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奏鸣曲

    黑泽清作为日本电影惊悚界的旗帜性人物，曾经创作出《X圣治》《超凡神树》等经典惊悚名作，享誉国内外电影界。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次黑泽清的新作品颠覆了自我，选择了家庭作为主要题材，更以“东京”为开头的题目作为片名。在日本电影界有一个潜规则，凡是以东京开头的电影，基本都属于“小津系列”作品：从默片时期的《东京宿曲》到巅峰时期的《东京物语》再到市川隼拜启小津的《东京夜曲》。这些作品无不都已家庭为背景展开话题。这次黑泽清的《东京奏鸣曲》不仅选择了和小津一样的家庭题材，连影片中的部分镜头也存在着小津的影子。也许是妻子的重病让黑泽清认识到了家庭的重要性。一个家庭的起伏可以映射出整个社会的风貌：中国职员的“侵入”所造成的失业危机；校园欺负事件的日益严重；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在21世纪在东京，黑泽清用其独到的视角将新世纪的“东京物语”展现给了观众，影片上映后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并为日本获得了事隔多年的戛纳“一种单元”的评委会特别奖。




拜启，小津安二郎？

    在一开始笔者就已经提到过“东京”一词和小津安二郎之间有一根若隐若现的红线。所以每当有新的影片的题目中出现“东京”字眼，大家都会无意识的把他和小津的作品进行比较，哪怕是风格完全不同的黑泽清。了解黑泽清的人都知道，他影片的风格都略带“恐怖电影”的元素（当然这部影片中也存在不少）。但是，在这部影片里，作为小津安二郎的影迷，我发现了许多“小津元素”，这莫非是黑泽清想小津安二郎的致敬？首先，就父亲突然失业一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小津著名的无声电影《东京合唱》，两部影片里的东京都呈现出一种经济萧条的感觉；其次失业的丈夫在《合唱》和《奏鸣曲》中恰好都被妻子发现自己的丑态；另外，役所广司饰演的“小贼”感觉上又和《突贯小僧》里的强盗很是接近。最让笔者在意的是次男被蛮横无理的父亲殴打后，从楼梯上滑落，这和小津影片《风中的母鸡》里田中娟代的遭遇一模一样。当然看电影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在和木卫二聊的时候，他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大概也只有黑泽清自己知道自己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




外族入侵？“进取心精神”殆尽？

    “进取心精神”一直是日本大和民族的荣耀，在二战实力后，日本就是凭借着这股劲，创造出了许多大企业集团，为世界的科技发展提供了许多贡献；同时，本国经济也持续发展，一直维持在世界前列。但是那场“泡沫”似乎把大和民族的精神力量在一点点的吞噬着。桥口亮铺的《周围的事》仿佛想把人民群众带出这段悲伤的历程，但黑泽清却站出来制止了他。影片的开始部分，让一名日语并不流畅的中国劳工出场，其目的很明显，无非是想说现代日本外来人口不断的增多。去年前首相福田康夫也曾指出要增加日本外来的留学生人数，作为在日留学的一份子，生活的周围有着那么多的“同胞”，的确其中也有出类拔萃的精英，但就一般层面而言，大家的工作能力都是差不多的，就日本民族极为强烈的排外个性而言，放弃长期在公司工作的课长，转而使用毫无经验的外国新社员，与情与理，好像都违背常理吧？我只能说这是日本人自己的衰退，从香川照之饰演的父亲一角中我们不难发现，不知公司社长不给他机会，而是他没有这个能力让自己在这个公司里继续立足。而且连一向权威的家庭地位也逐渐丧失，《东京物语》后，日本传统的家庭文化逐渐瓦解，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但是父亲在家中的地位依然不可撼动。但是《东京奏鸣曲》中的父亲却连着也失去了：长子每晚不回家，完全不理会父亲的言语；次子时不时的反抗。。。这一切都让这位父亲在这家中看上去是那样的渺小。也许经济危机的影响是很严重，但是那股劲若在，应该不会落到躺在马路边树叶堆里的那种地步吧。




