次作奸犯科，到他使用自己嗅觉灵敏的天赋开始品酒、周围人的言行体现出意识层次的不同和对比，再到承蒙妻子阿姨的恩惠、决定开始一段新生活并力所能及地帮助其他人……所有细节都无不用心地刻画出一个丰满的形象：小混混当父亲之后决定改过自新，并在贵人的帮助和自己的机智勇敢的行动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总而言之，是一部温暖的电影。当你被标题吸引进来的时候，我相信看到电影里面，你也会有那么一两个属于你自己的“A-ha moment”。

《天使的一份》是肯·洛奇导演典型而又不典型的一部作品。一方面，它以强烈的现实主义语言、对底层边缘群体的体认和对政治议题的敏锐介入延续了导演一贯的风格；但另一方面，它又没有洛奇其他作品中那么尖锐而刺痛的棱角——大部分人会将《天使的一份》认定为一部喜剧，正如它的结尾所导向的那样。

“每年,盛放在木桶中的威士忌,都将有2%的部分会被蒸发走，一去不归，这也是被带走的灵魂一部分，我们将这称为Angel’sShare（天使的一份）。”这是电影中的一句台词，也是片名的由来。虽然听起来很浪漫，但稍稍仔细一想，被蒸发走的2%去了哪里呢？我们是不是忽略了这2%的存在？

2%的荒诞：“两个世界”的结构性对立

影片在一开始便展现出公权力与平民的某种对立姿态。作为本片主要角色的四位青年以正面偏左机位被镜头一一介绍，他们分别因醉酒掉入铁轨、偷窃鹦鹉、破坏公共雕塑、斗殴还手过重而被判处社区服务，摄影机又以侧面机位穿插拍摄了受审的几位非主要角色，并且加入了极具荒诞喜剧效果的公诉词：“被警官问到作何解释时，被告回答，你怎么不抓强奸犯、谋杀犯和性变态”；“被告在兼职做清洁工期间依然享受社保，在骗取自己不应得利益方面屡教不改”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镜头在面对法官时，并未采用传统的对称构图，而是将公诉人突出在中心位置，辩护人则处于画框边缘。

这种不稳定构图容易使观影者相信，司法更加偏向公权力一方。影片中公权力的直接闯入还包括,当在四人满载而归走在乡间小路时，当地警察毫无理由地怀疑他们偷了东西并要求搜身，甚至要求他们掀起苏格兰裙。虽然更多是作为一个结构性情节出现，但导演在此处加入这一插曲，使得公权力对平民人权的肆意侵犯作为不言自明、约定俗成而存在的现实，未曾说出，但已然说出。

在此片中，“两个世界”的结构性对立更多地表现为资本家与所谓“弃民”之间的云泥之别。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上会有资本家为了竞拍一桶威士忌争得你死我活，最终出价115万英镑；同时也很难想象，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人不认识爱丁堡城堡、蒙娜丽莎和爱因斯坦——这便是《天使的一份》营造的一种荒诞的对立。边缘“弃民”一直是肯·洛奇电影的聚焦对象，从早期的《小孩与鹰》到最近的《我是布莱克》，他用电影语言不断印证着“贫穷、穷人还不是这个世界问题的深渊，或者地狱的最底层，贫穷的问题正在急剧演化为弃民的问题”[1]。所谓的“弃民”，可以被理解为一群“透明人”——世界没了他们无所谓，他们没了世界也无所谓。

在《天使的一份》中，洛奇将镜头瞄准了那些失业的、彷徨的苏格兰年轻人。为了表现他们在世界的游离状态，本片大量使用中近景浅焦镜头，将镜头的焦点锁定在某一人物身上，甚至有时在运动中失去焦点，形成了一种风格化的语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四位青年结成队伍向麦芽酒庄“进军”时，画面又出现了大全景。影片用另一种语言告诉我们，当向资本宣战时，弃民——即使是团结起来的弃民——显得如此渺小。在《天使的一份》与其他洛奇执导的电影中还可以发现，驾驶汽车的场景鲜有正面镜头，而通常从侧后方拍摄。或许在“两个世界”的结构性对立面前，没有边缘人能真正操控自己命运的方向盘，大多数只能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进。

