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

《我控诉》一开场给人感觉就是非常肃穆庄重，仪式感十足，有种古典主义的调调。它甚至会给人一种错觉：这或许又是一部《巴里·林登》式的电影，客观冷静，闷的宛如纪录片。

但事实又不是这样的，在一些人物交锋，情节推动方面，电影又稍显商业。比如像情报侦查戏，与官僚分子对峙戏，它还是会制造一些悬念和火花来引领观众往前走。

电影讲的事其实也很简单：1894年12月，法国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为间谍，随后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下，锒铛入狱。法国军情处中校皮卡尔为他奔走发声，也惨遭当局迫害。最终德雷福斯被平反洗冤，中间长达12年。

真实事件改编。波兰斯基采取的是最传统的平铺直叙，偶尔插几段看起来“比较土”的回忆，可也真是奇怪，这种老老实实讲故事的方法在波兰斯基的运筹中就是显得非常有力，有一种暗中使劲的味道。

或者说《我控诉》就是给人一种感觉：看完之后觉得有些平常，普普通通，说不出哪好哪坏。可就是不容细想，越想越觉得它有味道，这让我想起了品茶。《我控诉》大概是一种余韵在流淌，就像是用了很久的茶壶，里面尽管没有茶叶，可仍然能感到茶香。

《我控诉》是有这种茶香的。

最能飘出茶香的莫过于电影最后一个镜头：散落一地的军服，被折断的军刀。这原本是电影开场，德雷福斯被剥夺军衔后的场景。这是对一个军人最大的羞辱。等到了电影最后这个镜头重新再次出现时，它就是在提醒观众：看看吧，这就是官僚们干的好事！这是法国军队的一大丑闻，这简直就是法国的国之耻。

影片那种不慌不忙，冷静如风的气质，很深得我心。其实也很大来源于演员们的表演，每个人说话都是一本正经，慢条斯理，很少有大喊大叫，都是在努力压住自己的情绪，所以片中没有慷慨激昂，没有大快人心，没有伸张正义的激情，也没有泪眼朦胧的煽情，呈现给你的就是一个事件的过程，结束就是结束了，不会有多余的矫情。正是这种克制舒缓还略带温柔的调性，使得这部作品显得高级不流俗。

我也喜欢它的结尾，当受迫害的德雷福斯官复原职，去拜访曾经帮助他的皮卡尔时，并没有对他道谢寒暄之类的，而是直接向皮卡尔提出能否提升自己官衔的要求。

因为皮卡尔在军队外八年被称为“执行任务”，照样也升了官衔，而同样遭遇的德雷福斯官衔仍然不变，他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这一段非常能体现德雷福斯的性格特点：刚正不阿，又有点固执可爱。也使得这场戏显得有些意外，甚至还有点想笑。你可以笑德的不解风情，但更多我们会感受到一丝无奈：德雷福斯尽管被洗冤了，但仍然没有得到他应得的待遇和尊重。

结尾有种特别自然平淡但又感慨万千的感觉，甚至觉得还有些可惜，心里一直在念叨着：嗯？这就没了？

离别两人站在一起时，脸对脸，非常严肃。在军事学院上学的德雷福斯因为皮卡尔给他的学分太低，质疑他时，两人也是这么站立着。但让人欣慰的是，不管是那个时候的他们，还是现在的他们，两人依然本色，一直守住了自己的底线。道德和良知，真理和正义。他们一个都没有丢。

我们也可以确信的是，尽管德雷福斯没有对皮卡尔表示感谢。但我们可以从两人眼神交流中看到：皮卡尔自始至终是赢得了德雷福斯的敬意。皮卡尔也配得上这种尊重。结尾的温柔和伤感，让人有些不痛快：就这么简单的结束了？不再来一个陈词感言吗？这种“不过瘾”在最后一个镜头被扔出之后，突如其来的变成了无声的：

我控诉。

有一说一，这招挺厉害。

首发在：几点电影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就一直想起罗翔在节目里说的。

“勇气”——对于从小接受革命理论和反侵略历史教育的我们来说，这个词也太普通平庸了。当它在文本中出现，我们的目光甚至不会在这上面有半点停留，也难得生出一丝动容。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我们接受了社会的捶打，被文明规训后，方知勇气有多稀缺。

想想剧中和历史上坚持真相的Piquart和Zola。

想想前段时间被热议的张煜医生。

扪心自问……惭愧不已。

可能缺少事件背景，也可能是我本来就有点脸盲，所以这部电影对我来说看进去的门槛就变高了很多，感觉整个电影都是非常冷静的，没有煽情或者营造什么气氛，就好像当时情景就是如此 故事的核心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冤假错案带来的一系列反应，要不怎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不要太多，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推出一个替罪羊，反正普通大众最好糊弄，就像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某人自己发的微博我们能知道可以开车进故宫？阶级之间就是天堑啊。 但是仍然觉得敬佩，会有这么一些人守护者公平和真相，他们完全可以不管，也会有很好的生活，但他们良心过不去。这就是我始终对人性保持一点点乐观的原因吧，总有一些人用他们的热血和善意，理智和热爱守着社会的底线，不论是那样年代里需要抛头颅洒热血，还是需要为了真相付出生命，又或是在咱们这样的和平年代不受诱惑，不惧艰险。 并不是异类就必须要烧死，权利越大心越黑，多给别人一些宽容和尊重，世界和平有爱多好呀