“虚幻世界”里的贤妻良母？

    传统日本里的日本女性一直给人一种端庄典雅，温柔贤惠的感觉，这从小津安二郎开始到山田洋次，接着又是小栗康平，市川准等等，甚至在是枝裕和的电影里我们也可依稀体会到这点。但在《东京奏鸣曲》里的母亲这角色身上，我们却看不到这些。也许黑泽清认为当今社会的女性的思想早已发生了改变。以前作为一名妻子，只要好好照理好家里的日常生活，在丈夫背后默默支持，在孩子身旁细心调教，这对她们来说就是生活上最大的满足了。但现在却不同了，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进步，科学创造的不断发展，人对生活的看法也不同了，小城市的人也许会因为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而感到苦恼，无助，就好象山田洋次《家族》里的那苦命的一家，但有些人却完全相反，经济条件的优越加之大城市的生活环境，反而使他迷失了生活的方向，不知如何是从。本片中的母亲可以向日本传统意义上的母亲一样，照顾好一家生活起居，完成小儿子学钢琴的心愿。但从其眼神中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和谐”元素，这点上我认为小泉今日子处理的非常出色，那种“虚无感”被她完全得表现了出来。而且“虚幻元素”也正好黑泽清电影中常见的元素之一。小泉今日子时不时两眼呆滞，或是躺在沙发上莫名其妙的举起双手都给这个看似贤妻良母的母亲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更让笔者注意的就是关于长子参军一事，按一般思路考虑，在经济条件稳定（虽然父亲已失业）的情况下，有哪个家长会让自己的孩子去战场，更让人意外的是，同意的人居然是母亲，要知道在东方文明的社会里，母亲与长子的关系，感情绝非一般人可比的，而且在送儿子去战场前，母亲那看着孩子的眼神中，我只看到了迷茫，空虚，关于母亲身上应有的东西在那一刻似乎不见了。




局外人？局内人？

    上一段中提到东方社会中母亲与长子非同一般，而本片中长子给人的神秘气息不亚于母亲，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知名影评人宫台真司在看完本片后提到：长子更像一名“外来者”，他一直游离于佐佐木一家的周围，但似乎感觉不到家族的气息。的确影片是以“次子学钢琴”一事而引发的矛盾展开，长子一直给人一种可有可无的感觉，一直夜不归宿，和家人没有任何的交流，最后也的确没有从战场上回来。但这个看似“局外人”的长子，却“不经意间”在影片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影片分成这几个部分，首先是父亲失业后的一蹶不振，其次黑须一家自杀所给父亲带来的强烈冲击，接着是“役所大盗”的突然袭击，最后则是《月光奏鸣曲》的演奏，家庭的复原。我意外的发现，每个部分与下一部分之间的转折都与长子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首先长子在与母亲离别时那句发自内心的“你和爸爸离婚吧”之后，父亲马上由于黑须的自杀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而越加迷茫的母亲在做了一个“长子疑似战死沙场”的梦后，居然“莫名其妙”地被小偷拐走，而正是此事，让其从虚幻回到了现实。最后长子的那封信则又让家庭重新踏上正规。这一系列转折点，黑泽清却能够通过一个人物的几次言行把其很好的串连起来，而且这个人物又是象征着家庭，乃至社会未来的“长子”，可见其是多么用心良苦啊，就这点而言他的确已经达到了世界级导演的水准了。




死后重生，聆听“东京奏鸣曲”

