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拼图

今年戛纳最佳编剧奖影片《幸福的拉扎罗》出资源了。该片意大利导演出身哲学系，可以想像它是我喜欢的风格。但没有想到它是至简魔幻的。故事简洁，16厘米胶片使画面质感粗粝又遥远，身强体壮的阿扎罗有一双鹿一样的眼睛……。阿扎罗幸福吗？他鹿一样谜一般纯洁的眼睛里有愚昧，有圣洁，有奴性，有忠诚，有无私，有因无知而起的无畏。导演探讨了人性的弱点、城乡的本源差异、教育的作用、政治的迷途、宗教的虚化、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艺术的虚弱与无为，阶层分化的根源，以及回不去的故乡。最后的影像是：拉扎罗倒下了，老狼仓惶游荡在街上，好人（或愚昧的人）与疲弱的狼都将是无法适应当下社会的。导演不是在重申丛林法则，她只是在让我们参与探讨，在这个魔幻而又粗粝的现实世界，人性掺杂着神性、奴性与兽性，是否可以捱过所有当下的严冬，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道德的的严冬。这是个悲伤而又诗意的哲学影像。但悲伤并不深重，导演让教堂管风琴的音乐“逃走”，专门为阿扎罗一行演奏，这是她想给这个世界一些体恤的努力。

也是在慕尼黑电影节上观看了这部电影，本来只是来看电影的，导演意外地在开场出现在影院，主持人对她进行了简短的采访，导演谈起了拍电影中的趣事，如何找到拉扎罗。

在制定好拍摄大纲后，摄制组开始寻找拉扎罗的人选，因为这个角色对于整个影片太重要了，所以摄制组寻找了很久。终于在一所中学看到了我们的主演阿德里亚诺,塔尔迪奥洛，导演一看到他就觉得他是演拉扎罗的不二人选，他美丽的眼睛，白洁的皮肤，微卷的头发，一脸纯洁无暇的脸，简直就是为拉扎罗量身打造的。于是导演组向他发出邀请，向他解释了这是一部怎样的电影，阿德里亚诺明确的表示了“不”。 于是摄制组又不得不开更细致向他展示参演的好处，可以得到的报酬，名誉等等，阿德里亚诺则表示自己对此不敢兴趣，但可以介绍一个对此感兴趣的朋友给他们。摄制组仍没有放弃，经过几次交流，阿德里亚诺告诉摄制组他不参演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却让他们更加惊喜。 他说他从来没有拍过电影，这是个他不熟悉的领域，他不懂这个领域，所以没有把握能做好他，也不能为此负责。于是摄制安排了一些试拍，如果他自己对于自己的表现满意，阿德里亚诺就接拍，如果不满意，他们便不再勉强。结果试拍的结果双方都很满意，于是我们才能有机会看到这么一部优秀的作品。

本文首发于【MOVIE木卫】（微信公号：movie345）

《幸福的拉扎罗》的开头俨然一副自然主义的19世纪意大利乡村风情画，仿若从泥土中掬捧出来的农民人物群像、一场风笛民歌鼓舞下的求婚仪式、高大茂盛而烟叶层叠掩映的田地、粗糙简朴的农舍间乱窜奔走的牲畜，仿佛直接脱胎自埃曼诺·奥尔米田园诗般的影像《木屐树》。

然而这样平实古朴的生活画卷，很快就出现与历史拼接的裂痕。随着求婚而展开的一场关于前往城市的讨论，则开始揭开这个村庄与众不同之处：现代日用品、汽车卡车和初代手机铃声与前现代的服饰和农耕劳作方式一起不合时宜地出现；订婚后想要离开农村的一对情人，并不像《木屐树》中的新婚夫妇那样受到祝福前往米兰，而是遭到牧师和家人的百般阻挠；农户们的债务和他们的主人侯爵夫人给这个村庄留下了更多谜团——封建制度早该在共和国建立之初就被废止。

侯爵夫人携带儿子Tancredi的度假出场，则牵扯出这个蹊跷村庄的荒诞真相——事实上伯爵夫人长期欺骗着与世隔绝的村民们，从未告知佃户制度早已被废除，而让他们在毫无收入的情况下为她的烟草工厂提供原料，并用越滚越大的债务将他们牢牢禁锢在这片土地为她卖命。

”要让他们沉浸在苦难中。现在他们忍受着痛苦，但是不知道真相。我剥削他们，而他们剥削更弱小的。“她如是阐释自己的封建主哲学。

对母亲深恶痛绝的Tancredi以拙劣手法伪造自己的绑架案，想要骗取母亲的钱财回到城市。出于好奇或是游戏的心理，他相中了拉扎罗来充当玩伴。这个被侯爵夫人称为“剥削食物链“底端的少年，因为单纯善良而被所有人呼来喝去，真心实意地相信他与Tancredi之间兄弟之约。

被庇佑的圣徒拉扎罗

如果不是拉扎罗的角色，那么电影所讲述的只是一则匪夷所思的奇闻轶事，是侯爵夫人如何奴役欺骗、罪大恶极，而无知佃户又是如何被现代社会所解放改造。

拉扎罗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心灵纯粹、不谙世事，虽然没有身份地位和财富，也没有堪破世态的聪明才智，但正因如此，他的智识似乎从不能理解似乎从未意识到他人的戏弄和欺负，也无法明白压在所有村民肩头之上封建主的课税和盘剥，更不能体会想要离开此地的年轻人的受挫心情，他就像基督教颂扬的传说中那些执着于信仰和拯救的圣徒一般，坚守自己的信念和承诺、从不动摇。

和导演阿莉切·罗尔瓦赫尔前两部作品《圣体》和《奇迹》中的主角，带有自传性人生经验的少女角色不同，拉扎罗更像是一个“非人”的主角，一个将过去生活和当代现实纠缠在一起的神秘结点。《圣体》中偏倚于成长的女性视角在《奇迹》中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细腻的心灵书写，跟随着少女的探索踪迹时而出现如梦似真的幻境。到了《幸福的拉扎罗》，镜头虽然以诸多特写切近少年天真无邪的脸庞，却从未揭示过这个少年除了悲喜之外更多的内心活动，在叙事中，他甚至不提供任何的主角视点，他的表现和行为并不影响和推动剧情的发展、他也不承担重塑事件发生的旁观者视角，他让观众从主流的叙事视点中抽身出来，沉湎于遥远的遐想和追寻，在穷尽未知的探索中而最终无所錾获。

