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2009

在折桂嘎纳的《白丝带》（Das weiße Band – Eine deutsche Kindergeschichte）之前，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把他1997年自编自导的实验电影《趣味游戏》（Funny Games）翻拍成了英语版的B级恐怖片，在美国上映。同一个故事拍两遍，可见他对这个题材的倾心。

《趣味游戏》讲的是两个年轻人劫持一个中产之家，以夺命游戏的方式残害、侮辱、杀戮一家三口的故事。不管哈内克的社会讽刺寓意为何（比如影像本身的暴虐之恶），全力表现暴力的趣味性都是影片的重点之一。两位反面主人公的年轻人在这场暴力游戏中最为尊重的是游戏规则的权威和游戏过程的公正，至于人命跟道德，则不在他们考量的范围之内。

我觉得理解这种暴力的畸形恶趣，对更深入的理解影片《白丝带》十分必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暴力的趣味性主要在于一种强烈的感官冲击，它激发人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恐惧，引发人的攻击本能，激迫肾上腺素飙升，同时获得出于绝对主导地位的控制权和破坏行为所带来的心理快感。可以说，暴力的趣味是人用于肯定自身的原态自然趣味中的一种。

在影视作品中，暴力的趣味性发展到极致就是“暴力美学”。暴力美学强调暴力行为的形式美感，多以一种浪漫、超脱、梦幻的视觉方式存在。然而哈内克在《白丝带》中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暴力趣味性的另一个极端，一个彻底颠覆形式美感，曝露人内心深处隐藏最深、最原始原发暴力倾向的极端。

这种对形式美感的颠覆表现之一是刻意剥夺了背景音乐的令人燥郁不安的长静默，以及肃穆萧煞的黑白摄影。在这个黑白单色的传统德国村庄里，秩序井然的田园生活本来恬静安逸，，却不知什么原因的突然发生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暴力事件：先是骑着马的村医被一条绳子绊倒，差点丢了性命；然后是村中最大地主男爵的幼子被人虐打；再后来是有人趁着收获会偷偷破坏男爵的菜园子；暴力事件愈演愈烈，最后甚至发展到火烧谷仓及虐待村中寡妇的弱智儿子。

对形式美感颠覆的另一方面是主体叙事的不完整性。故事采取了乡村音乐教师的个人视角与回忆，直到影片结尾也没有明确证实那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凶手或凶手们究竟是谁。但探究明确的凶手并非影片的关键，乡村教师对这些源自奇怪暴力事件的片段性回忆重点其实是为了琐碎而又细腻地揭示出这个村里人们的生活状态。而这个状态的中心便是：压抑。

一种是显性的压抑。这种压抑以牧师一家为代表。具有父权神权双重性质的父亲在家庭中是绝对的权威，他强调绝对的秩序，孩子晚归会被施以体罚，而且全家饿饭作为惩戒，他用罪恶感约束孩子的行为。在这个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小孩，为防手淫男孩睡觉双手被缚，女孩子因为说话大声即被当众羞辱；他们胳膊上缝着象征纯洁的白丝带，心里却一寸寸长出恶毒的反抗之草，逮住一切缝隙疯狂地实施报复，他们只有在破坏中才能重获对自己身体与行为的控制及肯定，原生态的暴力趣味成了生活中仅有的、唯一的乐趣。这正如作家刘瑜在影评《快乐的可能》中所说的“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

另一种是隐性的压抑，以寡妇和男爵的妻子为代表。这两位女性在各自所处的男女关系中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前者被粗暴的抛弃，后者虽主动逃离，却依然要遭受侮辱与蔑视。这二人都没有像牧师家的孩子那样直接反抗她们的压迫者来宣泄压力，而是采取了隐忍的态度，不自觉地把压力从自身转移到下一代身上，从寡妇搧男爵管家儿子的那一耳光和对医生儿子的抱怨，还有男爵妻子责备大儿子的不耐中，隐隐可见暴力的传递性。

无论显性或隐性，源自心理压抑而来的暴力倾向都具有类似于强迫症表征的惯性，一旦养成心理快感，再要戒除，非常困难。这种暴力倾向还具有群体性及诱导性，往往并不止于一个人的独立行为，常常蔓延而出，通过不良示范作用波及他人。

在一个运转正常的健康社会里，人格中的暴力趣味通常是被抑制的，最多也就是通过影视作品、电子游戏等虚拟娱乐的方式来进行舒解。但如果一个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处于一种连贯的压抑之中，心底的暴力恶趣便会如火山爆发一样，待到合适的端口剧烈喷发，造成暴力的个案；而假若一个社会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不论是普遍性的阶级压抑还是有针对性的群体压抑，暴力的恶趣则会逮住一切机会恣意蔓延，暴力个案终于演化养成群体性的暴力心态，在压抑中发展到极致，甚至形成变态的暴力崇拜，开出法西斯主义的恶之花朵。