    关于影片最后演奏的《月光奏鸣曲》，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作为印象派始祖的德彪西，在这首月光中把其“曲中有画，画中有曲”的特点展现的淋漓尽致。从朦胧到奔放，再从奔放到趋于平静。整个过程和《东京奏鸣曲》的叙事十分匹配，而且黑泽清将其放在最后演奏，除了体现“奏鸣曲”的寓意之外，更多的是将这段钢琴献给佐佐木一家。躺在杂草堆里父亲，原本应该已经被车撞死；被小偷劫持的母亲，原本也因遭遇不幸；而从楼梯上滑落的次子也总让人有种死亡预感，再加上在战场上搏杀的长子。也就是说这原本崩溃的佐佐木一家，竟然奇迹般的“死后重生”了。黑泽清想传达给观众什么？希望？还是幻想？我们不得而知，但在那教堂般宁静的房间里，充满着和谐音符的房间里，我们看到了劫后重生的佐佐木一家那幸福的时刻，所以我宁愿感性一点，去相信那是黑泽清带给我们的希望，因为那首《月光奏鸣曲》是无暇的。




    《东京奏鸣曲》的成功“演绎”也让世人看到了黑泽清的导演功底，尽管影片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对于第一次转型的黑泽清来说，已经是相当成功了。在2008日本电影风光无限的一年里，《东京奏鸣曲》可以拿下戛纳“一种单元”，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旬报第四等多种奖项，无疑是对黑泽清的一种肯定。同时也让世人知道“黑泽”不光属于黑泽明，黑泽清也一定会给世界电影史上留下其烙印。

