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

又看《茶馆》。
临近结尾，王利发对常四爷说：哎呦！常四爷！我正想找你这么一个人说说话儿呢！我沏一壶好的茶来，咱们喝喝！
秦二爷也说：别人都不理我啦，我来跟你说说：我到天津去了一趟，看看我的工厂！

看到这里竟生出一种孤独感。
想起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只为找到个可以说一句知心话的人。
小时候看，最先注意到的总是里面的几句脏话俏皮话，后来是“莫谈国事”和“我看这大清国要亡啊”，接着是“改良”和“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再后来是王利发、秦二爷和常四爷三人在茶馆撒完一百二十吊纸钱祭奠自己和那一句凄凉的“再见”……
而这一次是孤独……

这一次用了三天时间，断断续续看完。有时候心不在焉，看着看着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了，要退回去重看。有时候则是茫然无措，耳朵听着眼睛看着而头脑却并不在此……这不是一种好的观影或看戏的状态。
但到了最后，却意外得到不同的东西。

从清末，到民国，到抗战胜利……人老了，死了，有了新人，继承人，但又怎样呢？
熙攘往来，叫骂吵闹，想奋发的被疏懒，要求全的保不全。总之就是求不得。

委曲求全，曲意奉迎，一肚子的话老了老了还是没人说。
只好再喝一碗茶，转身说句再见吧。
戏完了，人老了，然后呢？其他一切呢……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好宏大，似乎没有人能够回答。
　一个人在世界的位置是什么，生命像熟落的樱花随风而逝，几十年前没有你，几十年后也没有你，生前身后皆是无，是否有一个我们能抓到的东西，钳住过往与现在，超越死感。
　古往今来，风卷云舒，斯人已去，大地上留下了什么，留下了奇诡的建筑，留下了田间的碎语，留下了穿越四维的人文图景，留下了生命的创造力。
　大家都以为人类的发展是单纯的线性逻辑，人类历史必定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科技恰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原动力，他让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无奈的是人似乎也几乎没有办法不沉溺于其中），可是衡量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不是看他占据了多少物质财富，而是看民众的幸福指数和自杀率，看是不是许多人都在地狱中挣扎，物质的贫瘠不可怕，精神的地狱尤为可怕。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无需置疑，我国远高于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日本，而同时日本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远高于由于基因问题导致的自杀国度芬兰。真正好的世界总不能是让人去死的世界吧。原始的生活就一定不好吗，日出日没，采食桑梓，俯仰一世，生命不出划地，苦闷不过须臾，能说他们不幸吗。所以人类的幸福指数和文明程度(时代)是无关的，所以横向来说，贫富和地域也是与幸福不相关的，世界是属于有心人的。如果历史一定越来越进步那也就不必担心核战争了。
　　地球始终是美好的，如果生于乱世怎么办。儒家说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人最初往往想改变世界，最后却发现连自己都改变不了。天下不管怎样，修身最难，糊涂最难，看清最难。原来天下不是凭一个人就能怎么样的。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个认识外界和自身的历程，一个学习的过程，不管处在什么样的文明都不会变，人的成熟都是青春期以后，需要年龄的增长才能理解一些道理，而在没有一定心理经历之前不会懂，这不同于科学知识。又有多少人这辈子能修好身呢，别说平天下了。
　　1966年夏老舍不堪忍受红卫兵的侮辱，他意识到这个世界不可活，穿戴整齐拿着鲜红的《毛泽东语录》来到德胜门外城西北角上的太平湖，在太平湖边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个夜晚，然后步入湖水自尽。他的作品表现出末世感，《茶馆》中不管是晚清还是民国王利发等人的遭遇都是落魄的，而且是越来越糟，时代并没有进步，老舍以普通人的视角揭露了现实的伤疤。同时他的思想又是局限的，常四爷说“我爱这个国啊，可是谁来爱我！”，作品中所有人都因时代而崩溃。在《骆驼祥子》中祥子努力一生就是为了买一部车，人的全部生命意义怎么能转移到一辆小小的车上呢，车毁人亡，完全失去了自我。生命是不能完全依赖于时代的，更别说其他的什么了。当曹雪芹的家族没落了，他并没有沉沦，写出了那样伟大的奇书《红楼梦》，告诉人们人世的道理。为什么，因为曹公看得破，富贵转眼间，浮华过后什么才是最真！
