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

女主表现全无层次感，浮在人物表面，方言根本谈不上。演技还是这么形式话，分分钟出戏的节奏，文艺片确实很挑战，有没有戏看眼睛就知道。越努力想改变，越用力过猛。郭京飞亦比想象中平淡，不过台词好过女主太多。口碑不是单靠炒作发通稿就行的，要靠真质量好的作品，观众自然认可，一直演烂片，想回血口碑，也得多演几部合格的戏，表现一下诚意，突然扮个丑就到处发通稿演技翻身就想一次洗清，难度太大扯着蛋。

劝大家不要浪费时间还有精力在烂片上伪现实主义，伪文艺，看的人抑郁症都要犯了本来是一部催泪题材的片，怎么就拍成了拐卖儿童全场一个泪点也没激发。

导演浪费了一个好题材。电影充斥了一股廉价感，这种廉价并不体现在制作水平上，而是创作态度。导演也说了，电影没有剧本，主演进组后才被告知对白需要用方言，还说有让女主演哑巴的想法，导演您可太孩子气了。您有没有想过后果，如果真是这样设计那电影中的很多情节根本就不成立，所有都需要推倒重来，它会发展成另外一部电影。

电影制造的多数场景和对话是不可信的。对非职业演员刻画太过呆板，对白根本不像人话。职业演员的表演方面，这部电影女主独挑大梁，却看不到深度，人物的行为动机经不起推敲。女主总是能把苦情戏咆哮出“大家快看！我在努力表演”的祈求感。李鸿其和郭京飞两位男配角戏份都不多，但都有表现的机会，可惜李鸿其没有把握好，所谓限制制造扩张，在不说话的前提下只用肢体语言和表情表演很容易出彩，现在看来一切都太浮于表面了，反倒是郭京飞凭借表演经验为这部电影奉献了一个最耐看的父亲角色。

刘杰：“这会是你票房最低的一部电影。” 杨幂：“这也会是你评分最低的一部电影。”

有幸参加了《宝贝儿》的点映场，映后谈环节，导演刘杰被问及“为什么会选杨幂当女主角”时，和现场观众分享了这句玩笑话。

确实，刘杰与杨幂的合作，是一个大胆的选择。回顾两人的作品，很难将一位关注社会议题的艺术片导演，和一位古装偶像剧大女主联系到一起。 但其实也不尽然，刘杰在《马背上的法庭》《透析》《碧罗雪山》等早期作品中专注于以接近纪录片的形式去呈现道德困境和社会问题，而从《青春派》到《捉迷藏》也不难看出刘杰对商业题材的试探和转型，可惜结果并不太尽如人意。《青春派》中导演擅长的对真实感的营造，还算能视作与市面上其他青春片截然不同的一次反类型尝试，而《捉迷藏》对韩国悬疑片的翻拍，则暴露出导演在执导商业题材时的些许吃力。 童星出身又曾在《神雕侠侣》《仙剑奇侠传3》中展现过不俗银幕天赋的杨幂，自走红以来一直是争议和话题的主角，一部部大IP电视/电影累积的人气也伴随着整容、诈捐、离婚等负面新闻，年过30的杨幂清楚地知道，不可能一辈子吃古装偶像剧的老本，但除了《绣春刀II：修罗战场》中尚算稳健的完成度，杨幂的转型并不成功。 一个寻求市场与艺术平衡点的导演，和一个急需用作品和演技完成转型的流量小花，这次合作倒也是意料之外的情理之中。

《宝贝儿》中，杨幂饰演的江萌是一个先天无肛的弃婴，她试图拯救另一个因父母放弃治疗而失去活下去的机会的“弃婴”。这次，刘杰将视点聚焦在残疾弃婴问题上，触及社会保障体制、孤寡老人赡养等问题，抛出了个情理与法理的道德困境。依旧是导演一贯的客观视角，冷静克制，近乎纪录片式地呈现真实，不做批判和煽情，从而引出更深层的社会性反思。