为了寻找Tancredi而跌落悬崖后，拉扎罗奇迹般的重生了，仿佛圣经中死而复生的圣徒。这并不是导演第一次呈现生与死幻象交替的神秘现象。《圣体》的片尾，游过水塘的Marta捧住一条仍在活跃跳动的尾巴，它可能来自于被残忍摔死的幼猫。《奇迹》中，养蜂少女游向遍布墓地的孤岛，想要找到生死未卜、踪迹不明的男孩马丁，在洞穴的幻象中她与男孩跳跃打闹、相拥而眠。在这里，水成为一种可见、可触的客观世界与不可见、不可触只能凭知觉感受的自然世界互渗的介质。倾倒而下将呆立于屋外的拉扎罗淋个湿透彻底的雷雨，就如桥下漆黑的水塘，包围着孤岛的碧蓝海水一般，是虚邈神秘、不可解释的自然神性，悄无声息地俯身融进拉扎罗。

当画外音里Antonia向年幼的儿子娓娓讲述圣人和狼的故事时，狼俯身嗅闻坠落悬崖拉扎罗的身体。“一个好人的气味阻止了狼想要吃掉圣人的欲望。”Antonia如是说。与此同时，拉扎罗睁开双眼，迎着神圣的阳光的洗礼重又回到世界。

曾经他所以为的世界的一切——村庄Inviolata已成为被外界所废弃遗忘的角落，而曾经共同生活劳作的村民已经历了二十多年沧海桑田的变化。在拉扎罗身上，时间的物理性静止了。始终如一的纯善心灵和不曾改变的外貌，被包裹在神秘而不可解释的神性光环之下。

封建制的瓦解并不意味着剥削的结束

因绑架案而被惊动的宪兵队驾驶着直升飞机出现村庄上空，掀起的呼啸风浪让土地上的村民以为看到了传说中的怪物。镜头俯视着被凝滞在前现代时空里的古老村庄，被谎言所筑建起来阻隔历史发展的谜墙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侯爵夫人剥削压迫的佃户被迫迁离他们的村庄进入城市，他们所面对的似乎是一个光明的未来：教育、平等、工资、私有制和市民权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谎言和群山所隔绝成的中世纪式乡村生活，由拉扎罗的神秘回归为衔接，进入到了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二十一世纪。影像散逸出神秘怪诞的气息之外，更是有着对现实社会的理性批判。

罗尔瓦赫尔始终关注着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与适应现代化生活的商品经济之间的对立，正如《奇迹》中以原始方式生产蜂蜜的一家人和他们所拒绝的现代化的生产标准和商业化的经营模式。

《幸福的拉扎罗》中前半段由原始的农耕种植方式、口口相传的传说故事所组成简朴生活，与后半段物质丰富、科学技术发达、理性经验渗透的现代生活形成对立。从佃户到市民身份的变化，却依然没有改变来自Inviolata的农民生活在社会低层的现实。

罗尔瓦赫尔的镜头，也常常会驻留在被遗弃在时代角落里的失意空间，如幽灵般凝视《圣体》中被掏走仿若心脏一般存在的耶稣圣像的废弃教堂，《奇迹》中凭空消失的养蜂人一家徒留下的一座空荡荡的家宅，以及《幸福的拉扎罗》里失落的村庄，镜头的目光柔软地抚触着回忆的墙壁，前往呼吸和话音震荡回响的家宅卧室，而在幻想中栖居着迷失的回忆。

苏醒后的拉扎罗为了寻找好友Tancredi离开家乡一路长途跋涉，目之所及都是比Inviolata这样落后闭塞的封建农庄更残酷严峻的现实：难民和失业者排队等待只有几欧报酬的零工，银行通过债务抵押掠夺走家庭财富；Antonia一家好几口人聚居在废弃的水塔箱中，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只好通过偷窃、抢劫和诈骗维持生计；曾经的侯爵少爷Tancredi，虽然仍住在体面的大房子里，因为破产而失去所有，终日在酒精中醉生梦死，颠倒现实。即使离开了禁锢他们的封建制度，他们却依然是被主流社会所拒斥的边缘群体，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毫无还手之力，在城市化进程的吞噬之下苟苟营营勉强度日。从黑暗无知中被解放的村民，似乎又落入另一重盘根错节的社会剥削。

甚至神圣慈悲的宗教都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修女将这群想听音乐的人驱赶出教堂。此时再次出现了神性的一刻：晚祷时刻的神圣管风琴声仿佛有了灵性和意识一般，跟随着拉扎罗一行人离开，从教堂偷跑出来，穿过门廊，顺着和煦晚风，徘徊在他们身边。独坐在树下的拉扎罗默然流泪，而决心为失去一切的好友Tancredi讨回公道。

电影的结尾，拉扎罗睁大双眼倒在血泊里，未知生死。此时，曾经俯身降临、呼唤他苏醒、召唤音乐的神圣灵性并没有护佑他不受伤害，一直凝视着他的狼忽然离开，穿过车水马龙向镜头奔跑而来。电影并没有过多纠缠于多愁善感的同情与和感伤，而更以民间传说般的讲述方式结束了这则寓言。它拆解现代社会中所有确定、透彻的价值体系，并将泾渭分明、标刻为模板的现代生活其淹没于幽微而不可捉摸的神秘光晕中。

在虚幻与现实中游离，跨越在古代和现代的交界，罗尔瓦赫尔所展现的不仅仅是一个传奇，一个虚幻的梦，也是当代意大利的真实写照，抹开尘土飞扬的Inviolata村庄古老幻象，是镜面般清晰的当代欧洲社会的演变：挣扎在生存线上的难民和移民，被迫失业的工人、流离失所的破产者，电影站在过去和现在的迷惘之上，被困裹在未知的谜团和化约为一的真理之间，目光投向的更多是对于未来的现实焦虑。