　　为什么我们有苦痛，是因为精神没有觉醒，是因为没有发现自身，人们的关注力注视着自己以外的其他，亲人，朋友，不要误会，我不是指他们不重要，而是他们很重要，和你一样重要。像我的父母，相信和大多数中国的父母一样生命中已经没有了自我，他们是为了外物而活，为了金钱而活，为什么如此，因为终究是为了他们的孩子——我而活！现实的压力往往会给他们带来压力，因为物质变成了一种符号，一种至关重要的符号，生存在这个符号线以下，就需要不停的挣扎，因为对未来没有安全感。可是开始不注意自己，当看重的东西失去后自己怎么办。没有了自己的生活，但还有想象这个空间总不至于是奢望，要注意到自己的灵魂。（这里关于那种利用关系的人际交往还有物质层面的东西就没必要说了）。
　　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肉身是很容易摧毁的，而每个人内心中的生命是蓬勃的，他连接的是自然，联结着宇宙，连接着创造，连接着艺术，连接着永恒，连接你生命起源的海洋，血液和她有一样的含盐量，我们的脉搏有着和她一样的律动。真正的信仰是没有任何人为倾向的，他只能指示一个方向，那便是生命。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他承载着你的灵魂！有时灵魂无法超越身体的局限，不过没有关系，精神的觉醒难能可贵。
　　我可以为了谋生而学习某些“能力”，妥协屈就不可怕，魔鬼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他所害，却还为他舔舐罪恶的伤口，为恶魔歌颂，说是他给了自己一切。人就是这么可笑的自知或不自知，自己看重的却是别人鄙视的，自己鄙视的却是别人奉行的，以多种标准看已然我什么都不是。没法逃避，就偶尔出来透个气，人之而为人，我想地球才是第一性的。人类社会比自然复杂表现在真理的不确定性，“真理”以时间维度往往有多种标准，一样的东西在不同的时代往往定义为不同的类型，其根源不正是愚蠢吗。我想真理和地球一样一直是圆的，而我没有必要去等他变圆，搞不好我就死了，在我心里已经完整。即使像形容松子那样说我是卑琐的一生，那么好，至少我觉得我没有白活。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不可悲，也不卑微，为了生计而苦不要紧，你还有生命感知，天是蓝的，空气是清新的，造物主设计的最宝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昨天中午恍惚中做了个梦，梦见我悬在风筝上看到广阔的蓝天，云淡风轻，感到很轻松，下面栓着我的是生命的细线，如果他断了，是否更广阔，我还不知道。
　　看到化石我会感动，看古蕨类植物的脉络，看三叶虫的纹路....如果你没有感觉请不要嘲笑我，我也不会嘲笑你。器物文明再先进，终不能取代精神，就像可以发明机器人而不能把自己的肉身完全替换成金属不腐之身一样。文明是以人性的角度定义的，当与人性冲突的社会来临时，末日便潜滋暗长了。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想一想生命最初的十年，我想那是有价值的岁月，有生命的真相。当你老了，你拥有的一切都会黯淡无光（到死都抱着金链子不放的吝啬鬼除外，那不是人），你会想起你的房子还是你的车，你的iPhone 4（那时候指不定进化成什么东西了），还是你的回忆，你的亲友，你去过什么地方，在那里你思考过什么，体验过什么，而这必将化成永恒，留在这个星球不为人知的角落，但天知你知。
　　鄙人写这些废话的时候，就习惯于听着忧伤缓慢的纯音乐，比如现在听的马修 连恩的《狼》，这不是悲观，生命的思考是沉重的，但这种沉重是没有压力的，是一种奇妙的感知过程，而快乐就在这条感知的河流之上，我想生命告诉我的是一种静静的体悟。我佩服这样的艺术家，能把生命的神性点滴记下，而这点滴的记录便使我们接近圣灵。而再动听的流行音乐是无法做到的。是我太过细腻吗，我倒觉得庆幸，为什么不呢。我先记下以上这些，因为我想走出这个门会再次忘记。
　　“似是而非或是世事可畏，有情有义又是有米无炊 时间改变了很多又什么都没有” ，我们往往被外物所束缚，其实什么都决定不了你，真正有生命力的是自己的内心，世界给每个人的财物不同，但世界给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神,为自己活，为自己的生命活!