另外，被边缘化的不仅是罗比所代表的群体，也是整个社会结构及其所属的地域结构。影片有意识地选择了威士忌、苏格兰裙等具有苏格兰本土特色的表意符号，更是运用了导演一贯擅长使用的方言口音。影片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苏格兰，正经历着传统工业的大幅衰落与转型困难，这也是产生罗比这些失业青年弃民的根源。另一方面，影片更是自觉地引用了全英乃至全球的地域符号：伦敦，象征着英国最高水平的都市文明和发展水平，也可被视为产业转型成功的标志；而美国、俄罗斯、中国——那些来自远方的买家们——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全球性资本结构。世界眼中的苏格兰与真实的苏格兰，以一种荒谬的现实主义碰撞在一起，其所形成强烈落差，或许能够解释为何这些弃民感觉到被世界抛弃。

2%的困境：代际循环的突破与重启

在肯·洛奇的电影作品序列中，他一直都善于探讨一个人、一个家庭如何打破坚固的阶级壁垒和暴力循环结构。而这种代际困局的突破，无一例外都不是通过正常、合法的途径。在《甜蜜十六岁》中，青年莱姆只能铤而走险，通过加入贩毒团伙的方式为母亲争取更好的生活，使她远离原有的堕落的生活圈；在《寻找埃里克》中，邮差埃里克发现大儿子与当地帮派纠缠不清，无奈只得聚集朋友们以暴制暴。而在《天使的一份》中，这一主题的表达则更显直白。卢克的出生是罗比生命的重要转折点，这位“天使”的降生，与其说是磨平了罗比内心坚硬的棱角，不如说是强化了他冲破围城与命运抗争的决心。

从镜头语言来看，本片的段落之间大多使用简单明快的切换，但两处渐隐效果格外突出。罗比与哈里喝酒庆祝儿子降生时，哈里问卢克的名字是不是跟爷爷的一样，罗比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没有机会。”在医院探望女友和刚出生的孩子后，罗比回到破旧的家中，此时镜头第一次渐隐，场景慢慢地变黑。又一次，当女友质问罗比与克兰西有什么仇时，他轻描淡写地说：“他爸上学时与我爸打架。”女友显然被这种荒诞的现实激怒：“那卢克是不是也要和他的儿子打架？”画面第二次渐隐。这种朴素的电影语言意味着主人公罗比和女友莉奥妮黯淡的心理状态，不断提醒和暗示我们这种暴力代际循环困局的无解性结构。

罗比的第一次重启机会是地域性的，但这逐渐被证明为一个失败的方案。莉奥妮的父亲给罗比5000磅让他去伦敦，这被他认为是一种有失尊严的“打发”。后来，莉奥妮和他尝试搬进亲戚的朋友家，但也被仇人秘密跟踪。影片企图告诉我们，地域的重启无法打破暴力的循环结构，更难以突破阶级壁垒，因为贫困和暴力根源于不公正的社会结构，而这个无解的问题却是全英国乃至全世界都存在的。

肯·洛奇的“天赋论”（《小孩与鹰》截图）

威士忌是罗比的第二次重启机会。虽然之前从没喝过威士忌，但正如洛奇的早期电影《小孩与鹰》中男孩拥有的驯鹰本领，罗比在一开始就显现出某种嗅觉天赋和学习欲望。在这个“励志故事”中，2%的天才似乎比98%的汗水更加重要。但威士忌品鉴毫无疑问是资本的游戏，罗比根本没有通过正常途径进入威士忌行业大门的机会。因此，一个典型的“肯·洛奇式”解决方案摆在眼前——通过绕过社会法律或道德规制的方式，达到改变阶级命运的目的——这是底层人民突破贫困和暴力代际循环的唯一途径。

肯·洛奇的“偷窃癖”（《小孩与鹰》截图）

在一些豆瓣短评中，有人对此批评道：“通过盗窃来重新开始？现在电影的主流价值观都扭曲成这样了。”然而事实上，洛奇已经给予这个问题以足够的重视，在情节设计和镜头语言的处理上对罗比表现出极大的包容。

在最关键的偷盗威士忌桥段，影片摒弃传统的“最后一分钟营救”叙事，而是单线聚焦罗比，仅用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加强紧张的气氛，将“偷窃”这一行为突显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当酒庄老板和收藏家马洛尼进入酒窖进行“暗中交易”时，无数橡木酒桶构成了天然的前景遮挡，形成“画框中的画框”，摄影机以偷窥者的视角在马洛尼和罗比之间切换，冷暖光源的对比更显示出罗比内心的矛盾与复杂。而与这种镜头语言相照应的荒谬现实是，看似体面的马洛尼实际上也在干着“偷窃”的勾当，这进一步在心理层面消解了观影者对罗比突破法律底线的谴责。