无论故事立意还是成片效果，《幸福的拉扎罗》都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作品。拉扎罗就像一面镜子，他的淳朴善良，他身上“超人性”的纯粹，映照出了很多很多，比如人性、世情、时光流逝等等。但显然，导演的意图并不止于探讨这些，往更远处看，是人性与神性的相爱相杀，以及意大利社会数十载的沧桑变迁。为了更好的理解本片，我打算从以下十个方面对本片进行探讨。

一，拉扎罗是谁

在农庄里，拉扎罗是一个几乎没有存在感的人。因为他的老实巴交和木讷言行，所有人都对他喝来唤去，只要周围人随便一句话，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要他帮什么忙就帮什么，就这么实诚的一个孩子。不像有些人帮助别人是为了图什么，图奖赏图升迁图好人缘好口碑等等，可拉扎罗什么都不图。他助人纯粹是自觉的无意识行为，不是有意为之的。

他从来不会说“不”，看起来也从不伤心，总是一个痴痴呆呆的“诚实”表情，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朋友，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在远离人群的小角落里煮咖啡，喜欢对着空气发呆，即使暴雨来了也不躲不藏……这让我想起《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都是“钝感力”十足的人。但是“钝感力”十足的人，却身上往往拥有一些别人不易觉察的美德，也往往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比如许三多可以一口气做333个腹部绕杠，而拉扎罗就更神奇了，竟然可以抵抗时间的流逝。

拉扎罗是一个“赤子之心”尚未泯灭的年轻人。这和他生活的环境不无关系，那个与世隔绝的农庄里，时光流逝缓慢，人际关系单纯，身为一个佃农，拉扎罗也不需要思考，只需要不停劳动。所以他想得少，不如外界的人那么复杂，而喜欢亲近自然的天性又让他天然地比别人本真纯良，观影时，我很自然地想起了David Bowie的一首歌《Nature Boy》，拉扎罗是“自然之子”，在这个争名逐利的浑浊之世，他的“赤子之心”是这世上最稀有最珍贵的东西。

可遗憾的是，人们都不认识“赤子之心”更不懂得尊重和珍惜，所以每当拉扎罗出现，人们总是一脸不乐意，仿佛吃了苍蝇屎一样的恶心表情，当他发着高烧时每个人都在拿他取笑，也不愿意分出一个床铺供他休息。人们只能把他理解为一个好心的“傻瓜”“白痴”，然后毫无顾忌地加以利用，却从不会觉得他的可贵与罕见。这就是人性的悖谬之处。所以在传说里，耶稣最终被人背叛被世人所误，还以自己的死来替世人赎罪。从始至终，人类一直是浑浑噩噩的蒙昧生存着，他们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与丑陋的，假如周围突然出现了一个圣洁的美好之人，他们只会本能地排挤和厌恶，却不知悔改。

二，时光与存在

故事发展到中间，拉扎罗忽然坠落悬崖，与此同时，侯爵夫人的骗局被拆穿，所有被蒙蔽的农民纷纷逃离农庄。也就是在这时，世界一下子前进了几十年。等拉扎罗从昏迷中苏醒，世界早已经不是当初的样子。

这一段落可能是《幸福的拉扎罗》里最匪夷所思，也最魔幻现实主义的地方。当然这是创作者有意为之的段落，由此我们就可以窥见时间在世界的无情流逝，也能解释拉扎罗后来为什么突然具有了“神性”。这场坠崖坠的漂亮，一下子把《幸福的拉扎罗》坠到了超凡脱俗的境地，连电影本身也具有了经典的独特气质。

一个人长眠不醒，而等他突然苏醒，世界早已今非昔比，这种故事设定，在西方诸多经典文本里都有涉及，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布拉姆•斯托克的 《德库拉》等等。而拉扎罗坠崖的场面，并非电影独创。一起意外事件让一个人停止生长，并且具有了天赋异禀的神力。在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里，这种手法就曾被用过。《铁皮鼓》里小男孩从楼梯上意外坠下，然后从此停止生长，而且具有了声可裂石的天赋。而小说被拍成了电影，还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殊荣，在片中饰演小男孩的那个演员大卫•本奈特也在片中客串了一下，就是那个对着侯爵和拉扎罗破口大骂的投资人，他大喊着“你们俩都是小丑”。

因为这场意外坠崖，时空的界限被打破，电影的视野与格局瞬间打开，拉扎罗从过去来到了现在，他依然还是年少模样。而在这匆匆时光流逝里，我们也看到了周围人的巨大变化，那些农庄的农民们开始在城市落地扎根，过的却是蝇营狗苟的底层生活，他们不再淳朴也不再善良，在尔虞我诈中变得更像“城市人”，而在乡间与拉扎罗短暂邂逅的年轻的侯爵，在时光流逝中变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骗子”，外形上也与曾经判若两人，心怀梦想的翩翩少年成了油腻的肥胖大叔。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化，以及今非昔比的时间差，让单纯的拉扎罗一时无所适从。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心怀“赤子之心”，在都市丛林里游魂一样游走，在这个不属于他的地方寻寻觅觅。

三，从人性到神性

《幸福的拉扎罗》里，恰好出现了人类社会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人。拉扎罗，他周围的农民，还有侯爵夫人。这三类人分别代表了人的三个层次，相对而言，拉扎罗身上“好”的一面更突出，而他身上罕见地存在着一丝“神性”，从内而外散发着圣洁的自然气息，恍如一道洗涤人心的清流，不像普通人充满了欲望，他天生具有淡泊寡然的心性，在他看来生存就像一场随遇而安的旅行，无所谓目的和意义，而路上的每个人都值得被善待，所以他总是那么知足常乐的“憨样”。而坠崖之后的拉扎罗反而比以前更具神性，“人性”在他身上反倒不明显。有几个镜头都在透露这个信息，除了永远青春的模样，他可以把教堂的音乐带走，以及树丛间投下的圣洁光束，都预示着他已经不再是凡人了。

