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1977

昨晚苏老师打电话来，问想不想看《高考1977》，她多张票~想~约了今天早上9：20在影城门口见。

刚下过雨，车很难叫，等了半天叫到了，到影城刚好9：20，这时收到苏老师的短消息：我还在宜山路上 恐怕要迟到了 苏。我就在影城门口等着，这时候发现很多结伴而来的中年女人。说中年女人，其实是一些已经步入老年的中年女人了，穿得大多比较妖娆，但是岁月的痕迹很重。回沪知青本来是有回沪知青特有的腔调的，特别是在放《高考1977》的电影院门口。他们的出现让我很动容。

苏老师和她的干女儿迟到了一小会儿，进场之后正在演扛大包比力气。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发现2厅坐得很满。2厅是个比较大的厅，相当于以前一个很大的电影院的差不多半个那么大，早上9：30的电影，居然坐了这么多人。

电影很好看，比我想象的好看，主旋律得好看，很不容易。让我确信那个时候邓小平的出山确实是那样令人振奋的。特别是烧荒的大火蓬蓬勃勃地烧起的时候，我很少有地被一部新电影震撼了。大手笔啊，绝对大手笔！就凭这一个镜头，编导就了不起！

电影里感人的故事和场面可以说连绵不断，有几处我差点落泪，所以当剧终灯亮后看到苏老师在抹眼泪我一点也不吃惊。她说她一直在哭，因为想到很多事情，她的三个孩子当年都是插队知青，侯牧人到东北插队的时候才16岁。那天去送侯牧人，她忍着一直没哭，回家之后，发现女儿侯牧遐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于是和女儿抱头痛哭。

我拿的这张票本来是侯牧遐老师的，她坚决不肯来，因为来看了会受不了。她当年参加高考被录取了，但是名额被别人顶了，后来是结婚回来的。

这个题材能这样大张旗鼓地拍个电影，让我觉得很振奋。我刚才在豆瓣看了会儿评论，发现有些可能是非常年轻的年轻人写：没想到当年是这样的，没想到曾经这样地苦。非常年轻的年轻人们啊，曾经发生的事情只能更苦，更不可思议，更难以容忍。我昨天跟一位老师打电话，跟他说，正如鲁迅说的，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在我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曾经发生的事情，没有最惨，只有更惨。但是现在的非常非常非常年轻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没有人告诉他们曾经发生过什么，所以无从去想象，无从去辨识，甚至无从去揣测。你怎么想象一个民族的未来是生活在对自己的父辈、祖辈刚刚经历过的苦难一无所知的基础上的？

（注：苏老师是配音艺术家苏秀老师）

从《高考1977》看中国电影的问题

黄佶

　　摘要：中国电影不重视细节，不重视铺垫，不能正确理解脱戏的意义和作用；中国电影至今还在塑造“高大全”式的人物；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应该深入民众、深入生活，重建正常的生活逻辑和审美情趣。全世界所有优秀的影片都能够在盗版光盘的小摊上找到，只要三四元一张。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被这些光盘训练得很有眼光和品位了。中国的电影评论应该少歌功颂德，多说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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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玩电影的网友告诉我某高校举行《高考1977》的上海首映式，我就跑去了。看完后导演江海洋、总策划汪天云等上台和观众交流。我也说了几句。该片的确有动人之处，我作为 1977 年的考生之一，也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不过我一向喜欢挑刺，就借机直接向导演发难了。

　　首先，小根宝背的那个大麻包，电影里说有三百斤重，但我一眼就看出来根本没有三百斤。电影给了麻包好几个大特写，但麻包并没有被谷粒涨满的感觉，一看就是用泡沫塑料挣起来的。导演也承认了这一点。

　　观众在小根宝背麻包这场戏笑场了，导演觉得很奇怪，比小根宝壮得多的人都没有把麻包扛到终点，而能否把麻包扛到终点将决定小根宝的命运。这么紧张的场景，观众却笑了。

　　准确地说，笑场发生在小根宝已经背上了麻包，正要迈步开始走出去时。这时，女主人公陈琼（周显欣扮演）等人扑上去，抱住他，叫他不要这样做。就在此时，笑场了。

　　三百斤的麻包，相当于两个胖男人的重量。身上背着这样的重量，关心他的人应该是尽量减少他的困难，让他快点完成，早点解脱。电影里却是扑上去抱住他不让他走，其中的虚假成分一目了然，观众当然要笑了。