一个淫雨霏霏的下午，我看完了焦菊隐先生导演的话剧《茶馆》。
很早之前的时候读过老舍先生的剧本《茶馆》。先生的编剧着实不落窠臼。从一个小小茶馆的角度来看社会，把上世纪50年的中国史横向切出三块薄片，放在舞台的凸境下透视。登台的三代、70多个人物，构成世态风俗图卷，整体大跨度地辐射出时代变迁的轮廓。它冲开了既有话剧作品大多数属于叙事剧、另外一些又基本上是心理剧的“老套子”，敢以一种令观众感觉全新的方式面世。戏中没有统制全盘的矛盾冲突，没有纵贯始终的情节链条，而专门依赖于看似散在的小人物遭遇、小单元故事，四下铺展，彼此联缀，汇集出来足以反映三个历史时代的总体画卷。
但是我觉得，话剧《茶馆》演出的成功，这份军功章里，不光有编剧老舍先生的一半，也有导演焦菊隐先生的一半。话剧《茶馆》由于历史跨度长，人物多，对导演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处理不当，很容易将戏演散了，演塌了，演水了。但是焦菊隐先生的导演功夫有如一位卓越的书法家，笔力透纸背。焦先生不但以对《茶馆》的深刻把握，将其整体化，更重要的是，他把它诗化了，民族化了。
老舍先生说，《茶馆》中的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茶馆的三次历史变迁，征兆着历史，也征兆这历史必然被埋葬的命运。
焦先生要打破幻觉，打破现实主义的自然生活形态，把生活升华为诗。首先他借鉴的就是中国戏剧中音乐音响元素。 焦先生在《虎符》的试验中，借鉴了传统戏曲的锣鼓点，旨在增强话剧的节奏感。但显得生硬，未获成功。在《茶馆》的创造中，吸取了《虎符》的经验，将戏曲锣鼓点的功能，化在舞台音响效果和演员的表演之中。不是“锣鼓”，胜似“锣鼓”，使《茶馆》的节奏，具有震憾观众心灵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茶馆》中焦先生运用交通工具的音响效果变化作为表现时代变迁的主要效果，或是配以大量剧中特定环境可能有的声响交代场景。比如第一幕的开始一个秋日的上午，茶馆外响起了水车推过的吱吱扭扭的声音，小吃的叫卖声，带哨的鸽子不时飞过的声音，茶馆厨房锅碗瓢盆的碰擦声，茶馆里伙计的吆喝声，茶客的聊天声，理应外呼，烘托出裕泰茶馆的兴隆热闹。后台呢，也热闹出了一场戏，未上场的演员也发出自己的声响，在台后做效果，就像乐队的各个声部。而导演就像一个乐队的指挥，按照总谱的要求，随着旋律的起伏，指挥台前台后排练着裕泰茶馆的生活交响乐。
在焦先生想表现人物心理时，音乐音响又被运用到了该剧中。同样的在第一幕中，焦先生还运用起了中国戏剧中的鼓点儿声，不过这个鼓，是算命瞎子的鼓，在康六卖女儿的一场戏中，焦先生用瞎子的故事做刘麻子说话的背景声，鼓声一声一声响起，就像鼓槌一下一下打在康六心上，使他感到痛苦，绝望。同时这鼓声也打在了观众心上，使观众同期康六的悲惨遭遇。可当刘麻子说，“卖女儿，无论怎么卖，都对不起女儿”这句台词后，鼓声停止，这个时候茶馆只有一种单调的声音，算盘的声音，声音很脆，王掌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打算盘？可以这么设想，二德子寻衅打架，现在又来了一档卖女儿的事情，王掌管不愿管，他不敢表态，但又不能走开，所以只好上柜台算账，当然，他作为茶馆的掌管，只要往柜台上一坐，也许他的注意力根本不能集中在算盘上，但是他作为茶馆的掌柜，只要往柜台前一坐，拨起算盘子，别人就不便打扰他了，他也就可以避开眼前的烦心事了。但是戏再往下进行，康六慢慢走出去的时候，导演安排了高庄柿子的叫卖声，舞台上茶馆的茶客们却停止了谈话，有的甚至停止了动作，他们并不同情康六的遭遇，而是由于康六的遭遇，勾起了自己的心事，因而，不约而同地陷入沉思，每个人的神情各异，坐立的姿势也不一样。舞台的静场没有使观众觉得漫长，相反在毫无动静中，鼓声，算盘声，叫卖声更能烘托康六的遭遇和他的绝望。