导演在映后谈中，提到了影片特殊的拍摄方式——为避免做戏产生的不真实感，除了杨幂、郭京飞和李鸿其三位专业演员，片中出现的所有警察、护士、福利院工作人员等都是真实的素人从业者，并且没有剧本。 这无疑对几位专业演员造成了巨大的挑战，没法预知对戏演员接下来的台词，因而在影片拍摄的前期，都是杨幂、郭京飞和素人演员直接的磨合与试戏。 导演也高度肯定了杨幂对影片的努力和付出，前前后后准备了9个月的时间，蓬头垢面地贴近角色，在片场放弃特殊待遇，在短时间内记住大量手语动作，模仿南京口音（在南京试映时也得到了观众的肯定，接近南京郊区口音）。对杨幂而言，愿意放下明星光环去做这些尝试，多少是值得肯定的。

江萌这个角色的核心是“一根筋”，很容易联想到《秋菊打官司》或是《我不是潘金莲》。但当江萌瞪大眼睛，一遍遍重复着“你的小孩是可以治好的”的时候，她的执拗、执着是难以令人共情的。 但这些，绝不全是杨幂的过错。导演也在映后谈中提及，江萌有后遗症造成的智力缺陷，片中也给出了一些暗示性的台词，因而这个角色身上的“一根筋“和“多管闲事”是无法从正常人的角度来审视的。 对于郭京飞角色的踩空更直接加剧了观众无法代入情绪的问题，导演只拍出了郭京飞家门口触目惊心的猩红色“杀人犯”，却没有对郭京飞选择放弃治疗这一核心问题做出任何交代。

李少红曾这样评价杨幂的演技：杨幂最大的问题是从小待在剧组，对演戏太习以为常，都下意识去程序化表演，快乐就是哈哈哈，痛苦就是哇哇哇，她不过脑子，以至于她最后想过脑子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过。 而杨幂在诠释一根筋的江萌时，她的表演同样是一根筋式的，戏中的情绪都是对的，可欠缺层次感。

而这里不得不说，表演这回事有时天份比努力更重要。只拍了七天的李鸿其，从出场的第一场戏起，每一处肢体每一个眼神都在散发光芒。杨幂为角色付出再多的努力，和李鸿其对戏时，她的表现还是显得不够令人满意。

当然，单凭一个或几个演员的表现并不能左右一部电影的命运。刘杰导演在处理这种非商业类型的现实题材影片时，放弃了洒狗血和煽动情绪，相对克制和冷静的讲述方式让它并不能被普通大众认可，距离内地电影市场接纳这个并不完美的《宝贝儿》，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

对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改造，两位导演的创作卓有成效。一位是比利时的达内兄弟，一位是伊朗的阿斯哈·法哈蒂。两位导演将“新现实主义”物质的／自然的环境，改造成社会的／心理的情境。因为剧本的精心打磨，电影变得更加具有可观性；因为不断被模仿，两类写实电影的新传统正在诞生。

达内兄弟的电影中，角色为外在的情境推动，要么是处身的社会环境（《罗塞塔》）、要么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两天一夜》。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自我选择，不如说身不由已。这便是罗塞塔最后绝望地企图自杀，可能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何有这个举动；或者是《两天一夜》中的桑德拉，不断奔走说服同事重新投票，却在最后一刻莫名放弃。

而在法哈蒂的电影中，角色为内在的情境所驱动，并且最后总会作出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观众知悉了角色经历的内心冲突，感知到他们丰满的形象。《烟花星期三》的女孩必须在理性（来自宗教的教义）和情感（对女性的同情）之间进行抉择；或者《一次别离》里的女佣必须在道德（不说谎）与自我利益间（说谎）选择。

这是两条相反的路线：达内兄弟电影中的角色受到外在因素驱动，被动地作出抉择，并循此选择行动；而法哈蒂电影中的角色则徘徊在内在的心理危机之中，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才能继续行动。达内兄弟的电影从外向内，因此适合于社会学的现代性批判，法哈蒂的电影由内而外，因此适合于人类学的灵魂刻画。

《宝贝儿》混杂了达内兄弟和法哈蒂两者不同的叙事策略。江萌救治孩子的动机源自她与孩子有相似的命运：江萌生下来也是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后来被丢弃和收养，于是当她听闻孩子悲苦的命运时，对孩子油然而生一种共鸣，她想让孩子活下来，不愿她遭受“死刑”。江萌一意孤行的意志源自她内在的心理需求，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因素使然。