　　电影和戏剧不同，电影的细节一定要高度逼真。那个麻包可以不到三百斤重，但必须很重，否则演员演不出真实的感觉，情节出了问题，导演也发现不了。

　　《我的团长我的团》，片花做得很好，充满了战争的真实感。但正式开映后，我看了几个镜头就不要看了。那些演员脸上有很多油污，很脏，但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是在干净的脸上抹了化妆油彩。我曾看过一篇文章，介绍一部外国战争片的拍摄，其中的演员真地是两个月不洗脸，那才能够把士兵在硝烟和泥水里跌打滚爬的残酷战争感觉拍出来。

　　其次，《高考1977》对知识青年在农场里的艰苦生活没有做足够的铺垫，使得观众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想离开农村，要拼着命参加高考。在首映式之后的座谈会上，一位年轻的女研究生说：从电影里看，他们生活得很开心，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那里呢？

　　这是中国电影常见的毛病，不做铺垫，没有伏笔，演员就突然笑了，或者突然哭了，或者突然打别人一耳光，或者突然要自杀了（《高考1977》里小根宝的多次自杀也很突然）。

　　实际上，只要有几个简单的镜头，就能够使观众了解知识青年生活的艰难和前途的无望：天寒地冻，铁镐砸在土地上只有一个白色的小坑；年轻女孩子的手冻得伤口累累；下工后文化生活单调，报纸是一周前甚至更早的，等等。

　　相反，电影却把知识青年的生活表现得象一场集体的狂欢节：大家一起欢快地看露天电影，聚集在一起进行扛麻包竞赛（使人们想起了美国大片中的地下拳击赌场的场景）。难怪年轻观众不能理解片中人物的行为了。

　　座谈会上，有学者提出：虽然没有铺垫，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仍然能够看懂。

　　但问题是：这部电影并非只给经历过 1977 时代的人看的。要成为经典电影，那么首先要让一百年、两百年之后的观众也能够看懂。美国老片《百万英镑》实际上也是主旋律电影，歌颂了诚实守信的品德、自食其力的美德，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年轻的小观众仍然能够看得懂，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第三，女主人公陈琼突然脱掉了衣服，裸露出身体，拍了场裸戏。这在逻辑上也没有因果关系，一看就是为了脱而脱。男主人公潘志友（王学兵扮演）是个正派的青年，一直被非常传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老迟（孙海英扮演）寄予厚望，并选做接班人；女主人公陈琼也是一个正派女子，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对“反革命”父亲情断意绝。现在突然来了一场脱戏，很没有说服力。

　　如果男女主角平时就自由奔放，感情深厚，现在突然面临人生重大关头，例如一方父母突然官复原职，来接他（或她）离开这里，于是女方冲破传统束缚，脱衣奉献，还情有可原。

　　中国电影现在把脱戏当成了胡椒面，每部电影里都要撒一点，惟恐没有脱戏，票房就不好。

　　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情，观众不会为了看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裸戏”而花几十块钱的。今日之中国，更加疯狂彻底的“真军”表演到处都能够看到：可以播几小时、有千般花样的一张光盘，只要几元钱，而在网上则完全是免费的。我在上广告课时，为播放某些尺度暴露的广告而犹豫时，同学们（包括女同学）对我说：“黄老师，你就大胆地放吧！我们什么没有见过？！”

　　电影中不是不能有脱戏，但要和故事情节相吻合，要水到渠成，此时不脱不足以表达电影中人物的情感，如果此时不脱，观众反而要感到不可思议。

　　陈琼为了不影响情侣潘志友（王学兵扮演）的前途，请老迟为她在当地找一个婆家。如果老迟真的为她找到了，未婚夫说好明天要来接她，当天晚上她主动去找潘，演一场脱戏，做最后的生死诀别，才符合逻辑，这场脱戏才不会游离于故事之外，相反，这场脱戏会成为两人深爱的证明，被观众所认可，并感动观众，并因为政治因素居然能够破坏神圣的爱情而对那个时代有深刻的感受和反思。

　　外国电影脱戏多，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就是这样，所以观众不会意外。007 这样的电影，脱戏是为了刻画邦德这个人物，表现他的风流倜傥，以此去弥补他出神入化的神功所形成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使这个角色真实可信。