刘瑜认为自由是通向快乐的唯一途径，但我觉得“自由”这个命题有点太过宽泛了，因为不加约束的绝对自由并不存在，不具体限定的自由距离不自由也只有一步之遥。对于消除暴力来说，自由的作用其实是一种转移的作用，将人的暴力恶趣以其他的形式舒缓出来，或者给予人充分的选择，以更有建设性的趣味打败暴力的趣味。从《白丝带》中那个具有寓言性质的德国小村出发，要对抗群体性暴力，自由的含义便是民主社会，自由的希望孕育在牧师的小儿子对责任与欲望似懂非懂的肩负之中，孕育在乡村教师对自己未婚妻真诚的爱恋与尊重之中。

但即使在民主社会里，自由对暴力恶趣的转移也是暂时的，是不彻底的。在被社会忽略的某些角落里，暴力犯罪依然猖獗，是表面光鲜之下的根深蒂固的暗疮。但若要彻底的消除暴力的恶趣，那只能如库布里克在电影《发条橙》，或赫胥黎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所表现的那样，通过对人性的根本否定来实现，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超越了个人小暴力之上的社会大暴力。




【少年犯罪系列】

《伊甸湖》：暴力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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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布朗》：以暴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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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丝带》：暴力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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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知晓》：黑色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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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人》：被遗忘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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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用像《白丝带》这种方式拍电影的，已经太少了。至少，手头上我们能指出的无非是以下几位：阿巴斯、侯孝贤、锡兰、罗伊•安德森、拉斯•冯•提尔，还有两位已经决定息影的大人物：贝拉•塔尔、阿基•考里斯马基。

这是一种什么方式？不好说。但我们却隐隐地感觉到了它们令我们唤起的情感：那是对上个世纪60年代电影黄金时代的缅怀，那一批现代主义大师：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塔科夫斯基、布列松、伯格曼、黑泽明、库布里克……正当迈入巅峰，而新浪潮的那帮小子还刚初出茅庐，正羽翼丰满，要与大师们分庭抗礼。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只是《白丝带》的黑白摄影和故事的一战背景给人造成的错觉，这些元素都让我们仿佛回到了电影艺术的辉煌时期。

这其实只是表象而已，像《修女艾达》这样的影片虽然同样满足以上两点，却并不会令我们唤起缅怀的情感。更为内在的，是迈克尔•哈内克的拍片方式——精妙的叙事、精致的处理、鲜活的人物以及故事承载的思想内涵，都让《白丝带》的影像“苍老”了近半个世纪。

这就是昨天我在百子湾的电影资料馆看到胶片版《白丝带》时的感觉。一种闪着光的黑白影像投射于屏幕上，就像被余烬掩埋的火堆，一闪一闪地透出光来。

故事开始，响起的那个略带沧桑的画外音，把我们带回了一战前的德国北部。这个画外音听起来就像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目的无非是把我们带进接下来将要展开的故事背景中。但很快，我们发现，他并不是一个无名者，而是这个乡村学校的教师（虽然旁观者大于参与者）。

用小说来喻，“我”作为叙述者，既可以只讲诉我能感触到的（片中画外音部分），也可以脱离自身视角（片中非画外音部分），电影镜头的客观性虽然限制了第一人称叙事的实验，但画外音很好地平衡了这一矛盾。故而，《白丝带》用了一种古典式的，让人物回忆来讲述故事的方式，来与故事的背景和黑白影像保持谐和。

乡村医生因为两棵树间绑着的一根线而坠马了。自此，意外不断向这个村子袭来。哈内克用了层层揭示的手法。娓娓道来可以营造一种舒缓节奏，但在哈内克手上，却走向了冷彻的黑暗，因为他揭示出人物内心的黑暗心理，让人不寒而栗。

医生坠马和农妇惨死是并接着的，但等到男爵的儿子被打却通过一次秋收来过渡，这不是戏剧的法则，而更接近于生活的常态。

同样的残酷性没有体现在直接的暴力上，任何煽情的行为都被省去。丈夫去探望死去的妻子，那个悲痛的画面被半堵墙阻隔；牧师的儿子被鞭打也将观众隔在了门外。哈内克不寻求任何像同情、愤怒等感性的体验方式，他要的是如匕首般的力道深深地刺进观众的心里。