和大部分人一样，农庄的农民则是“人性”占据了绝对上风，他们自私自利斤斤计较也会排斥异己，但总体而言不算太坏。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人居多，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这些人的心态。而当“人性”面对“神性”，自然要匍匐跪地，所以我们见到，当拉扎罗从过去来到现在，再度出现在世人面前，他曾经的同伴安东尼娅大为惊骇，竟然激动到突然对他跪拜。

侯爵夫人是电影中的反派，她一开始就在欺骗剥削农民，还满嘴的大道理，靠欺压别人谋生的她谙熟“弱肉强食”的法则，可以说她是“兽性”的代表，在每一个被恶魔缠身的躯体里，都住着这样一个扭曲的灵魂。

假如周围人的“人性”“兽性”不那么明显，拉扎罗的“神性”就无从体现；假如没有拉扎罗的超凡脱俗，就体现不出人类的自甘堕落。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拉扎罗年轻时的伙伴安东尼娅最终走上了诈骗谋生的道路，也让拉扎罗入伙一起欺骗好心路人，可是当拉扎罗和她干了一票之后，她就匪夷所思地表示不想再和拉扎罗合作了，那是因为她身上的“人性”与“神性”在激烈交锋，只要拉扎罗在场，她的自甘堕落就显露无疑。为了让自己不再受良心的谴责，所以她才不敢和拉扎罗再在一起“作恶”了。

四，从农村到城市

《幸福的拉扎罗》里，时空的变迁几乎是断崖式的跳跃，纵向的时间是从几十年前到几十年后，横向的空间便是从农村到城市铺陈开来，可以说，意大利数十载的社会变迁，都在电影里有所投射。而假如只是平铺直叙讲述这些变化，那么就可能索然无味，所以导演便创造了拉扎罗这个人物，他一个人充当了自然和工业的纽带，也映照了乡村和城市的天差地别。

这种社会变迁，我们应该都身有体会吧，城乡二元的格局，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数十载的狂飙猛进之后，工业化在古国落地开花，自然也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污染，人们的传统观念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小农经济不再是主流，人们对于金钱的欲望空前高涨……这些在《幸福的拉扎罗》里面，都隐隐体现了出来。拉扎罗与他的那些农民朋友们，无论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还是在一个经济发达的工业社会，都始终位于食物链的最底端，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而无论怎么看，拉扎罗和他的农民朋友们都不像一个城里人，他们即使住在了城市，身上却还是留存着农人的本性，在城市边缘飘来飘去。当初他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顿时如同鱼儿离开了水，除了偷抢拐骗什么生存技能也不会，而最让他们向往的还是那些田园生活，即使在城市的角落，他们还是乐意在泥土里挖野菜，因为那让他们觉得亲切。这种境遇就如同来北上广打工的农民工，你可以说你在哪里谋生，却永远不敢说自己就是那里的人。因为你的根始终还在农村，城市只是一个赚钱谋生之所，无根的漂泊感如影随形。

可以看出创作者的态度是中立的，他们的眼里的城市是杂乱庸俗的，却并不觉得农村一定比城市好，但那里起码更能让农人有归属感。在电影的开篇，侯爵夫人鞍前马后的属下，刚来农村就大发感慨，不停夸农村空气好，他说，农村什么都好什么都有，而城市却只有美酒。可是这种“农村好”是建立在奴役之上的，没有平等与自由，农人连进城都要经过侯爵夫人批准。后来没有了奴役，却也并没有换来实质的自由与幸福，农人在城市还是一样流离失所。于是这时他们又开始怀念农村生活了。可以说，农人们对城乡的态度是矛盾的，创作者对城乡的态度也很矛盾。也许，这世上不存在绝对的自由之地，只有你觉得安心的地方，才可以称为家吧。

五，欺骗与被欺骗

在《幸福的拉扎罗》里，主创刚开始就给观众开了一个大玩笑。貌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还有那些说说笑笑的欢乐农民，其实都是一个天大的谎言。直到电影中段，也就是拉扎罗坠崖之后，搜寻年轻侯爵的警察赶来，这个精心编造的谎言才被拆穿。

农人欠侯爵家族的债务都是无中生有，合同制的社会还存在被奴役的佃农简直是天方夜谭。女侯爵欺骗了所有农民，让他们以为世界不曾进步，让他们子子孙孙都为自己劳动，从他们身上压榨剥削从中渔利，供自己吃喝玩乐消遣。可是女侯爵又不同于一般的压迫者，她有一套完善的“治理理念”，她洗脑的功夫可谓登峰造极，从让农民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她无偿劳动就可见一斑。生活中她就是一个有修养有素质的成功女性，对谁都面带微笑，还专门给农民的孩子授课，讲“要做上帝的仆人”“勤劳谦卑是美德”之类的话。

这些行为似乎不是这位女伯爵独有的，从古至今，从国外到国内，统治阶级最擅长的不就是这些吗？先给你灌输一些“高大上”的做人准则，教你做善良顺从的小绵羊，等你迷迷糊糊心悦诚服了，然后再举起屠刀肆意宰割。记得日本侵华战争里，最先做的便是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给中国的孩子教授日本人想要你知道的“道理”。而在南斯拉夫电影《地下》里，统治阶层为了让地下的人们服从管理，就整日广播一些虚假信息，让人们误以为世界没有前进，还是几十年的样子，在这个谎言编织的世界里，天空始终被谎言笼罩真相无法透进来，所以也就没有人思考更不懂得反抗。

六，现代“动物农场”

《幸福的拉扎罗》前半部分一直在讲述农村生活，后半部分逐渐来到了城市。观看过程中，我自然想起了乔治•奥威尔的名作《动物农场》。那个堪称警世寓言的故事里，动物们整天被人类奴役，有一天它们觉醒了就把农夫赶走自己当家作主，可是最终的结局却是换来新一轮的奴役，依然是少数动物在享受，大部分动物在辛苦被剥削。貌似是在讲动物，实际是在讲人类的处境。