　　美国很多电影没有脱戏，但仍然很受观众的欢迎。《罗马假日》没有脱戏，但并不妨碍它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仍然被传为美谈。如果在片中清纯的公主赫本突然露出胸部，这部电影反而要被彻底毁掉了。

　　脱戏如同菜肴中的调味品，要恰到好处。中国菜里如果莫名其妙地放一些美国起司（cheese）或日本芥末（wasabi），那这菜就毁了。

　　美国有很多大片，是“纯爷们”的，根本没有女演员，例如《最长的一天》、《巴顿将军》、《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等等，但是仍然大受观众欢迎。《最长的一天》是讲诺曼底登陆的老故事片，真是够长的，长达三个小时，但是仍然令人反复看也不厌倦。中国的导演们敢不敢也拍一部“纯爷们”的影片呢？

　　即使用女角色，也要把她们融合在故事里，象《亮剑》那样，女角色的形象和影片很一致。《我的团长我的团》里有个美丽白净面孔很洋气的女角色，我一看到她出现，就知道这部片子完蛋了。

　　在《高考1977》中，装有高音喇叭的高架，是导演设计的一种象征，象征着威力巨大的组织。高音喇叭掉下来砸死人，象征着这一力量最终会带来灾难。但是让小根宝挺身而出救人并死亡，缺乏铺垫和逻辑性。挺身而出救人，是来不及思考的，只能是一种本能。小根宝有这样的本能基础吗？他平时有过类似的仗义行为吗？他和被救对象的关系特别铁吗？没有，至少没有很清楚地交代过。

　　也许让一直挑战组织的张国强（周大勇扮演）去死，更符合逻辑（他就站在高架下面），也更富有象征意义（挑战组织没有好下场）。

　　中国的电影有个毛病：喜欢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同样死一个人，也要选择死于英勇抢救别人，而不是死于普通意外事故。

　　在影片的最后，潘志友（王学兵扮演）提前离开考场，放弃高考，连老迟都觉得意外。潘的理由是留下来和老迟一起建设农场。即使现实中真的存在这样的人物，这种人物也不具有典型性，更何况这违背了整个影片的逻辑。

　　另一方面，如果真的要扎根建设农场，难道就不能去读大学了吗？读了大学掌握了科学知识，不是能够回来更好地建设农场吗？中间不就离开三四年的时间吗？所以，编剧设计潘的这个举动也是为了塑造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结果反而破坏了影片的真实性，损害了影片本来的教育意义。

　　导演对于老迟（孙海英扮演）的台词不断引起笑场觉得难以理解。实际上，老迟让孙海英来扮演是个败笔，或者说孙海英刻意假装出来的拿腔拿调是一个败笔。

　　老迟这个人物本来应该是很出彩的。老迟的转变也是有铺垫的，被陈琼的父亲（赵有亮扮演）训斥；愿意让潘报名高考，却拉不下面子，于是把图章扔在潘的桌子上，让潘自己在报名表上盖图章；小根宝死后沉痛的表情，大喇叭从此停止广播，等等，其转变还是有逻辑、有基础的。

　　老迟应该是一个沉默寡语的人，但一字千钧，不容置疑，不容挑战。少言，反而能够产生一种悬念，一种无形的压力，人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下面会做出什么举动。这样反而能够体现组织在生活中的巨大存在。但现在一个喜剧式的赵本山式的演员破坏了这种意境。

　　中国电影中精彩的对话不多，还不如情景喜剧和小品里的密度高。《高考1977》同样如此，只是在最后，才出现了几句精彩的台词：“如果是你的女儿，你敢不敢（私刻公章）？”“我敢！”“我也敢！”

　　好的台词，来自对生活的观察、积累、精练和升华。赵本山的魅力就在于他在不动声色之间说出的话充满了生活的真谛。这源自他长期扎根基层的积累。在春晚上，相声演员一字一句地说出一段段从网上抄来的俏皮话，然后满脸期盼地看着观众，惟恐他们不笑不鼓掌。看着这种景象，真为中国的相声演员悲哀。

　　专业人士有一种清高，对非专业人士的批评很不屑，观众看不懂，就抱怨观众水平低。实际上，电影做出来是给大众看的，不是给学过电影理论或者研究电影的人看的。中国的电影人如果仍然自命不凡，脱离大众，那么拍出的电影将永远不会好看。实际上，中国电影里的一些问题，其原因是电影制作者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生活逻辑和审美情趣，所以他们自以为符合逻辑的、美的东西，大众却认为不符合逻辑，不认为是美的。