 2008年的日本影坛风光全属于《入殓师》，这部由伊丹十三的“情报电影”与亦悲亦喜日剧模式所组合而成的温情情节剧。但我相信时间终将证明，《入殓师》的成功不过是迎合了日本国内经济泡沫破灭后等待救赎的集体症候。它是疗伤药，是麻醉剂，是属于日本疗愈系文化的登峰造极之作，它消解了现代人亟待解决的“逃避”与“归宿”的心理矛盾，构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语境下的世外桃源。过于精巧、过于完满，反而减弱了影片与观众间的内在张力。这决定了它只能是一个拯救的入口，从电影院里走出来的观众注定还是会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口。所以，这只能是一部“成功”的电影，它距离“伟大”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在去年，真正能配得上“一部伟大的日本电影”这个称号的当属黑泽清的《东京奏鸣曲》。在5月斩获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最佳影片之后，很多影评人反而不高兴，因为他们觉得这部电影的质量足够进入主竞赛单元，完全没必要“屈尊”去“一种关注”单元。（我个人也认为这是继《加州之梦》之后，戛纳“一种关注”单元中发掘出的又一部影史佳作。）黑泽清这次“转型”着实让人意外，由恐怖片过渡到家庭伦理题材。让我担心，他是否要把家庭题材拍出恐怖意味。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一点也不多余。没有温情的刻意营造，有的只是普通人的失意与迷茫，失败者的痛苦与追寻，长时间的矛盾聚集的突然爆发，最后一切又终将归于平静。犹如贝多芬的《暴风雨》奏鸣曲，暴风雨过后一个个徘徊着的孤独灵魂仍然要继续前进。
   黑泽清这部家庭伦理剧，无法让人联想到小津安二郎式的传统日本家庭电影，这类电影的矛盾设置是“私人的”，最终解决也多是由家庭内部机制进行调和。《东京奏鸣曲》则更具如《美国美人》般的西方家庭剧特色，家庭中的矛盾是“公共的”，最终则必须依靠外部力量的介入来解决。父亲的失业、母亲的身份迷茫、哥哥的理想缺失，最后矛盾冲突的大爆发则意外缘于一个强盗的介入。在小津的《东京物语》中，外人的角色无足轻重，他们只是顺路过来“嘘寒问暖”，矛盾最终化解则是家庭成员自己的付出与牺牲。在黑泽清那里，家庭的性质不再是构成社会的“单元”了，而是从属于社会被社会所控制、所毁灭的对象。这是社会与家庭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是现代化的必然。社会高高在上，俯视着一切，家庭只是社会的一个傀儡木偶，家庭依靠社会生存，殊不知，你索取得越多，失去的也就越多。
   一个普通的日本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作为家庭支柱，因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电影中，父亲的失业无疑是对这种权威的毁灭性打击，而维护这种权威的努力就变得近乎于堂吉诃德同风车搏斗般无力、可笑。但事实证明，他做不了堂吉诃德，因为他信仰的“权威”是世俗的，而非理想主义的。世俗意味着被社会操控，被社会操控则是迷失自我的前奏。电影前半段以父亲为中心，就业中心里的高不成低不就、公园里游逛，领免费午餐、家中的拼命掩饰，影片在这几个有限的场景中转来转去。乏味、单调，正如现代都市人的生活。随着电影的推进，我们发现一家四口人，都被限制在有限的空间中。母亲被家庭限制，小儿子被学校。大儿子是一个首先“觉醒”的逃离者，不回家并不代表他不受限制，他是被限制在这个社会对理想主义的排斥上。维护世界和平的理想在周遭人看来幼稚、无聊。但作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堂吉诃德，他尽一切努力实践着自己的理想，参加美军的伊拉克反恐战争，当他拿着参军文件要求家长签名时说：“你们不签也无所谓，有专门代理签字的机构。”他已经决定要反抗“父权”这座大风车了。最后的醒悟也与堂吉诃德临终前的忏悔如出一辙。小儿子是第二个逃离者。音乐、钢琴成为了他摆脱空虚、重复生活的凭借。但来自父亲、老师的压力却是实现梦想的绊脚石。被“父权”压制的一代人率先举起了反抗的大旗，而父亲、老师精心建造起来的“权威”在反抗之下不堪一击，最后只有使出“暴力”这个杀手锏。（父亲的打骂，老师的罚站）正如毛主席一句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种外强中干的权威倒地是迟早的事。黑泽清让权威倒掉的同时，又给了观众一个冷冰冰的现实：这种“权威”在其它地方仍然变换着脸孔来压制人。小儿子帮助离家出走的同学以失败告终，同学还是被捉回了家。小儿子最后的反抗在强大的“父权”面前更无异于挡车的螳螂，撼树的蚍蜉。他因偷窃被警察抓住，在看守所关了一晚。这里无疑受到了特吕弗《四百击》的影响，《四百击》中安托万偷父亲的打字机也被关进了看守所（影片还有一处有明显的《四百击》痕迹，下文再表）。结果还是一个悲剧，父亲、老师虽然失去了权威，但这个社会仍在拼命维护自己的权威，敢于逾越社会规则的人，注定将被边缘化。
   强盗正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一个角色。原先是一个锁匠，失业后做了强盗。母亲被强盗绑架后不愿离开的情节似乎是在说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根源正在于对现实的不满。而强盗正是她逃离虚伪生活的力量，是她的凭借，如小儿子的钢琴，大儿子的参军。而刚取得的驾照无疑是她身份迷失的绝佳注脚。“可以用它来代替身份证”当她回答大儿子“我们家又没车，拿驾照干吗？”的疑问时说。剧情发展正凸显出“驾照”这个物件细节所蕴含的引申义。驾驶强盗偷来的车来到海边（海边正是《四百击》最后经典长镜头的落脚点），他们来到了世界尽头，前方再也无路可走了。她知道逃避一切决不意味着重新开始。她只是害怕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那个被谎言所包围的生活（丈夫隐瞒失业、小儿子拿餐费当钢琴费、大儿子参军不和她商量，只当她是个签字工具、她做的面包圈没人吃）。父亲借以逃避现实的凭借正是那笔打扫厕所时捡到的意外之财。金钱是社会操控社会成员最有力的工具，父亲因失去金钱而丢掉“权威”，当他得到重获“权威”的机会时，当他面对道德上的抉择时意外撞见了妻子，自尊心在这一瞬间灰飞烟灭。他开始不顾一切地逃跑。四个人都开始了逃离，逃离那个叫“家”的地方。疯狂的一夜过后，父亲将金钱投入到失物箱中，表明他已彻底放弃了那个脆弱、空乏的“权威”（与之相对的是父亲的同学，将“权威”带进了坟墓），母亲拒绝了强盗的性要求，表明她还是选择了家庭作为自己的归宿。小儿子离开看守所后选择了回家，三个人坐在一起面无表情地吃着饭，似乎一切都从没发生过。一首奏鸣曲的精髓部分不在于高潮处的激动人心，而是在高潮落幕，尾声开始的瞬间。在这个时刻，这首奏鸣曲所要传达的思考与感动会全部释放，就如这个吃饭的场景一样，不完整的家庭（大儿子在伊拉克参军），各怀心思的三个人，物是人已非。救赎的希望伴随着黎明前的晨光如约而至，这缕晨光驱除了谎言与冷漠，恐惧与彷徨。电影结束于小儿子的音乐学校钢琴考试，父亲继续做清洁员，母亲继续操持家务，大儿子认清了美国“自由战争”的实质，决定留在伊拉克。其实就这么简单，生活亦然、电影亦然。
   《东京奏鸣曲》与《入殓师》同样是逃离，同样是寻找归宿。但只有前者让我们在逃离与归宿之中看到了救赎，也许我们会不自觉地放弃痛苦与沉重，可是救赎本身就是既痛苦又沉重的呀！