2%的温情：分享与馈赠的阶级意义

本影片与肯·洛奇大部分作品的不同在于，全片乃至结尾都以一种轻松的喜剧情节消解了社会现实的残酷与辛酸，小人物也大多流露出积极善意的一面。是什么塑造了这2%的温情？我们终能发现，使《天使的一份》结局保有一丝暖意的，恰是在片名中就已强调的分享与馈赠，是一种阶级内部的结构性力量。

在洛奇的电影中，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中的个体常常不能团结一心，却总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在一个采访中洛奇表示，在80年代初的某一时期，“最基层的人民准备好要和撒切尔战斗到底，但工会的头目却在做交易”[2]。对于工会头目背叛工人的问题，他还专门拍摄了纪录片《领导的问题》（A Question of Leadership, 1981）。或许正是源于此，洛奇的电影经常内聚焦于工人阶级和底层人民的分歧，在更高维度反映为所谓“革命第二天”的问题。在《甜蜜十六岁》中，莱姆一心想带出狱的母亲进入新生活，却在过程中遭到昔日好友的不理解，甚至最终连母亲也不愿放弃旧生活；在《风吹麦浪》中，爱尔兰共和军的兄弟二人在革命成功后却因为“是否继续革命”的意见分歧分道扬镳，最终弟弟下令处决哥哥。

当阶级内部的领袖个体迅速跃升，剩余的人却在地位与思想上无法与之同步，所谓“工人阶级兄弟情”是否依旧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天使的一份》与《风吹麦浪》和《甜蜜十六岁》恰好形成了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在影片中，洛奇充分肯定了分享与馈赠的阶级意义：个人的成功最多是一种单向的阶层流动，对整个阶级境况的改善没有意义，而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共享”才更有助于弃民群体的声音被社会听见。

从影片后半段的镜头语言来看，在计划实施前的谋划阶段，镜头多以罗比单人中景、其余三人共享一个画面的形式呈现，以突显罗比作为领袖者的角色。而在计划成功后，构图显然变得更加平衡。

有趣的是，导演突然加入了一个反转情节，人为制造了内部矛盾——两瓶威士忌因阿尔伯特的不慎化为乌有，这也是影片中四人唯一出现剧烈不和的片段。此时的画面以两人为一组，表现出一种分崩离析的端倪。

激烈争吵后，剧情因阿尔伯特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恢复了平静。在下一个场景中，敏锐的导演立马使四人重新出现在同一画框中，且罗比走在了画面边缘，刻意避开了那些“革命领袖”叙事所常用的中心位置，这与罗比最终慷慨地平分成果形成了对应关系。

最终罗比还将其中一瓶威士忌送给了哈里，这使得影片的温情愈加外溢。哈里不是四人集团中的一员，甚至原本处于他们的对立面，但他有“天使”般的善意，为罗比提供了现实的契机，更使罗比决心走出底层生活的代际循环。在这一场景中，满橱柜的威士忌显示出哈里是爱酒之人，但镜头都做了虚化处理，而将焦点集中在罗比馈赠的那“一份”上，表明了洛奇对某种阶级友谊与认同价值的充分肯定。

“罗比走后怎样”

影片颇显光明的结尾是，罗比和莉奥妮走上了创业之路，另外的三个伙伴拿到钱后继续他们的生活。罗比对朋友们承诺：“我们一定下来就接你们过去……别把钱花在老虎机上，干点有意义的事。”同时，这也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结局。罗比走后怎样，这笔钱是否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境况，其余三人是否会继续不思进取，罗比是否能够冲破那种绝望的循环结构，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是导演留待我们思考的问题。

肯·洛奇曾因其立场问题被“封杀”十余年，这像极了本片中威士忌的酿造过程，从麦芽间、发酵室到蒸馏房，都为最终那“天使的一份”做足了积累。在《天使的一份》中，导演以“两个世界”的结构性对立为起因，以代际循环的突破与重启为转机，以分享与馈赠的阶级意义为升华，演绎了“百分之二”无比真实的荒诞、困境与温情。而至于罗比走后怎样，洛奇似乎故意留下悬念、留足精力，等待下一步电影继续为我们讲述那“百分之二”透明而现实的故事。

[1]戴锦华. 魔镜或碎窗——肯·洛奇与《我是布莱克》[J]. 长江文艺评论, 2017(01): 58. [2]路易斯·奥斯蒙德. 对比：肯·洛奇的生活和影片[EB/OL]. 英国, 2016-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