　　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电影在制作过程中，应该邀请观众代表参与评论，及时修正，以免最终产品出问题，遗憾终身。实际上，广告片的制作，就是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的。在策划之前，要进行市场调查，在创作过程中，也不断请消费者代表来看，提意见，并做相应修改，以避免做出失败的广告。电影和电视剧产业也应该转变观念，向广告行业学习。

　　座谈会上很多人对《高考1977》做了评论。但是和“两会”中的代表委员们一样，十分钟发言中前八分钟是歌功颂德，后面两分钟才说点干货。中国电影要发展、要进步，电影评论的风格首先要改变，直接说干货，至少应该用八分钟或九分钟的时间说干货。

　　汪总策划在座谈会上说：“我们就是来听意见的，不解释。建议主办者把今天的讨论发言批评全部上网。”我看江导演也是真心想听批评意见的。这样很好。中国电影人应该清楚，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国内同行的作品，也不是境外拍摄的商业大片。而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电影。地摊上的电影光盘只要三四元一张，全世界所有优秀的影片都能够找到，不仅有商业片，更有很多艺术性、思想性、历史知识性、摄制技术性俱佳的影片。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被这些光盘训练得很有眼光和品位了。

　　中国电影人不要怕有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影片没有人要看。卖光盘的小贩卖这些影片，就说明它们有市场。如果这些影片没有市场，盗版者就不可能大批量地去复制生产。

　　中国电影界也不要把“主旋律片”看得很神秘。实际上外国很多大片都是主旋律片。《拯救大兵瑞恩》的情节是：美国政府规定：当来自同一家庭的儿子们在战场上牺牲得只剩下最后一人时，他就可以退役回家，以免父母膝下无子之痛。为了使瑞恩能够平安回家，其他战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他。这样的影片不是在大力颂扬美国人鼓吹的“人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吗？这不就是一部主旋律片吗？

　　实际上，人类的进化过程同时也进化出了是非观。这种是非观是无法颠覆的，深深地扎根于每个普通人的心灵深处。即使备受压制，即使只有少数人在坚持，它仍然会永久地存在下去，只要环境一合适，它立即就能够发芽开花繁衍，重新占据主流价值观的位置。这种是非观就是主旋律。电影的制作者回到民众中去，艺术地、戏剧性地把这种是非观表现出来，即使没有“主旋律片”的帽子，它仍然是主旋律影片。

（2009年3月28日）

电影本身，是没有太多可说的。故事煽情与否，取决于的只是叙述的角度和技巧而已。火把点燃时我就想，喔，一个小高潮，然后要来个大场面以及剧情转折了。果然，火海蔓过银幕时我满眼升腾的都是三个大字：主旋律。
雪地里陈琼对着父亲吼的时候，我开始摸纸巾；她脱衣服的时候，我埋头发短信“有床戏，不知道被审查掉片段没有，貌似胸很大”；赶考途中摔倒落下的人喊着“你们一定要好好考”时，我噗地喷笑出来。影视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固然有它的惯用手法，但这些未免也太套路了吧。另外，十二月的东北早晨五点半不到，天就能亮成那样？

我想为这次观影写点什么，因为这事有一定程度的怀旧性质。大一时几乎每周六都跟着社团去影院，后来娱乐活动逐渐多样化了，影院也就不怎么去了。这次偶然想起又去参加了一次，在放映厅门口看见社团的指导老师，老爷子还是那么精神，一腔热血的样子，突然我就感动了；坐在熟悉的红座椅上，周围都是大一大二的小朋友，感觉有些微妙。
恰好又是那个年代的故事。