To say Japanese bring unrivaled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in depicting the intrinsic depressing nature of life is like saying Italians are masters of pasta (Had amazing Penne in an Italian cafe in West Villiage before the movie). A less obvious fact may be that they are apt at showing the most vulnerable side of human nature through an appearance of strength to persevere. I always think there are some uncanny similarities between Japanese and Vikings. Both sea-seasoned people, both with an infatuation with glories in predestinated defeat. I wonder if it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being born on a small island surrounded by boundless ocean, the result of life-long struggle between homo erectus' inane fear of deep water and the absolute necessity to tranverse it.
 
What struck me most is this fleeting scene of hop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movie before the dramatic finale unfold. An afternoon in the piano teacher's room, after Kenji finished his lesson. In the silence the ensued the camera hovered in a place somewhere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the boy, as if unsure on whom to focus the lenses. Then it started to slowly pull away, almost painstakingly slowly, a fuller view of the room is unveiled. The room was rather dim, there was sunlight coming from the front porch, but it was bleary, depleted, like it used all its strength to pierce through the clounds and upon reaching the room it was dead tired. The teacher said, in a typical serene but deliberate Japanese way, "Kenji, listen to me." Pulse. "You are talented". Pulse. "Extrodinarily so." Prolonged pulse. And here is the amazing part, all this while, from the moment the teacher uttered her first word, the light in the room started to grow, stronger and brighter, increasingly more assertive, until the whole room was light up on golden fire, and both the teacher and the boy eventually became silhouette bathed in a blaze of light. "You should go to music school". She concluded.

日本的电影人素来喜欢使用各种平缓到几乎静止不动的镜头，来催发出那些似乎压抑已久的情愫、情绪和情殇。黑色的钢琴弹出沉重的奏鸣曲，恰似那摧枯拉朽的海洋季风萧萧过境。

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怎样才算是绝境？顶梁柱的男人不幸被公司裁员；叛逆的大儿子坚持要去参军；忧郁的小儿子偷偷拿伙食费去学钢琴；不堪忍受这一切的妻子险些出轨……

人生总有起伏，顺境、逆境总是延绵不绝的轮回推演。本片叙述的故事看似极端，但其实正是这个社会的常态——生命中不如意之事本就十之八九，源于生活的艺术创造本就带有着现世鲜明的韵脚和底色。那末，该如何面对种种绝境？为了处理这些复杂的纠葛，导演选择的是更加极端的『休克疗法』——如果这个人一直在悬崖上徘徊不前却又执着不退，你还不如直接推他一把，让他在飞速下坠的过程中体验生死的刹那，继而在宛若『蹦极』的完成式中展开思想的逆转、情感的重塑和人格的新生。