但电影确实不是我的菜

1894年的法国，作为富商之子-犹太人-军人的德莱弗斯被控叛国罪继而流放，而捕风捉影+伪造证据+官方掩盖+反犹情绪使本案历经12年的抗争，最终演变为一场非常法兰西的社会运动，德莱弗斯最终翻案。本案被法国总统希拉克称为“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的矛盾本质上即是究竟是“法国优先”还是“法兰西精神优先”（人权）。19年，再次卷入性控告、并被metoo运动波及的波兰斯基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左拉。 重要台词 1. “他们羞辱一个无辜的人，法兰西万岁” 2. “罗马人扔基督徒给狮子，我们扔犹太人，这是我们的进步” 3. “我们目睹了一场肮脏的表演，它宣告了罪债累累之人的清白，却毁掉了一个清廉正直的青年才俊，当一个社会腐朽至此，它便行将腐烂” 4. “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不将军，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了自己的职责”

对于《我控诉》电影本身，如果抹去导演姓名，这是一部缺乏亮点的优秀古典电影；如果加上导演姓名，此部影片所让人联想的现实事件也是不言自明的，即波兰斯基的“罪”。因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品和作者是否可以、是否应该分开？ 首先，我看过波兰斯基的几乎所有电影，我认为多数人和我一样，不会否认波兰斯基的电影的优秀。 对于他“犯罪”的事实，即便看过纪录片之后，我们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即便存在司法不公的可能，即便波兰斯基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但是我们应该尊重法律。因此女权发起抵制、阿黛拉离场是合理的，我们支持她们勇敢发声。但即便我们发起抵制，也应该针对他的为人，而非他的作品。正如当今失德艺人都会收到惩罚，且作品也都会被封杀，但其出发点是艺人的道德，而非作品本身的好坏或其人的才华，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道德。一位有罪之人，我们势必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可以剥夺他的创作权，甚至生命。但是我们是否就应该否定他所有才华呢？ 人才，是可以分开写的。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窥见一斑。贪官秦桧，修订的《四库全书》丰富了我国文学史；罪人秦桧，对书法艺术和宋体字的推广贡献亦不可谓少；马丁路德金，私生活糜烂放纵，通奸嫖妓皆沾，却是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古今中外，人与才相分离的例子不胜枚举。民国时期，世人对多情才子胡兰成曾有这样的评价：“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此言可谓切中了肯綮。 阿根廷女权领导者之一、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曾在评审团发布会上表示不会参加波兰斯基电影在本次电影节的晚宴，也不会起为波兰斯基获奖而祝贺，但她认为影片出现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是正确的，会公正地评判这部电影。 也许对于舆论中的大众以及无法完全了解真相的我们来说，对于波兰斯基，也许可以持这样一种看法：其人可废，其才当惜。 艺术与道德的边界该如何把握，这也许是个哲学问题，发人深省。若不仅限于艺术，再推而广之，可以考虑这种极端情况，如果一个人作出的社会贡献趋于无穷大，其犯下的“罪”又趋于无穷小？能否否定其人的一切？其中必然存在界限，但这个界限却是难以度量的，只能由主流社会价值引导。

这个电影淡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概就是深陷丑闻的罗曼·波兰斯基凭新片《我控诉》问鼎凯撒奖最佳导演后，引发的巨大争议。批评者大多认为，身为被美国法庭定罪的性犯罪者，波兰斯基在道德意义上完全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奖项，更没有资格借助艺术创作之名，巧言令色地将自己包装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来进行所谓“控诉”。

但我们也需要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对《我控诉》批判最凶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即便是被送上法庭的罪犯，也有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作为评审团成员的我们，在发表观点之前，至少应该听听被告方的一面之词，再对他的作品和人品下定论。

“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的反犹之耻

《我控诉》的剧情，围绕着19世纪末法国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展开。所以在探讨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故事所处的历史语境。

在经历了九个月的普法战争后，法国于1871年接受完败结果，屈辱地向德国赔款割地，这对之后四十多年的法国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每当经济与政局出现动荡，民族主义热潮就会在法国抬头，这其中最显著的，是反犹主义。

民族主义煽动者，将犹太人视作唯利是图的寄生虫，并从宗教中寻找论据——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所以背叛的本性，深深写在他们的基因里。这种偏见延伸到军队系统当中，就表现为对犹太军官的妒忌、排挤与不信任，虽然这与法国宣扬的共和思想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军队系统中，官僚主义横行。一部分人对犹太军官抱有敌意，而另一部分人则照章办事，对上级应声附和，丝毫不关心事件的真相。于是在内外原因的合流之下，一封法国情报局从德国驻法大使馆盗出的通敌信，成为了导火索。