这是法哈蒂式的叙事模式：内在的心理驱动。但同时，江萌的内心却没能唤起一种在法哈蒂电影中作为标志要素的两难冲突，导演刘杰并没有对此对此进行相应的设计（他本来是可以的）。只是安排了丁萌在医院清洁的时候碰巧听闻孩子的遭遇，并由此唤起拯救的圣母心，仅仅如此而已。

江萌在果断（似乎过于果断了，没有任何犹豫）选择救治孩子后，表现出了一系列孤绝的举动：劝导孩子的父亲救治孩子、偷取医院的档案、到派出所求助民警、最后毅然决然地偷窃孩子……仅从丁萌这个角色作出的举动看，电影又是达内兄弟式的，因为“一根筋”坚持到底的角色形象正是达内兄弟式叙事策略的显明特征。

《宝贝儿》中的江萌一方面由内在的心理动机驱动，但算上心理情境（因为没有设计两难选择的困境）；另一方面又毫无道理地让她“任性”到底，但也不算社会情境（因为不是外在因素驱动）。于是观众遭遇到了无言的尴尬：江萌义勇的举动怎么都说不过去。仅仅依靠曾经也是缺陷儿童便因此产生共鸣和同情，不足以让她冒着犯罪的危险实行抢救。

而且电影也没能对她个人的成长经历（比如她因为缺陷儿童或被领养遭受的屈辱）、处身的人际关系网（只有养母和李鸿其扮演的男友这两方）等提供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本来应该作为重点呈现在电影之中，这样观众或许能对江萌突然间的角色转变找到更多的共鸣。

因此，《宝贝儿》的情节和角色都令人难以信服，它建构在主题先行的概念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电影的制作过程：首先有这样一起事件，先天缺陷的儿童被家人所放弃，同时另一位有过相似缺陷但已平安长大的女孩听闻了这件事，于是冒险去拯救这条生命，最后有了整个故事和江萌这个角色。

电影原本也可以多着些笔墨在孩子的父亲身上，他的内心有真正的冲突：放弃救治，便是“谋杀”一条生命；救治，则面临着不可知的未来，这对将来长大成人的孩子来说会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但电影仅仅用了几个神情痛苦的镜头交代父亲放弃孩子的痛苦，这远非在表现他两难的抉择困境。此点本来应该被着重表现的。

电影因为留下了诸多此类空白，导致最后呈现的故事直接刻意，缺乏应有的深度。《宝贝儿》就像在无野心地呈现一起社会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忘记了对人的刻画。前者本可以交给纪录片去做——导演非常想制作出纪录片式的真实质感，但这是一种“伪现实”——后者则是剧情片在虚构的合法性上进行深入挖掘的优势。

可以说，刘杰将达内兄弟的手法并置到法哈蒂式的叙事模式中，两者碰撞出的不协调最终将整部电影酿造为一起失败的事件。同时他也混淆了剧情片和纪录片两者的重点，主动放弃虚构的力量，将剧情片当作纪录片来拍。观众在江萌身上感觉不到任何同情，有的只是厌恶，为她看似高尚实则愚蠢的行为哑然失笑。

刘杰导演，杨幂、郭京飞、李鸿其主演的《宝贝儿》错开了国庆档的厮杀，低调地在本周上映，没想到却迎来了罕见的评分“灌水”想象。此前，《宝贝儿》在题材和表演各方面都被业内和媒体看好，没有上映就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上映后却连续被各路黑粉挤压，这是谁也没想到的事情，也可能是国内院线电影的一个怪现状。

就品质上来说，《宝贝儿》这个片子，在国产片范围内，无论是从题材上还是从演员表演上，都是花了心思，下了功夫的。这不是一部可以让人欢笑、减压的商业片，但可以给人以安静的思考和沉淀。商业片可能就像满汉全席、大鱼大肉，而这样片子可能就是简衣素食、粗茶淡饭，在吃得满嘴油腻的时候，去看一部这样的片子，其实可以在精神上减肥，审美上消脂的吧。