虽然在过程中埋下了很多戏剧性事件，导演却坚持保留了结局的现实性——作为主角的这一家人最终也没有回到幸福的过去，更没有获得任何超现实的回报——时光不能倒流，事实也并没有被改变，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相互扶持、相互承担，继续顽强地生存下去。或许，这就是抛开了各种华丽修饰的物质元素之后，所体现出的『生活』的本质吧。

结尾处的钢琴曲显得恰到好处，很赞。我喜欢这种摧枯拉朽的琴声，就像在阴天里依然可以触碰到温暖的墙壁那样，让人体会到：即使是在都市芜杂、冷酷的水泥缝中，也依然有些许存在阳光的可能。

其实生命本就充满了意外，不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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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真正的日本人如何生活？还有什么答案会比电影一开头那扇隔挡暴雨的单薄的推拉门更真实的呢？日本电影胶片特有的色调，如同日本传统房屋深青色的屋顶，清一色的一片，看似单调，却罩不住其中辗转着的生活滋味。

从真实这个感观说起，电影可以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佐佐木家里的各种矛盾，各种不幸，都一个个浮出水面，相互交织，达到顶点。然后从这个顶点开始，事情发生了转折。前一部分的真实，是叙事的真实：一家之主的失业，孩子反抗父母的管教，贤妻良母有心却无力，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东京大都市中形形种种的症结和苦痛，在清淡的镜头前面娓娓道来，有点像《一一》。然后，从不幸的顶点开始，出现了转机。有人说，这后一部分变得过于戏剧性。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在于戏剧性或真实性，而在于讲述什么和为什么讲。如果说电影的前一部分在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如何发生，那么后一部分，其实是在讲既然事已至此，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东京这个大环境中，又应当如何继续生活下去。“应当”如何如何，这是一种希望，或者说诫谕，它的背后的是人的思维。也许我没有足够的发言权，但是透过电影来看，这种思维展示了它深藏于日本人生活中的根源，因而变得特别深厚，特别真实。不像某些电影，好比《非诚勿扰》，从头到尾就没有一点关注现实的诚意。

被炒鱿鱼之后瞒着家庭混日子，只因为对不住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说过的话怎么能轻易收回”，否则为人父母的尊严何在？……电影里有太多在《菊与刀》里分析过的例子。半个多世纪前的书本总结出来的东西，仍然投射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这就是日本这个国家最吸引人的地方。Délocalisée的公司毫不留情地裁掉兢兢业业的员工，逃票的小孩子要被关拘留所，商场的保洁员上班用抹布擦便池，妻子对人生失败的丈夫也要恭敬顺从……严苛的社会秩序容不得商量，在过去的历史中是这样，在电影中仍然是这样。它们构成了奏鸣曲的五线谱。出局的人只是消失的音符，就像那对煤气自杀的黑须夫妇，以及开车投海的开锁人。所以，人生的音乐，最好顺着谱线的方向前行。于是，我们看到在转折发生的时刻，佐佐木一家人在觉醒后与各自不幸的过去做了了断——当然仍是以非常日本的方式。电影的结尾，德彪西《月光》的清澈灵动与安详，与佐佐木夫妇二人惊叹惶恐又欣慰的表情，相映成趣，健二华美的钢琴曲，成了东京这片水泥森林对佐佐木一家的赞歌。

片中至少有三个地方提到中国，先是男主角因为公司总务部被迁到了大连，于是被裁，这才带出后面的整个剧情；紧接着公司来了个中国员工，同事说用同样的工资可以请三到四个中国人；后来男主角在家里面正在看的电视，播放的节目讲的是关于中国的资源，煤炭产量世界第一之类。

因为整个片子的一个主题就是表现日本的经济困境，接二连三提到中国，可以表明导演认为困境与中国的发展是有一定关系的。想必在普通日本人中，被中国威胁的感觉还是有的，可他们很少会游行反中国吧。我们抢了人家的饭碗，干嘛却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呢？