“这些人和动物一样，给他们自由，他们就意识到被奴役的命运；你让他们不停劳动，他们就会不自知。”这是侯爵夫人的“治理格言”，她虽然不是好人，可是她的只言片语却道出了真相。作为一个旁观者，她看到了众人对拉扎罗的欺压，所谓的弱者对更弱者的欺压，她说，“他们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人，却不知道反抗，反而去欺压比自己更弱的人。”

而等农场被警察关闭，女骗子被法办，农民却流离失所，期待的自由与幸福生活并没有来临。反而很多农民走上了偷抢诈骗的犯罪道路。远远望去，整个城市乃至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大型“动物农场”，被奴役的命运依然存在。最讽刺的地方就在此，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农场到大社会，假如说农场的生活如同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乡村版”，那么城市生活就是“《动物农场》城市版”，总而言之，无论农人去了哪里，无论骗子是否被法办，“动物农场”都始终存在。那不是一时一地的遭遇，而是从古至今，遍地都有的“丛林法则”。奥威尔的《动物农场》绝对不只是想要说一个农场发生的故事，也不是在说一些动物和农夫的遭遇，而是呈现的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真相，是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困境。

七，可笑的梦想

电影里有一首插曲，一首在高唱“梦想”的快节奏流行歌曲。在电影里这首歌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农村，侯爵少爷年轻时故意远离母亲，并且妄图用“假绑架”要挟母亲获取赎金，他住在拉扎罗野外的的隐秘洞穴，时常带着耳机独自听歌，拉扎罗就在旁边，他脸上的表情很呆萌，似乎听懂了歌词又像听不懂。第二次是拉扎罗来到城市，在贫民区的电视上听到了这首歌，别人都在交谈，只有他出神地听着这首歌，若有所思。我猜想他是想念侯爵少爷了，那个“同父异母”的兄弟。

其实这首歌还是很“正能量”的，歌词从头至尾都是在大谈梦想，鼓励人们勇敢追梦，假如出现在一个励志风格的片子里，我兴许还会小激动一下，然而在《幸福的拉扎罗》里，我只是顿觉讽刺。因为这个故事架构里，哪里有什么梦想可言？有钱人才能谈梦想，好上加好锦上添花，穷人奢谈什么梦想？除了谋生还是谋生，在一个富人统治一切的世界里，活着就不错了。年少的侯爵本该是有梦想的，他曾对拉扎罗说，“我们成为古代的骑士吧，一起反抗压迫与剥削，去开创一个新的世界。”然而最后呢，他也只是一个loser，母亲破产以后他什么也没有，只是行尸走肉一般活着。而拉扎罗可能自始至终都不知道什么叫梦想，对他来说，这些人们嘴里的话都太新奇了。

梦想不是包治百病的仙丹。在一个冷酷的世界里，除了欺骗与被欺骗，除了剥削与被剥削，加之人性无处不在的贪婪自私，还有那些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世界充满林林总总的荒诞……所有这一切，与梦想半毛线关系也没有。可讽刺的是，越是冷酷无情的人间，越是喜欢提出一些“梦想”“幸福”之类的“正能量”词汇，寓意着努力奋斗之类，可实际上还不是弱肉强食骗来骗去。梦想当然很美，可是出现在一个扭曲的冷酷世界里就好像笑话。人们不谈梦想是因为难以实现，一旦说出来又显得不真诚，而那些歌词里的梦啊爱啊，为什么听起来都像镜花水月啊。

八，孤独的狼

从头至尾，电影里反复出现了一种生物，那就是狼。在与世隔绝的山谷，狼群时有出没，农人的鸡鸭总是屡遭劫难，农人对其敬而远之。而在拉扎罗坠落悬崖之后，把他从昏迷中唤醒的却是一只狼，当结尾处那只狼再度出现，它和拉扎罗进行着隔空对视，而它仿佛能预知拉扎罗的宿命一样，当拉扎罗被众人围殴致死，它就悄然离开了人群，投入了车流不息的城市丛林。

那是不是可以说，那只狼其实就是拉扎罗的灵魂化身，或者说，拉扎罗的性灵其实就是一只狼，当他去世的时候，狼也就跟着离开了？在《幽灵公主》里，山兽神的化身是一头神鹿，人类射杀它以后换来了灾难，那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而在哥谭的故事里，猫女本是凡人，她被人陷害坠地而死，是黑猫把她唤醒，从此她有了猫一样的性情。

想想的确匪夷所思，一般人从悬崖坠落难有生存可能，可是拉扎罗不仅毫发无损还突然有了神力，出现在他身边的就是一只狼。而在这个段落，画外音就是“圣人与狼”的故事，离群索居的老狼与山穷水尽的圣人遭遇，但是狼没有吃圣人，因为它嗅到了一丝味道，那不是人的味道，而是神的味道。虽然主创没有指明拉扎罗具体身份，但是我们不难猜到他的圣神与独特，不妨大胆推测一下，或许他是大自然之子，或许是耶稣在世间的化身，或许是被山兽神赐福的人类……或许在他坠崖之后，他已经离开了人间，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只化身为拉扎罗的狼，因为它想要游历人间。但无论如何，狼的指意是圣洁的灵魂，它不为人理解，为世人所伤，只能在芜杂的人世独行。

九，拉扎罗的幸福

电影的片名很有迷惑性，估计没看过的人还以为是一部小清新风格的爱情片呢（比如我），可事实上，看过之后才发现和《美国美人》一样，片名的反讽意味大于字面意思，而且拉扎罗到底幸不幸福呢？

在神明的眼里，幸福的定义不同于凡人。也许经历过了就是幸福，也许一瞬间的相遇也就是幸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拉扎罗可谓是幸福的。他也曾和年轻的侯爵有过短暂的相逢，也曾在山谷林间自由行走，也曾在这个世上来过一遭，见到了许多人遇到了许多事，但始终无怨无悔无愧于心。王小波曾说，“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从这个角度来看，拉扎罗似乎也算是成功。