而在舞台调度中，也能看到焦先生独特的传统戏剧风。焦先生在研究传统戏曲时，发现了曲线的美学特点和美学价值。他说：“舞台活动的线条（即话剧导演中所谓地位的处理）是一种力量的表现。”“曲线是用力少而效果大的力量之运用。”“在舞台上，凡是力量用得最经济的活动线条都能收到美的和情绪表现的功效，所以曲线也是最高的活动原则。旧剧演员在舞台上的活动恰恰都是曲线。” 于是他巧妙地运用了传统戏曲的这一“曲线原理”，来设计《茶馆》所有人物的活动线条。马五爷的活动线条便是其中精彩的一例。焦先生把马五爷安排在一个特殊的座位上，下场时，让他慢慢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对常四爷说一声‘再见！’然后稳稳当当地戴上礼帽，迈着庄重的步子，面向观众从台前向台中绕了个大圈子，刚走至台正中，教堂祈祷的钟声响起来，他停下来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划了一个十字，接着戴上帽子快步走出大门。这个举动使茶馆四座震惊。这一下，马五爷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思想性格活现在台上，这真是画龙点睛之笔！
宋恩子和吴祥子的出场，却让我们又发现焦先生有趣的构想，他借鉴的居然是传统戏剧中演员上场的“亮相”式，宋吴贯穿全剧始终的角色，老舍先生写这个人物，用意在揭露封建统治者的镇压。两人出场时，他们穿着一样的衣服，手里搭着一样的褂子，从中门上场，先站在台阶上，目光朝四处一扫，先不走到自己固定的座位，而是并排迈着方步，一直走到台前茶馆中央，站定以后看了眼其他的茶客，然后却像京剧龙套出场那样，两人反方向同时一转身，又并排往回走。焦先生这个处理，让我们观众一下子就了解到这两个人的职业和职业习惯。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舞台艺术之美。将中国传统戏曲美学灌注到演出过程中，这是焦先生最高明的地方。
但焦先生将传统戏剧借鉴到极致的地方，我认为应该在《茶馆》的第三幕。在《茶馆》剧本中，第三幕应该是茶馆被收，但是在舞台上，焦先生却将剧本改成了王掌管的自杀。“将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是戏剧“诗化”的表现形式。这种诗化的艺术处理，也是焦菊隐导演学派的指导原则。在第三幕中，三个老人自我祭奠的一场戏，在剧本中，不过几句台词罢了。可是，在舞台却是那么富有悲怆的诗意。这里，没有眼泪，没有悲切，是最浓厚的人生体验，是最凄凉的人生结局。透过那沉重的脚步和飘扬的纸钱， 把无限的丰富的人生诗意浓缩到最精炼的戏剧动作和场面之中，而深刻的生活逻辑和历史的哲学也深蕴其中，可谓神来之笔。
   《茶馆》让我们看到在那种年代，坏人嚣张，好人只有死路。而那些想拯救中国，又终无前途的人，他们的悲剧是没有看到真理的悲哀。这是表现一个时代无可奈何的悲剧。但是也人艺学派无可逾越的开山剧目。如果说老舍先生诙谐幽默的“京白写作”让《茶馆》“北京化”，那么焦先生让中国戏曲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结合，以话剧之形，传戏曲之神，使得话剧《茶馆》“民族化”。用学者童道明的话说：“就像徐悲鸿给舶来的油画注入了中国的魂魄一样，焦菊隐给舶来的话剧注入了中国的魂魄”。如果不是焦菊隐，那么我想恐怕中国那时没有一个导演能够把《茶馆》如此完美地富有诗意地屹立在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