这就是空白的力量，它混杂了各种绝望的情绪。那位丈夫绝望地自杀，被吊死在小棚屋，被去取水的儿子发现，他没有嚎叫。那个将高丽菜毁掉的儿子回家来莫名地撞见父亲的葬礼，他也没有言语，默默地跟上人群。

医生与女儿的乱伦，经过助产妇的提前提醒，是被小儿子撞见的，女儿向弟弟的解释（穿耳钉）更像是在向观众掩饰可耻的行径。她根本不必向还幼小的弟弟解释，因为他不会懂，这就不再是生活的发展，而是戏剧的发展。同样，助产妇与医生间的虐恋也是用了一场极度戏剧化的方式结束，那也许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深处的黑暗。

虽然副标题是“一个德国儿童故事”，但儿童在本片里是隐藏的，他们在影像的黑暗中行动，我们见到的是围绕在男爵、医生、牧师、农夫等人物身边（家庭）的隐性暴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人世界，但这是一个被儿童腐蚀的成人世界，它被弱势力量所动荡，失去了稳定的常态（想想男爵、医生、牧师、农夫这些身份所代表的社会次序）。而这群孩子，将踏上战场，并在战争结束之后更加有用武之地：他们即将成长为纳粹。

而这正是作为奥地利人的哈内克所要探讨的，这样一个残暴的群体在德意志这个国家是怎么养成的。

文/故城

有人说哈内克暴力自上至下充满着一种温文尔雅，却如冰冷的匕首刺向每个人的心房，其实他的冷峻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弊端的一瞥中，他制造出一种疏离内生于社会秩序的无助，挖掘出一种暴力内生于内心欲望的无奈。《白丝带》继承了哈内克电影一贯的“开放式”结局，也继承了哈内克一贯的阴郁内质，将潜藏在社会结构下的群体压力与异动展现给观众，有着撼动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根基的勇敢和执着。

一
《白丝带》的故事发生于一战前的德国小镇。它讲述了掩盖在平静小镇下的嫉妒、怨恨与报复，伴随着医生的坠马，农夫妻子的意外身亡，男爵儿子被鞭笞以及谷仓被恶意焚烧，似乎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正在展开。实际上即使在影片的结尾，我们也无法知晓那个阴谋的策划者到底是谁，村长女儿对众人的缄口、牧师对教师疑虑的恐吓都让观众心中的假设与猜想无法考证。

影片完全以黑白影像呈现，摒弃色彩的渲染和暖色调的侵扰，黑色给影片搭下了庄重与阴郁的基调，作为一部探讨社会问题的严肃影片，这样的处理是必不可少的。哈内克说，用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来制造出一种遥远的效果，“遥远”本身酝酿着一种距离、一种荒芜感，使观众能更清醒自己所处的位置，也更接近影片所表达的核心。影片中没有任何配乐，完全剥离了音乐对于叙事的牵引和干扰，观众只能听到脚步声、关门声以及人物的对话声等，寥寂的声音世界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影片中牧师家走廊的那个长镜头让人难忘：狭小的空间里，孩子低着头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将戒鞭取来交给父亲，我们观察到的只有暗哑的灯光和脚底压迫木地板的咯吱声，关上门，寂静中传来的是鞭打声和矜持的呻吟。我无法描述此时内心巨大的压迫感到底来自于哪里，是逼仄的空间，还是枯燥的声音，或是两者兼有？只知道静寂中内心已汹涌澎湃，却无法阻止肢体的僵硬和冷却。一个个长镜头和空镜头的拼接，便让这种煎熬延续，便让身上的镣铐越发沉重。

《白丝带》的别名叫《白色录音带》，它一方面与著名的“白丝带“运动（反男权暴力运动）遥相呼应，另一方面暗示影片中的教师自叙是以录音带的形式呈现的，它与《隐藏》的别名《隐藏摄像机》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这种设置有两个深层次的寓意。首先，“录音带”与《隐藏》中的录像带都是匿名的，录制者是不可知的。换句话说，即罪恶都是被匿名揭发的，不能公然署名公布的。它表明，有些罪恶本身是内生于社会构成的，揭露了罪恶也会动摇社会结构的根基，这也是文明发展的两难问题，是所谓文明的衍生物和附着物。其次，录音带和录像带都是记录现实社会的工具，具有客观和理性的特质。通过它们，观众感受到的是一种隐秘的真实和一种理性的存在。然而，《隐藏》中的摄像机是人为操作的，它截取时间流上的某些节点，本身就是有选择的，而本片的“录音带”是一个人物的自述，它是对现实的主观呈现，或多或少都带有人的主观偏见。虽然两部影片都对叙述者的立场、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抽象化了，《隐藏》抽象为隐藏的摄影师身份，而《白丝带》抽象为影片中内心情感最单纯的乡村教师。但是仍无法避免视角的片面和单一，它告诫观众任何的单向逻辑与思维都是不可取的，只有放在更多元化的历史语境中才存在解读的可能性。