一个健康的院线应该是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类型片，都有，都具备，都能容纳，才能满足不同人的需要。既有精打细算的商业娱乐，也要有叩问心灵的人文探索，既要有天马行空的奇观，也有贴地而行态度卑微的现实，《宝贝儿》就属于后者。这样的片子能进入院线是难能可贵的，在一片沸反盈天之中，它像一个战战兢兢的孩子，想去给大家讲一个真诚的故事。

《透析》《碧罗雪山》《德兰》，一直以来，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切入现实生活，以凝视的态度去触社会底层的情感，是刘杰导演所擅长的，《宝贝儿》依然继承了刘杰这种简单质朴的力量，选题上让人敬佩，成片的表现力、浸透力，也可以说不落俗套。很多人以为可以赢得一些市场，获得一些影迷的共鸣，没想到才上映，就遇到了及其情绪化的狙击。

资深影迷都知道，能在院线看到刘杰导演的电影，挺不容易的，之前的《透析》《碧罗雪山》《德兰》等几部片子，都没能正式地和大家见面，只能通过各种渠道去选择观看，以为这次能聚集起一批影迷，重拾以前的感动，大家可以慢慢地去消化这个片子，让它在回本的基础上，获得一定盈利，为刘杰下个片子继续出现在银幕做铺垫，没想到形式不太乐观。

目前，国内的艺术院线还未健全，观众不能进一步有效细分，院线也不能逐一分解各类题材，乃至很多小成本的片子必须和商业片同档厮杀、博弈，很多院线经理有心扶持，也无力面对同行竞争和公司内的KPI考核，这也是一种遗憾。那些洋洋自得地灌水的观众，有没有认真看《宝贝儿》，不太好说，但是，这个片子还没遇见想看的人，遇见感兴趣观众是肯定的，它才一露面，就受到了不太公平的待遇。

有时候真的分不清楚，我们是为一个演员，一个导演去看电影，还是为自己的审美，为一部好电影去看电影。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审美，坚守自己的判断标准，但要相对客观中立，可以肯定的，把太多私人恩怨、对主创人员的偏见过多地投射在一部电影身上，可能会有失公允，对电影本身也是不公平的，作为商品也好，作品也罢，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时间去各个平台和渠道上去展现它的优点。

《宝贝儿》肯定不是一部无懈可击的电影，除去电影本身的问题，见仁见智的美学选择，《宝贝儿》遭遇的狙击，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些观众观影心态的反应，以及行销公司之间恶意竞争的不良结果。《宝贝儿》从一个层面反应了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宝贝儿》上映后一部分观众的表现也体现了中国影迷群体对一个题材、一个演员的包容度。这些都是现实，这些都让人哭笑不得。

“她死了，我只是来告诉你一声。”当徐先生（郭京飞饰）如此告诉江萌（杨幂饰）时，两人尴尬地沉默着。

这是《宝贝儿》中诸多虐心的桥段之一，它的震撼力来自这样的基本事实：在永恒面前，每个人都是失败者，我们必须吞下它的苦果。

是的，从结果的角度看，努力改变不了什么，真诚必然落败，唯有爱与苦痛，会长久地在心中徘徊，见证我们曾经活过。

《宝贝儿》的故事并不陌生，它在日常生活中曾不止一次上演：

弃婴江萌在寄养家庭中长大，所谓寄养，指政府将儿童委托给符合条件的家庭养育，政府给予一定费用，故寄养不是收养，养父母并非孩子的监护人。

幸运的是，江萌在养父母的关爱中长大，养父去世后，她与养母相依为命。

因先天残疾，江萌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只好在医院当护工。恰好，医院收治了一名先天无肛的新生儿（与江萌当年是同样的情况），见治疗无望，女婴的父亲徐先生选择放弃治疗，将婴儿带到养老中心等死。

婴儿的遭遇激起江萌童年的苦痛记忆，她异常执着地要将婴儿找回。所有人都惊讶地质问：“她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这闲事干什么？”在所有的尝试都失败后，江萌铤而走险，将婴儿从养老中心偷出，并因此锒铛入狱。

在社会舆论干预下，江萌重获自由，婴儿也得到了及时的救助。

然而，一切努力最终徒劳，婴儿还是离开了人间。至少在理性层面看，徐先生当初的选择更正确。

江萌没能挽救小生命，她自己的生命却沦陷了：由于寄养期已过，按法律规定，她必须离开养母。她不解地追问：“我在这个家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我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不能给我妈养老？”