但假如从我们这些凡人的角度看，拉扎罗根本就不幸福，甚至可以说悲惨。首先没有人善待他，都把他当做傻子一样欺负。许三多说过“傻子不难过，傻子不伤心”，如果拉扎罗是个傻子，那么他就不会伤心，说不定还觉得幸福。可是我又不觉得拉扎罗是一个傻子，他只是一个宽厚到近乎木讷，善良到类似愚蠢的人而已。别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在他的眼里，他并非没有人类的情感，只是他都选择了理解与礼让，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而后来，他也的确落泪了，因为他见识了世界的冷酷无情，一直信任的侯爵欺骗了他，连神明也抛弃了他，教堂里竟然不允许穷人听音乐，所以他落泪了。

或许，拉扎罗来人间一遭只是为了体验的，经历完毕就该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他的幸福源于大自然，源于日复一日的辛勤劳动，源于和周围人友好相处。而这些在农村的时候，他基本都拥有，但是来到了城市，他几乎一无所有，也平生第一次留下了眼泪。所以他最后又变成了一只狼，开始了返回大自然的漫漫旅程。只有那里才是他最终的归宿。

十，拉扎罗去哪儿了

结尾，拉扎罗被疯狂的众人围攻致死，此时有一匹狼从他身边跑过，跑过都市丛林的车水马龙，故事戛然而止。那匹狼走了，拉扎罗也走了。似乎这就是结局，可真的已经结束了吗？

在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里，小王子在宇宙遨游，见识了纷繁复杂的世界，与不同的人相遇然后离开，在与飞行员在沙漠里短暂相逢之后，被毒蛇咬了之后就去了另一个世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要睡了。”纯洁的灵魂是不会在污浊的世界久留的，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允许，而是因为这个世界不配拥有如此纯洁的灵魂。人们都相信，小王子不是死了，只是回到了自己星球，从此和自己的小玫瑰永远在一起。

拉扎罗也不是死了，他只是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死亡只是为他开启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那是一个迥异于地球的地方，那里有梦幻的山川河流，有神奇的草木鸟兽，有长着翅膀的可爱天使，有天籁一般的音乐弹奏……我宁愿相信，他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他会获得爱与幸福。

（抛砖引玉、未完不待续的神棍文，涉及前三分之二的部分剧透）

戛纳电影节上，《幸福的拉扎罗》获得了主竞赛单元最佳编剧奖，以及金棕榈奖提名。

这部电影也幸福地成为口耳相传的佳作，在豆瓣上，目前仍有8.6的高分。

来自意大利的导演阿莉切·罗尔瓦赫尔是个80后。

7年前的《圣体》（2011）是她的剧情长片处女作，才在戛纳导演双周单元亮相，就收获了许多赞誉。

第二部电影《奇迹》（2014），则让她首次尝到了戛纳金棕榈奖提名的成就。

这一回，她与曾出演《完美陌生人》（2016）的姐姐阿尔巴·罗尔瓦赫尔再度联手，打造了《幸福的拉扎罗》。

左为导演，右为姐姐阿尔巴

电影的主角拉扎罗（阿德里亚诺·塔尔迪奥洛 饰）是个心地善良、任劳任怨的年轻农民，大家心照不宣地利用他的劳力。

直到某一天，年轻贵族坦克雷迪（卢卡·奇科瓦尼 饰）与他相识，并奇妙地结为朋友。

面对从来没有过的平视眼光，拉扎罗珍而重之。

而整部电影就顺着这份奇特的缘分攀援发展。

它现实，又魔幻。它远古，又现代。它甜美，又残忍。它纯洁，又复杂……

在这个矛盾而奇妙的故事里，有许多可供解读与畅想的出发点。

从第一个画面开始，故事就粘到心里去了。

再往下看，就仿佛在拆解一份淡雅却精致的礼物。送的人是这般善良与用心，收的人，就有百般滋味渐渐翻涌。

电影一开始，就展现了两个阶级——贵族与平民，或者说奴隶与奴隶主。

几十个农民群居在狭窄的空间里，从老到少，每日只是勤勉地工作，而那些农活，是永远干不完的。

可即便如此，每次等到尼古拉（纳塔利诺·巴拉索 饰）前来算账时，他们的债台只会越来越高。

尼古拉是侯爵夫人阿诺西纳·德·卢娜（尼可莱塔·布拉斯基 饰）的手下，鞍前马后地连接着两个世界。

有一天，侯爵夫人带着儿子坦克雷迪（卢卡·奇科瓦尼 饰）来到这片偏僻的土地上静养。

两个阶级的房子挨得很近，电影经常呈现的角度，就是贵族对平民的俯视，以及奴隶对奴隶主的仰视。

奇特的地方在于，这并不是一个远古的故事。

能把外界消息封锁得如此密不透风，这个不知佃农制度早已废弃多时的世外之地就格外荒诞了。

侯爵夫人说，“人类就像动物，给予自由，就意味着给予他们意识到自己曾经作为奴隶的能力。”

她对阶级性看得很透，知道即便是在奴隶群体里，也会在被剥削的同时，对更弱小的进行剥削。

那个对象，正是拉扎罗。

可她能够狠心地让这些不明真相的人继续沉浸在苦难之中，儿子坦克雷迪却心有不忍。

继奴隶阶级内部的自觉分化后，奴隶主阶级内部，则产生了某种不自觉的分化。

痞帅的坦克雷迪有很前卫的一面，也有很古典的一面。

他希望破除两个阶级不平等的现状，幻想自己是一名骑士，与同伴并肩作战，共襄盛举。

于是，这个身处次高位的贵族少爷不仅能与最底层的农民拉扎罗结为朋友，还愿意称对方为“兄弟”。

即便当下社会已是人人平等，即便这个称谓起初带有调侃意味，对拉扎罗而言，这打破阶级坚冰的举动，还是格外珍贵。

因此这份真挚的感情，哪怕天荒地老，也会被他认真地呵护与守卫。

渐渐地，这个至纯至圣的人物，在故事中显得愈发奇妙。

他的肉身可以留在蛮荒的制度里，但他的精神却飘到了超前的国度里。

这就有点像是宗教或神话中在凡间受难却终究超凡脱俗的人物。

等到旧的阶级冲突消失，在那看似进步、平和的新阶级关系中，他也只会是另一种格格不入的存在。

因为格格不入，神性被保存得很完整。

又因为格格不入，稀缺的神性与丰饶的人性也构成了一种新的对立阶级。

可以看到，矛盾的天平始终会在电影中转动，高贵与低贱，纯良与阴损，此消彼长得引人深思。

《幸福的拉扎罗》藏着的，不只是不断变动的阶级性，还有不断变动的时代性。

在最初，诗般的摄影呈现出一种田园牧歌的境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他们捉襟见肘地生活，却少不了质朴到极致的欢乐。