我怀念那个年代。

我生于一九八六，父母都是本科毕业。自然，他们正是七八级和七九级的毕业生。相信很多同龄人的家庭都是差不多如此的。据闻当初我娘初中时候，上课时间不比下乡时间多，第一次考物理全年级只有一个学生会答一道题。其时全年级学生相互传看，看不懂就硬抄。判卷时老师只好给写出这一题答案的学生都打了满分。她念了两年制的初中，高一时赶上恢复了高考，于是两年高中后考上了大学。那一年的高考录取率是十六取一。
正巧过年时翻看老照片，看到他们大学时候同乡会的合照，我说怎么就这么点人呢？她说你以为啊，就这还是全校的同乡会，从大一到大四，各个院系的，都在这里了。
我于是想起我们家乡那个城，曾经的旧都，千百年出了多少状元进士，没落成这样子。
我爹那一届，县城里也只有六个人考上大学；恢复高考不到一年，可幸赶上了。他对他的大学时光言之甚少，我对那些日子里他生活的印象，主要来自的是家里满墙的书。学校供应午晚两餐，他的大学四年都没有吃过早饭。几乎所有的补助，换了那些书。诗歌，小说，艺术史，园艺，我童年所有的启蒙都来自它们。
高中时候曾经想买一件什么东西，缺钱，就想变卖一些不那么喜欢的书和CD。他知道后就掏钱给我，告诉我书不能卖。他也不管是什么书，只要是书就应该得到尊敬。

这正是我怀念那个年代最大的原因。现在还有多少书值得尊敬？我尊敬那些旧书，那些称得上著作的书；而另一些印刷品，我只能尊敬印刷装订人员的劳动而已。
人心不古，可以用这个词么？或者，饱暖思淫欲？
当年因为贫穷，他们选择了师范，师范不收学费。后来的二十五年，他们送走了二十几届的毕业生，我的思想也从“大学是人生中必经之路，考不上就再考”到了“大学是不会考不上的扩招都扩成那样了”又到了“大学生反正不值钱了高考也就是意思一下”再到了“好多人退学啊大学果然没意思我也退学吧”。
我当然没退学，并且现在还即将毕业。希望我这种渣也能毕业。

大一报到时我带着一个箱子一个包，包里是衣服被子，箱子里是书。送我去宿舍的学长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把行李拖到报到点的。大二时我已经又添了一些书，又管着社团的书，室友说我的书架桌子是个山洞。成教本科刚毕业的辅导员来检查，指指点点戳着书架说整顿！书要那么多干什么！
我去垃圾桶旁边捡了一个干净纸箱，装了一些书放到角落；又让学弟学妹把社团的书搬出去分开几部分保管。学校没有条件给社团活动室，但有条件给我记过。因为书多，寝室被通报批评；那些奖学金可能受到影响的室友也开始指着书恶言厉厉。
现在我的书架上将近一半的空间是瓶瓶罐罐，这才是大家心目中大学女生的书架上该出现的东西。
所以我期待着毕业走人。

扯回来。
电影票买了一对，却没有人跟我一起看。喊了一圈，不是嫌九点的场次太早起不来，就是嫌题材内容没看点。周末里他们去唱歌，聚餐，窝在家刷网页，找一群无聊的人一起无聊，选择是很多的。备选项太多了。电影也太多了。那个年代不论看过几次的片子都能被反复地看（据说除了《珊瑚颂》，我一直好奇想看看这片能不好看到什么程度），直看到台词全都背下来。那个年代人民贫穷，一切资源都那么匮乏，有就不错了还谈什么选择？但有时我真怀念那种简单，虽然这有些犯贱。
南京城正午的大太阳底下，我穿着耐克鞋挎着小单反，从阿童木包包里摸出一块早晨在路边买来，已经压扁了的黑米糕；咬上一口，很甜。