然而，在冷冰冰的规定面前，追问是无用的。

将养母送入养老院，在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后，江萌拒绝了身边的爱情。

上天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放置了一份辛德勒的名单，但红尘中有多少人能真正践行它？生活是如此沉重，何况江萌又是一名残疾人。她之所以挫败，因为她太年轻、太幼稚，还不知道冷漠、无奈、疲惫是多么可怕。

《宝贝儿》具有催人泪下的力量，因为它揭开了社会转型时期，每个小人物心中的伤疤。

几千年来，“人命关天”曾是我们这个民族绝不动摇的信仰。我们始终坚信，冥冥之中必有一种力量正在凝视着我们。我们活着，不仅是为了现世的成功，更是为了那些不可让渡的道德原则。“抬头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因为终有一天，我们会离开此岸，在另一个世界中与前辈相聚，那时，我们会骄傲地说：此生无愧。

然而，这个神话在现代世界被彻底粉碎。

从某种意义上说，《宝贝儿》可视为现代社会的成年教科书。涉世未深的江萌鄙夷养母为骗拆迁费而采取的伎俩；她以为人人都会视生命大于天；即使判罪，她也不愿意说假话……

江萌以为这世界是由真诚与虚伪、爱与恨、正义与邪恶而构成的，但现实让她明白，在清晰的二元对立间，更多的是麻木、冷漠、不负责和自我沉沦，它们像灰尘一样，锁住了人们的希望。江萌的每一次奋斗，都被应付挫败，即使她能战胜应付，却又无力挑战命运的裁决。

其实，哪颗心不是从清醒沦落为麻木的呢？

在江萌刺激下，无肛婴儿的父亲徐先生崩溃了，他凄惨地哭喊道：“你究竟要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在我的伤口上撒把盐？”

注定会失败，那就没必要挑战，注定会伤心，那就不如忘记自己的心。生活就像剥洋葱，总有一片会让你落泪。江萌终于明白：唯有麻木，人才能接受命运的无情，才能让自己看上去还有尊严。

影片的结尾，江萌也成为说谎者的一员——开始为《残疾证》而奋斗。江萌别无选择，因为她要将养母从福利院中接回，她要挽救她最后的梦。

在我国，有接近1亿残疾人，占总人口的7%，也就是说，平均15个人就有1人是残疾人。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能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为了避免受歧视，刻意远离人群。于是，现代都市提供了这样一幅幻像：人人都是健康人，没有人需要别人的帮助。

7%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其中一员，只是命运的不幸，让他们替健康人承受了苦难，难道，健康人真的无需对他们负责？真的不应承担一份义务吗？

世界上有太多像江萌这样的人，从出生那一天起，人生的天花板就已确定。无论怎样挣扎，他们都难彻底突破它。除了一遍遍追问“为什么”，他们无法释怀。

时代如此飞奔，在漂亮数字不断翻新的同时，会有多少人去追问：那些搭不上列车的人该怎么办？如果可以坦然地甩下他们，任时代列车从他们身上碾过，这样的速度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论跑得多快，我们都已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根本。

值得一提的是，《宝贝儿》的表演特别精彩。在此之前，从没想过杨幂还能演这样一位边缘人——承受生活创痛，靠坚守原则来自我抚慰，遭遇生活百般挫折之后，她被动“成熟”。面对整天与自己吵吵闹闹的养母，曾经沧海的江萌说出了心中的感慨：“妈妈，谢谢你当年收养了我。”

杨幂如此细腻地演绎出江萌的性格成长历程，她从来不是宝贝儿，她必须活成一根刺。有多少个青春，就有多少个伤感的故事。因为所有自我的宿命都是遍体鳞伤，它最终会被抹去，会被遮天蔽日的麻木所窒息。

《宝贝儿》讲述的是几位残疾人的故事，但它的感慨却要广阔得多。在现代性的扭曲下，爱是否还有可能？我们还能重建意义吗？我们是否应继续坚持？我们还能找回曾经的人味？……这些问题也许永无答案，但我们必须不断追问下去。