可镜头一转，随着侯爵夫人的大驾光临，手机、T恤等现代化符号的强势扎入，打破了那种原始的幻象。

一刹那，两个时空并行在电影当中，碰撞出相当荒谬的时代性。

古老的与时新的，消亡的与蓬勃的，局限的与放射的，虚妄的与真实的全都扭在一起。

再童话，也会沉重。

更何况农民们生活的年代，是人为制造的牢狱。相对应的贵族其实是以恶魔的身份，行了神的旨意。

愚民后的安宁生活，全都是残酷的谎言。

可等到这种阶级性消失，时代性又露出自身的残忍。因为无论在什么时代，善良与谦恭都不被公平善待。

而当我们看到虚假的时代反倒更能容忍拉扎罗，就显得更为讽刺。

他就像是一个恒量，丈量了以坦克雷迪等为首的人群被时代翻卷的几十年。

无论是什么时代，都有着难以忽视的弊病。

生活在里面的人们，除了拉扎罗，全都染着各种通病。

电影用病征来影射时代，以及并无二致的复杂人心。

无论把拉扎罗放到哪个时代，都是一种伤害。无论让“神话”降生在哪个时代，都是一场砥砺。

若拉扎罗随着时代变化，是人性先溃散了。若他不会随着时代变化，那便是时代早就崩溃了。

那么，电影的走向是神的重生，还是神的消弭？是人的洗涤，还是人的堕落？

怎样的结局才能配得起这个好故事？先留一个悬疑。

本月的平遥国际电影节和欧盟影展，都会放映这部佳作，饰演拉扎罗的演员更会莅临北京。

有机会的话，到大银幕前看看《幸福的拉扎罗》，感受下那种光芒吧。

（原载于“万达电影生活”公众号）

作者：Manuel Yáñez-Murillo (Film Comment)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在电影导演的生涯中，总是会有这样的时刻：他们拍摄的影片，不仅仅回望了自己过去的作品，也预示着将来的创作路径。例如，罗伯托·罗西里尼在拍摄了被人们称作「法西斯三部曲」的影片之后，拍摄了《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这部电影一开场，我们就意识到导演在电影意识与美学上的觉醒；而在让-皮埃尔·达内和吕克·达内的《罗塞塔》中，这对比利时导演兄弟一反《一诺千金》的那种严肃、精确的风格，在开场时采用了强烈摇晃的跟拍镜头；而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血色将至》那段意义深远的无声「开场白」，则预示着导演将开始批判性地探索美国历史。

与这些电影「重生」不同——这些时刻不仅仅只是某种转折点，而且还是风格和主题上的拓展——在阿莉切·罗尔瓦赫尔的影片中，这种启示性的时刻，不在于影片的开头，而在于结尾。在她的影片《奇迹》（2014）的最后两个场景中，我们看到她用过渡镜头，昭示了从自然主义到世俗幻想的转变。那个养蜂家庭的长女，年轻的洁索米娜，找到了这个家庭的养子马丁。我们看到镜头审视着这个男孩，他舒展着身体，躺在一个被火光照亮的洞穴里。在洞穴的墙上，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影子，那可能是洁索米娜和马丁在一起玩耍。接着，镜头又回到了这个睡着了的男孩身上。在这个简单的镜头运动中，我们看到罗尔瓦赫尔钟爱的成长叙事，转化为一种抒情的影像谜题：通过在柏拉图式的洞穴中，对孩童戏耍的迷人书写，马丁从故事中消隐了，而洁索米娜则不同——她曾在这部影片中花费了大量时间，对抗过于沉重的责任和难以企及的欲望，而现在她终于获得了某种平静的自信感。

在《奇迹》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场景中，我们看到洁索米娜在一种突然成熟的状态里，回到了她家人的农场。我们这位年轻的女主角遇到她所有的家人，甚至包括她父母的朋友珂珂。她们都挤在一张户外的床垫上，这在当时并不足为奇——在后嬉皮士时代，家庭组织是动态的，社会中有一种公社化的氛围。洁索米娜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而珂珂向她暗示，在屋里「藏有一个秘密」，留待某人在未来有所发现。接着，镜头在屋内外的场景中往返，我们看到了那头父亲花大手笔买下的骆驼。接着，我们又重新回到屋外——但这时候，那个家庭已经消失了。我们只看到金属的基座，以及房屋的残迹。罗尔瓦赫尔用一个镜头，拍出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景象，她将个人的记忆，与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混合起来——不是所谓的「失落天堂」，而是她失落了自己所珍视的经验和情感。

《奇迹》最后两个段落中的转折令人难以预料——在倒数第二个场景中，我们看到虚与实、梦与醒之间的转换；在最后一个场景中，我们看到过去与现在的切换。这些转换已经成为某种启示性的表达，它们也开始成为罗尔瓦赫尔的风格特征，因为她似乎对转变与凝滞之间的辩证法很感兴趣。她的首部叙事影片《圣体》（2011）也讲述了一个变形的故事：一个女孩身体的变化；一群年轻人经历基督教的受洗仪式；一个神父失去他的信仰。而在《幸福的拉扎罗》这部罗尔瓦赫尔的第三部、也是最好的一部故事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天使般男孩的寓言，看到一个圣洁的愚人。他从乡间来到城市，从「过去的某个时代」来到现代，目睹了持续的边缘化、败坏的道德和被权力机构剥削的穷苦人们。但是，他的内心却「出淤泥而不染」，始终未曾改变。这部影片分裂式的结构——这一结构的种子，早在《奇迹》最后的那两个结论性镜头中埋下了——推动了这部影片革命性精神的呈现，它问了一个简单但急迫的问题：我们是如何停止拥抱、称赞善与美的？我们又为何如此？