最后。
多么庆幸我的父母生于六二六三年。多么庆幸他们赶上了高考，这样才会有我。那个年代，太不容易了，我只能感慨这一句，太不容易了。
向所有的父母致敬。

    我简直不知道，到底是电影感动了我，还是心里印象的突然出现，震撼了我。
    你们的奔跑，你们千百次在我脑海里奔跑。从我第一次知道“知青”这个词，你们就在我脑海里奔跑。你们知道吗，我知道在火车驶出北京和上海时你们的复杂心情，我知道你们在蛮荒之的饥饿和孤独，我看见你们在东北奔跑，在西藏奔跑，在海南奔跑，在云南广西奔跑。我不知道你们要跑向哪里，要跑想什么。我甚至看见你们回到城市之后，粗糙的双手，不知所措的眼睛，独自徘徊在你们早已跟不上节拍的街道上。
    而今天我居然因为你们虚幻的影像而痛哭不已。
    那个因为纯良而显得那么残忍的年代，那个可以因为高考而绝食、说谎的年代。
    追问是温和的，然而毕竟是追问了：谁让我们不能有知识？
    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恶的故意，却一起完成了一个天大的恶？
   是什么让我们在可以善的时候，还善得那么不彻底？
   为什么我们要用恶的方法来实现善？
   是什么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时候，却自己退缩了？
    时至今日，你们依然在我的脑海里，苦苦追问，这是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决定了这一群人的一生？到底谁要为此负责？如果责任在个人是不是只要惩罚特定的人就万事大吉？如果责任在集体那是不是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罪，因而每一个人都没有罪呢？
    影片看到最后，我几乎是哭自己了。
    人生的许许多多，其实是相似的。那一刹那的高尚，一刹那的卑微，一刹那的不顾一切。不知道怪谁，也不知道感谢谁，不知道谁把自己推向这里，更不知道自己这一步走的是对还是错。
    你们有，我们也有，未来的一代代人，他们都有。
    可是只有你们的姿态是奔跑的，是迫不及待的，是壮烈的。而且伴随着血腥。
    我们不会了。那样的姿态和酷烈，我们不会有了。我们在相同的痛苦里，用不同的方式奔向火车站，奔向考场，奔向未来。
    然而我不称赞苦难。何时何地，我永远不赞颂苦难，英雄不是苦难造就的，苦难只是英雄的一个契机。我不羡慕你们的苦难，而且不因此认为你们的青春比我们更有意义——尤其是，当我要追问你们的苦难时，我找不到答案。
    然而我无法否认，你们这一代人，是一个分水岭。
    你们是最后一代奔跑着的人，你们是最后一代能站在当地说“尊严”和“权力”的人。随后的我们，还有他们，只能疲惫地躲在银幕后面敲打键盘。
    我们不再奔向人生，我们等待人生经过自己。

1 望文生义“高考1997”，以为是历史大视野下的反思，没想到是艰苦条件下的激动人心的奋斗故事——我本以为1977不过是还给奴隶一点学习的自由而已。我修正一下不是“矫情”，而是“激动人心”的“感动”。
2 望文生义“高考1997”，以为是全国大范围的真实再现，没想到是历经艰辛、坚韧不拔、奋勇拼搏的上海人青春故事，和我这种从小有饥饿、挨冻经验的，狗高就做家务的，不知道大白兔是糖的前农民生活体验不同。我修正一下不是“矫情”，而是一个前农民的卑鄙的阴暗的心里在作祟。
我做为一个前农民对这个真诚和真实的故事做出这么偏激的评论表示由衷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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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废话
1
有亮同志演戏就是太用力，
还是脱不掉“孽债”那种讲社会新闻故事的道道，它难道不能内敛一点，
非要长着一张聪明的，既政治正确又苦口婆心的，充满教育的上海脸。
让我不得不想起谢晋、秋雨等同志，
让我总是很错误认为他们骨子里，有机会主义和暗暗的投机性。
他们真是一面好镜子，找出了我的阴暗。
2
“小平、小平出来一定有大的变化”，
我虽然是历史的亲历者，但是我还小，不知道，在当时，
被历次运动三番五次的、搞得神魂颠倒六根清静的、看惯了进退无常的潘志勇们，
对三起三落的小平同志真的有现在官媒所宣传的一出定四海的相信？为什么当时就不可以以为是又一次落前的起呢？

潘志勇们（也就是编剧和导演们）对威权人物和威权政治的崇拜的死样，
从一个偶像到另一个偶像，本质上没什么长进，十年真是白折腾了。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
他妈的姓黑的家伙果然黑，汉奸！什么？是外国人。抵制！
3
老迟。
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外壳坚硬，内心柔软的黑脸好人。
他是体制打造的机器人守护者，它偶尔人性的表现只是机器程序的小BUG而已。
那些手持“图章”的人，他们坚守的曾经是发放反革命的帽子、上山下乡的政令。。。
现在是房价、油价。。。
4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你的帽子,摘下来了吗?"
她恐惧和憎恨的是它的父亲，是什么强大的力量让一个人冰冷道如此？
她憎恨的是父亲，而不是让父亲蒙冤的那只“手”，是什么可恶的力量让一个人麻木到如此？
5
我喜欢强子
。。。

1970年代早期，我还没上学之前，就被父母告知，要学一样乐器。那个时代学乐器的目的，跟现在孩子们学乐器的目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了出路，只不过他们现在是为了“赢在起跑线上”，而我们那时候只是为了避开“上山下乡”。