看完电影后，我忽然想起我的一个表哥刚。刚的父亲（我叫他表叔）罹患癌症，辗转各大医院，经过多次化疗，病情依旧没有好转。我跟家人去探望时，表叔在重病房里，远远地看了一眼，人已经昏迷不醒了。刚为了治好表叔的病，卖掉了房子和车子，还欠了不少外债。现在表叔每一天住院都要好几千的住院费，这对刚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探望完毕出来，我看到几个亲戚围着刚在说话。听了一会儿，大概明白亲戚们的意思：人已经没救了，与其这样躺在医院浪费钱，不如带回家吧。刚听完后，没有说话。大家说了一会儿，也都静了下来。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是要尽最后一丝力量挽救父亲的生命？还是选择放弃，既然人已经快没救了？

回到电影上来，同样提出了这样一个伦理上的难题：如果我的孩子生出来后，是个缺陷婴儿，治疗他会因此倾家荡产，结果可能还是个傻子，那我还要不要治疗？如果我知道的余生都要面对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时时刻刻都害怕他犯病，那我还有勇气继续养着他吗？……这是影片里徐先生面临的问题，也是千千万万有同样境遇的父母最难以抉择的问题。在观看时，我一直在扪心自问：如果我是他，我该怎么办？一边是很多人会选择像江萌那样指责他，“这是你的亲生孩子啊，你为什么选择放弃治疗他？”一边是他的家人们为了未来的生活，建议他放弃这个孩子——一个会带来无穷无尽麻烦的累赘。这中间，选择哪边都是绝路，都需要承受着内心极大的折磨。

当一条生命，无论是你得癌症的父亲，还是你的缺陷孩子，其生死取决于你的一念之间，在情感上都是难以承受的。从理性上来说，人不做无用之功。一旦涉及到生命，理性往往呈现出来的是无情和冷血。回到现实中来说，有人选择了继续治疗和抚养缺陷孩子，虽然日后承受了沉痛的代价；有人选择了遗弃孩子，让其自生自灭。电影中的江萌就是被遗弃的，她先天心脏不好，通过福利院寄养在别人家中长大成人。不只是她，电影中还呈现了一批跟她一样通过寄养长大的孩子们，他们或帮别人搬运蔬菜，或在医院当护工，因为身体都不是太好，所以用人单位都不愿意用他们，所能选择的工作也很少。他们能依靠谁呢？原生父母早就抛弃他们了，寄养的家庭十八岁按照规定必须离开，在感情上他们可以说是无依无靠，在生活上也难以看到希望。

然而日子如此艰辛，但依旧要坚韧地活下去——毕竟他们已经在出生时已经“死”过一次。电影的主线是江萌想尽办法拯救被徐先生放弃治疗的孩子，我们不妨把这个行为看成是“自救”。她是父母遗弃的孩子，这是她一生的创痛。因而当她看到徐先生的孩子被“放弃”时，她一根筋地想要去挽救，哪怕触犯法律也在所不惜。我认为她是看到了是十八年前的自己，“我是可以被治好的啊！爸爸妈妈你们当年为什么要抛弃我？你们看，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她无法把这个质问抛给自己的亲生父母，她抛给了徐先生，“孩子是可以治好的！你看看我！孩子是可以治好的！”她还有很多的质问，按照国家规定，像她这类孩子寄养到十八岁必须离开寄养家庭，她理解不了：她的养母已经老了，需要她赡养。可是他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她一遍遍地质问福利院的领导，“我为什么不能跟我妈妈住在一起？为什么？”她被迫“遗弃”自己的养母。爱他的男人想跟她一起过日子，她也拒绝了，因为自己的子宫被切除，无法生孩子……她的生命充满了缺憾和无奈，但活着就意味着希望——她决不放弃。

电影没有多少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平平淡淡的，看完后心里却是揪着的，不敢去深想。多少人间辛酸事，都潜藏在电影叙事之中。我想起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说的，“人的生命之轻也就在于此，生命不能够永世轮回，此生的所有决择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仅此一次，一笔略过，所以一个人的责任感很重要，对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负责，对他人仅有一次的生命负责。”这句话，对我的表哥刚，对徐先生，对江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