在罗尔瓦赫尔的新作中，她采取了一种从过去到现在的视点。「过去」是某个并不确定的时代，一个受压迫的农民社群以在土地上耕种为生；「现在」则是当代的意大利城市，在那里存在着明确的阶级划分。这两个地点都标识着罗尔瓦赫尔在场景设置上那种「不确定」的特征——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让我们不知道这一系列情节是在历史上的哪个确定阶段发生的。在《幸福的拉扎罗》前半段，那种古色古香的、十九世纪的建筑风格，让我们想起埃曼诺·奥尔米的《木屐树》。但当侯爵夫人阿诺西纳·德·卢娜（尼可莱塔·布拉斯基饰）溺爱的孩子坦克雷迪（卢卡·奇科瓦尼饰，他是一个流行歌手、Youtube红人）使用手提电话的时候，我们有了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坦克雷迪所用的电话机，也曾在《圣体》最初的场景中，被一位神父所使用。

事实上，现年三十六岁的罗尔瓦赫尔，是在想起一篇高中时代的文章时，有了拍摄《幸福的拉扎罗》的想法。那篇文章提及了一个贵族家庭的烟草农场。虽说在意大利，佃农制已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被废除，但多年以后，那个农场的农民仍深受贵族的剥削。在罗尔瓦赫尔的设定中，那种具有创造性的「不确定」感，将银幕故事引向了当代的城市景观：在影片中，拉扎罗最后身处的大城市，可以说是米兰和都灵的混合物。简而言之，在罗尔瓦赫尔的视点里，过去与现在的融合创造了一个「停滞不前的意大利」——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借信仰之名、行利益之实，不断上演着剥削底层的永恒轮回。罗尔瓦赫尔的三部故事片，都以黑暗的场景开头，这当然不是一个巧合。在那些场景中，宗教信徒、猎人和农民们，仿佛都在静寂的深夜里游荡着、迷失着。

罗尔瓦赫尔为自己角色取的名字，都具有某种指涉性：《奇迹》中的洁索米娜，让我们想起了费里尼的《大路》；而《幸福的拉扎罗》中的坦克雷迪，也让我们想起了罗西尼改编自伏尔泰原著的歌剧《坦克雷迪》中那个被放逐的士兵。当然，拉扎罗这个名字，为这部影片添上了一点《圣经》式寓言的色彩，《幸福的拉扎罗》可谓是耶稣拯救拉扎勒斯这一故事的变奏。罗尔瓦赫尔对《圣经》「穿越时空」的重写，正符合了她反教条的宗教理念。可以说，《幸福的拉扎罗》更像是一首实验性的民谣，而不是一首福音歌曲。这部影片与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正午显影》可谓不谋而合，它们都通过神话的形式，来探索现实与幻想融合的可能性。

在《幸福的拉扎罗》中，罗尔瓦赫尔超越了以往作品中弥漫的自然主义，让这部影片自身成为了某种神秘的造物。借助魔幻现实主义，罗尔瓦赫尔在怀旧的情绪中，将记忆解放出来。她还通过对声音和剪辑的运用，强化了她的影像中蕴藏的那种非同寻常的活力。在田野中，那个向拉扎罗求救的刺耳的声音，还有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嗡嗡声，都从声音上体现了罗尔瓦赫尔非现实主义的导演手法。在《幸福的拉扎罗》里，观众或许很难预料到，阳光普照与大雪纷飞的场景之间的剪辑。这类剪辑与之后天马行空的空想镜头一起，创造了一种「狂热」的两分法，从而将影片一分为二。

在罗尔瓦赫尔的影片中，她令人心痛地指出，是情感与道德的空虚，让真正的意大利陷入某种德波式的「景观」（译者注：此处指法国著名思想家、导演居伊·德波在其著作《景观社会》中阐发的概念）之中：《圣体》中的儿童庆典与简陋的宗教仪式；《奇迹》中的才艺表演；《幸福的拉扎罗》前半部分中过时的封建幻想，以及后半部分中最令人不安的、可耻的现代奴隶市场。在纽约，当罗尔瓦赫尔被问起这部影片的当代社会关照时，她说：「《幸福的拉扎罗》想要表现的是……我们自己可以意识到的某种处境。它首先提到我们过去是怎样的——当我们还是人类的孩子的时候，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当他坠落悬崖，我们就开始探讨过去和当代意大利的关系，这就是我的国家在过去三十年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存在着某种过去，那里不全是繁花盛开的美妙景象，那是一段被虐待与剥削所标识的过去，而且还和现在存在着某种联系。当他坠崖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但是社会运行的机制都是一样的。只是过去的农民，现在被另一种形式的奴隶所取代罢了。」

罗尔瓦赫尔对国家的剖析，与喜剧这一形式并不矛盾：《圣体》中致敬卓别林（《有闲阶级》）的讽刺手法；《奇迹》中那个荒谬的场景——生性反叛的父亲，只穿着一条内裤，用喊叫来对抗一伙猎人时，我们不禁想起格雷厄姆·查普曼在《万世魔星》中笨拙的表演；最后是《幸福的拉扎罗》中的「古道热肠」：当拉扎罗教授那个塞尔希·洛佩斯扮演的小贼，关于铁路边可食用植物的知识时，他不免由于拉扎罗「祖传」的、自然的智慧而陷入惊异。

友善与理解这两根柱子，再加上一些对传统电影叙事的反叛，就撑起了《幸福的拉扎罗》中绝不轻易顺从的灵魂。对于今日电影中流行的那种愤世嫉俗的趋势，罗尔瓦赫尔并无兴趣。她用美丽动人，但也刺痛人的影像，不仅向我们昭示了当代社会的恶疾，也给予了我们击败它们的情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