那时候，我们这样的军干子弟，逃避“广阔天地”的唯一办法就是当兵，而当兵有两个去处，——要么去野战部队当普通一兵，要么学点玩意儿去当相对舒服的文艺兵。那时候我学小提琴，就是为了将来当文艺兵。

“广阔天地”什么样儿？我没见过但听说过，总之是苦。像我们这些生在军营中、长在大院里的孩子，对此只能敬而远之，能逃则逃，能避则避。再说了，当兵难道就不算干革命了？所以，对家里安排学玩意儿，哪怕百般不情愿也得坚持，总之不要上山下乡就好。

十月一声惊雷响，揪出万恶四人帮，但上山下乡并没有因此马上停止；而且根据“两个凡是”的精神，一切似乎都不会有什么改变。真正的改变，是在1977年，那一年邓公复出了。

邓公复出十几天之后，一个消息传来：邓公拍板，当年即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一代人的命运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因此改变，于是，我的命运也改变了，不必再每天皱着眉头“歪脖儿拉”。

电影《高考1977》的故事，就开始在邓公复出首度公开露面的那个时候。那一天，是1977年7月30日，邓公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看了一场足球赛。当时，现场观众掌声雷动；后来，这掌声也出现在放映《新闻简报》的电影院里。

《高考1977》一开篇，知青们在露天地里看电影，银幕上出现的就是邓公看球的那部新闻纪录片。而知青们在这一幕中的兴奋和激动，实际上已经定下了整部电影的基调，——歌颂。

就恢复高考这件事情而言，把它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来看待，其实并不为过。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或者对那个年代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那么，你会发现，《高考1977》与其说是一部剧情片，倒不如说是一部纪录片来的合适。

据说这部电影让很多人感动，但我也听到一些指摘的声音。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我很明白人们为什么感动，也很明白为什么会有一些指摘，盖因角度不同耳。

我不能不承认，作为一部电影来说，《高考1977》有很多的毛病，譬如主题先行，譬如结构不够精巧，譬如人物性格单一，譬如某些主要人物的思想转变过程缺乏铺垫、比较突兀，等等。而对一部电影来说，这些毛病甚至可能是致命的。但我也不能不承认，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亦即创作者是真诚的，而且你可以从这部电影中感受到这种真诚。

我必须承认的另一点是，观看这部电影，我是投入了一些个人的感情在里面的，毕竟我曾经耳闻目睹过1977年的那些事情。

有批评者指摘人物缺乏真实感，但我不以为然，因为从片中人物的身上我经常会发现我所熟悉的人的影子，——譬如孙海英扮演的农场场长，你可能感到他的戏有些过、表演有些夸张，但我可以老实告诉你，当年很多“工农干部”其实就是那个样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批评者指摘这部电影太“政治正确”了，我也不以为然，因为据我揣度，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部致敬之作，本来就是为当年的恢复高考唱出的一曲颂歌。你说它把知青当傻瓜、把观众当傻瓜也好，把历史当傻瓜也罢，但1977年的那个时候，情况大致与电影中描写的不差，而且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也好，知青们也罢，对邓公是感激的，当时“拨乱反正”的一系列政策，也是受到广泛欢迎的，所谓“得人心”即此之谓。

其实，《高考1977》远算不上一部优秀的电影，但它却可以算是一部基本忠实反映了历史现象的电影。你当然可以批评它浅薄、煽情、缺乏对历史本质的探寻。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基本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皮相，虽然它可能因此缺乏灵魂。

当然，《高考1977》的这个题材具备拍一部史诗巨片的基本条件，但这不仅要看创作者的功力、气魄和胆识，还要看我们所处的大环境是否允许。凭心而论，对于十年文革，对于三十年前开始并延续至今的改革，我们所拍的电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缺乏表现而是缺乏追问，不是缺乏视野的宽度而是缺乏思考的深度。

所以，《高考1977》是且只能是一曲充满激情和怀旧的颂歌，绝不会变得冷静、理智。不信，可以回头翻一翻2007年国内媒体对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的那些报道，看看那些报道的基调和人们的回忆，你也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看到这样的一部《高考1977》。

电影尾声处，赴考知青们乘坐的拖拉机突然抛锚，为了赶上开往考场的火车，知青们在山野上树林中一路狂奔，正当他们看着火车无情地远去、即将失去机会的时候，场长开着一辆拖拉机及时赶到，知青们挤上那部没有后斗的拖拉机奔赴考场而去。这一幕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而这，也恰恰是那个年代的极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