借此深入，我们发现录音带或录像带之中，还包含着哈内克对于电影叙述手段的探索。萨特说，小说中的任何东西都是作者操作的表现。电影中亦是如此，只不过操纵者更为隐蔽。一直以来，非人称叙事是电影特有的模式，观众往往会忽略这个全能叙述者的存在。当我们沉浸在冷静客观的镜头叙述当中时，哈内克用录影带（《隐藏》）或者录音带自述（《白丝带》）提醒观众，这里是存在叙述者的。《白丝带》中叙事者时而是乡村教师这个具体的个人，时而又是隐藏的观察者（摄像机）。两者交互出现，既保持了道德上、理智上、情感上、时间上、身体上的一种距离，又产生了影片的多义结构和反讽的复杂的叙事效果。它使得观众略过对人物单一伦理道德评价，而直奔一种对生命存在形态的关注，甚至正是这些引起道德评价歧义的人物，更淋漓尽致的触动了退去世俗身份屏障的本真存在。

二
《白丝带》所讲述的本真存在，涉及到一个“仇恨”与罪恶从哪里来，一个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却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家庭/社会权力分配结构的问题。影片将矛头直指父权/男权的社会权力结构，用德国小镇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家庭和社会中所掩藏的暴力的根源，甚至将当今社会中恐怖主义的源头也包裹在社会权力结构的对抗之中，这便是《白丝带》与前作《隐藏》的立意之所在。

从《第七大陆》到《隐藏》，哈内克对暴力的解读往往关注于家庭内部。《第七大陆》中身处澳洲的家庭成员的自我残害，《班尼的录像带》中父母未能有效疏导孩子暴力的情绪，《钢琴教师》中母亲的强权压抑导致女性心理的扭曲，而《隐藏》中夫妻的疏离关系被录像带的介入变得紧张而复杂。而《白丝带》则将镜头对准德国小镇，焦点则从家庭拉升到社会层面，我们不仅看到每个家庭内部的矛盾，也看到各个家庭因社会身份、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对抗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而是多线交错、盘根错节的。

男爵作为小镇权力的最高象征，他拥有小镇财产的支配权，往往他的态度决定一个家庭的生存。农夫儿子因母亲的死将过错推给男爵，他破坏菜园和焚烧粮仓都是试图用暴力来伸张正义，是对男爵社会权力核心地位的反抗。与此同时，在男爵的家庭内部，妻子用不忠向丈夫权威发起了挑衅，她对个人情感的诉求无疑是对冰冷淡漠的夫妻关系的反抗。应该说，男爵的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对抗成分，是对影片中各类关系对抗的浓缩，而更多匿名的暴力可以说是个人/阶层对父权/男权社会权力结构的不满和反抗。

影片中的孩子和女性均处于一个弱势群体的地位，不同于男爵家庭关系的有限度紧张（可以类比《隐藏》里中产阶级的家庭矛盾，是有限度的，很难引发暴力），牧师的家庭是一个父亲/丈夫过度强势的家庭结构，影片中牧师对子女带白丝带的强硬、鞭笞儿子马丁的严厉以及对乡村教师的恐吓都集中体现了一种牧师对自我权威的滥用；而农夫的家庭则是一个父亲弱势的家庭结构，农夫本人虽然对家庭成员有父亲的权威，但他对于男爵的地位却从来不敢挑战，他是社会关系中的弱势力量却在家庭关系中的占据强势，所以挑起家庭反抗旗帜的竟是受父权长期压抑的儿子。我们仔细思考这其中的关系链条，发现社会关系的强与弱往往是建立在一种依赖关系上，人的生存对别人的依赖程度越强，他便越处于权力关系中被支配的位置。牧师对小镇权力中心的男爵的依赖程度最小，所以他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强硬一种专断，而农夫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依存于男爵的恩泽，便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软弱一种妥协。