说回电影。暂且认为电影对日本社会现状是如实表现的，大量专业人士失业，长期找不到工作，怕被家里人发现，整天在外游逛，还要制造自己很忙的假象，甚至有人为此自杀。看到有网友评论说不理解，不就是失个业么，家里还算过得不错嘛，再怎样也还有政府救济和失业保险嘛，怎么就要搞得这么惨，这让中国的几亿穷人情何以堪？

我倒是能够理解，失业带来的不仅是生存问题，顶要紧的其实是尊严的危机，特别是对于一个家庭的男主人而言，活着的意义就是成为顶梁柱，保护家庭里的女人和孩子。没了工作，也就等同于没了尊严。再说，中国老话讲，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富日子过惯了，突然间又要紧巴巴过日子，感觉朝不保夕，看不到前途，这种感觉理应是特别难受的吧。

男主角佐佐木最后煤气自杀的那个朋友，之前每次出现都是一副满不在乎、不紧不慢的潇洒样，好像对自己失业几个月都一点不着急，其实呢，全部都是伪装。为什么要伪装呢？也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一点点尊严。

昨天看锵锵，侯德健讲到了战争，说以前的那些战争之所以会发动，都是因为国民的生存空间太拥挤所致。发动战争的国家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强大，恰恰相反，是因为国内陷入困境。他举了日本为例，说这么小一个国家却要维持那么大的一个经济总量，国民都是活得很辛苦的，而且生存空间的逼仄，造成了日本人的普遍压抑。经济只要一糟，那种压力就更加严重，逼得人要向外寻找空间或转移矛盾。

《东京奏鸣曲》中，日本人的这种压力带来的压抑，无处不在。不管是失业的男主人、家庭主妇，还是离婚的钢琴教师、因创业失败而堕落的小偷，都在生活中如困兽之斗，找不到方向。比较特别的是片中的大儿子，一心想要去加入美军，而这代表的，正是年轻人对国内逼仄环境的逃离，是对压抑的反抗。

有评论说这部电影前后脱节，前面单纯地讲失业后的家庭风波，表现得很真实，后面却过于戏剧化，而且模糊了重点，比如女主角被小偷绑架后没有想到逃走，而是坦然地和小偷一起兜风到了海边，在那儿一个劲地抒情表现人生绝望。可我最喜欢的却恰恰就是模糊重点的这一部分，它使电影没有仅仅局限在表现经济困境这一具体的现实，而升华到了对人生根本困境的表述。女主角的几段自言自语，比如“真想这一切都是梦境，一觉醒来，自己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然后就能重新开始”，还有之前躺在家里沙发上伸手说出的那句“谁能拉我一把”，都表明，她的问题并不是丈夫失业，而是环境的窒息。本来之前还以为女主角只能充当在家庭中起缓冲作用的花瓶，没想到后来小泉今日子越来越有戏，特别是被绑架之后的所有表现。导演借片中的小偷之口对小泉说了一句：“你真的就是神啊！”

前面说到大儿子去美国参军是对压抑的反抗，其实联想到侯德健的话，就可以想到，小儿子学钢琴也可以当成一个隐喻——侯德健认为，解决环境拥挤并不一定要扩大土地，最有效的办法其实是发展文化。就比如你在拥挤的斗室戴上耳机听音乐，就会马上感觉到空间扩大了，自我舒展开了。

片中还有一句“重要台词”：“我们就像被困在快要沉没的船里一样，救生艇都已经开走了，水都已经淹到脖子了。”片中的每个成人都在挣扎，却找不到自我解救的办法，要么就只想到去死，要么就继续压抑自己回归家庭回归社会，或者扔掉那小小的尊严。好在片中的佐佐木还有自己的尊严底线，那就是可以趴在地上擦地板扫厕所，捡到的巨款最后还是要还回去的。而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向外一个向内，找到了他看不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