信件内容证明，法国参谋部军官中有通敌德国的间谍。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则成为了军队中反犹势力所指认的替罪羊。因为只有正在接受参谋部训练的几位见习军官，才有可能掌握信件中透露的全部军事信息，而德雷福斯是这几个嫌疑人中唯一的犹太人。欲加之罪，就这样落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德雷福斯身上。

但德雷福斯其实并非完美嫌疑人。他生在当时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地区（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背景地），却一直拥有对法兰西的民族认同，以至于主动选择法国国籍，并入伍军队。他的家境优渥，军饷只是其投资收入的零头；而他的笔迹也与那封通敌信有诸多不符之处。不论看动机还是看证据，德雷福斯都绝无犯罪之嫌。

但富有政治野心的军队首长，却急于迎合反犹势力，让德雷福斯成为替罪羊。而参与调查的下属和笔迹专家则顺水推舟，把德雷福斯钉在了十字架上。就这样，德雷福斯被法庭定罪，独自流放到恶魔岛关押。他万念俱灰，但为了妻子和儿女的名誉，他还是坚持活了下来。

皮卡尔 the whistleblower：波兰斯基电影的主角

对德雷福斯事件略有所知之人，或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波兰斯基在片中为自己代入的角色，就是德雷福斯本人。毕竟波兰斯基是从纳粹魔掌中逃脱的犹太人，对族群困境感同身受；毕竟波兰斯基也经历过颇具争议的司法审判，所以他肯定在通过德雷福斯的经历，为自己做辩解。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在《我控诉》中，德雷福斯（路易·加莱尔饰）虽是整个故事的由头，却只是边缘角色，出场戏份只有区区十分钟。影片的中心人物，是情报局军官乔治·皮卡尔（让·杜雅尔丹饰）。通过调查，他发现了德雷福斯的无辜，却在向上级汇报的过程中触怒了整个法国军事系统，并因此名誉扫地，锒铛入狱。

在波兰斯基的叙述中，皮卡尔被塑造成一个未被官僚系统腐蚀，对真相抱有敬畏的义士。他对犹太人并非没有偏见，但情报局系统之腐朽、审判过程之草率，依然让他震惊。作为影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者之一，波兰斯基仅用几个简洁的跟拍镜头，就表现出了皮卡尔任职的情报局统计处如草台班子一般的荒诞景象：低级官员昏昏欲睡，技术官员对新上司戒心十足，而他的副手，则是个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皮卡尔的调查处处掣肘。

皮卡尔最终将德雷福斯被冤屈的证据带到了参谋部长那里，然而部长给他的命令，却是将真相封锁。与上级意见不合的皮卡尔被放逐、监视，到最后，无处可逃的他只好选择向系统外部求助。于是便诞生了大作家埃米尔·左拉那篇力穿纸背、追讨整个腐败系统的洋洋长文——《我控诉》。

“我控诉”中的“我”——谁在控诉？

波兰斯基的新作无疑透露着大师笔触：不寻求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用画面书写人物无路可走的困局。他在四十多年前曾拍过一部名为“Cul-de-sac”的电影（意为“死胡同”，通用译名则是《荒岛惊魂》），而在这部新作中，死胡同的意象依然挥之不去。皮卡尔首次走进自己在情报局的办公室，却发现窗户怎么都打不开；他把即将受审的德雷福斯带进长官办公室，自己却被拒于遮蔽真相的大门之外；他对枪击自己律师的杀手穷追不舍，却在走进一片密林时迷失了方向。通往公义之路，对他来说永远都以死胡同作结。

在波兰斯基的《我控诉》中，控诉的对象很明显：一个官官相护、维护面子和权威，毫无纠错能力的官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司法程序只是一出滑稽戏，就像德雷福斯在法庭上的无奈回应所展现的一样：“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

但这部电影中的控诉者是谁？似乎是皮卡尔。起码有一点很明显：不论是左拉的《我控诉》还是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其中的主语都不是无辜的德雷福斯。在波兰斯基的电影中，对德雷福斯的冤屈心态着墨甚少，故事重点更多放在了个人与体制的抗衡上。所以那些认为波兰斯基在借本片自我开脱的批评者，可以收回这个判断了，因为他并没有借影片宣称，四十多年他诱奸少女的行为无罪。

而波兰斯基有没有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审判中遭遇司法不公？的确有，这些都能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得到印证。他有没有权利将这些不公的经历通过艺术媒介向世界进行表达？同样有，正如同被他侵犯的受害者有权利将自己的创痛通过种种渠道公诸于世。也正如同逃亡欧洲的他，本应为自己的罪行承担牢狱之灾。而不论我们对他的品行有何判断，或许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波兰斯基是个不世出的电影天才，而才华本身，正是他最后的底牌和遮羞布。

2020/3/14/原载《虹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