顺着此思路，我们对比男爵和医生的家庭关系，就会惊喜的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男爵的妻子虽然在意大利与其他男人私会，但她最终仍回到男爵的身边，即使男爵问她是否与那男人上过床，她停顿片刻说没有（显然是有的）。这里，男爵妻子在夫妻两性关系中处于依赖性较强的一方，他对丈夫的经济依赖过强导致她不敢也不愿意贸然与丈夫决裂；而医生家庭中的女儿（不是医生亲生的）则有本质的不同，女儿继承母亲前夫的财产是可以独立生存的，她在经济上是不完全依赖于父亲的，所以她在家庭关系中应该是最容易反抗的（类比农夫家庭的儿子），在遭受医生数次淫辱下她的委曲求全就不可思议了。带着这种疑问去看待医生坠马受伤的事件，我们便可发现一个隐秘的线索，即那条细绳是其女儿所为，她的弑父行为是对父亲乱伦的反抗，影片中医生坠马的全过程是通过女儿站在窗口的一个反打镜头呈现，也印证了我的猜测。至于教师在与牧师对话中提到的村里的孩子参与了此事件，我想也不难解释，女儿指示她的小伙伴们参与了此次“阴谋”，他们在事发后的心照不宣的“会面”便传达了这个信号。其实，影片中后续的匿名事件大都可以用此思路判断“凶手”是谁，并且逻辑清晰明了，大体上卡里去揭农夫妻子面纱以及医生救活了村长孩子发烧两场戏是解开疑问的两条关键线索，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男权社会中，权力分配的失衡往往影响到人们对于善恶的判断。影片中的种种破坏和虐待事件，放在一个正常的舆论评价体系中，都是不道德甚至是邪恶的。然而由弱势人群构成的“小团体”中，集体的越轨行为却不易被整个集体所察觉（即使某些人被察觉了也会被匿名的惩罚），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而这种罪恶造成的根源，是成员中个体的仇视、敌对无处宣泄，个体在权力链条中弱势地位无法改变造成的。个人的仇视进而变成一种集体仇视，个体暴力通过集体暴力这种匿名的形式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仇视、怨恨是被集体成员抽象了的，而不是具体到某个个体成员身上的。因此这种抽象的怨恨极易被扭曲，或者被群体中某些拥有话语权的人所利用，故而产生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暴力事件。这也许就是暴力和恐怖主义产的的根源之一。

三
影片中一再试图通过上帝/宗教的感化疏导怨恨、仇视和暴力的发生，但事与愿违，结尾那虔诚的圣歌响起是对宗教多么深刻的反讽，暴力并未在圣歌中得到消解，相反，更大规模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暴力（战争）正在激化，宗教、伦理和道德在社会结构中的尴尬地位逐渐突显，基于“善”与“恶”的宗教、伦理和道德约束在社会评价系统失效了，基于父权/男权的社会权力结构在权力分配系统失灵了。

历史的看，生命本身的生产形成了广义的配偶、亲子等原始人伦关系，并逐步衍生为宽泛意义上的家庭伦理关系。在家庭形成的同时，又伴随着劳动形式和财产关系的建立，形成了家庭层面上的最初权力结构，父权/夫权结构便是人类社会依此衍生的最初的家庭权力结构。随着家庭成为社会关联的出发点，生产分工又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剧，因为受夫权家庭结构影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权力结构便应运而生了（基于男性天赋和财产的权力分配结构）。从个体到家庭的权力构成中，需要建立以伦理为基础的家庭契约关系，而从家庭到社会的权利构成中，则需建立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契约关系，伦理与道德均是宗教和社会秩序产生的基本准则。然而，当我们聚焦于社会分工本身时，发现分工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凝聚感（杜尔凯姆），另一方面它使人高度抽象，并承担被扭曲的风险（费尔巴哈）。凝聚感使群体产生共识继而转化为行动准则（道德），但个体的抽象化使得道德本身遭遇个体时也面临被抽象化的窘地，也就是说道德产生的同时，被扭曲的道德也同时产生，个体在不同集体中其实是有着不同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这些都是社会秩序本身所内生的。影片中，那些匪夷所思的暴力是舍弃道德存在的，来自家庭的紧张催生出更为激烈的社会紧张，“小团体”的行为在一种抽离出道德后的准则下变得越来越放肆，每当事发后他们聚集时的眼神总会给我一种阴森的感觉，这其中有种众目睽睽的放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道德这个社会的衍生物，它很多时候被看做是通过某种目的性对单纯因果序列的扬弃，是反省意识对当下人的意欲冲动的超越，它其中是蕴含着一种集体潜意识对个体自主意识的压抑。用道家思想来看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心所欲”即是表明存在一种个体的动机系统（自我），而“不逾矩”则是表明一种集体评价系统（自律），后者对前者的限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体现了自律对自我的压制，有种弗洛伊德意味。然而当社会因经济文化等意识形态发生突变的过程中，自律可能出现缺失或者被扭曲的现象，那个鞭笞自我欲望的戒尺消失或损坏了，我们便会不自觉的去寻找其他的“戒尺”或承认已扭曲的“戒尺”。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影片中暴力和一种恐怖主义倾向的诞生，乃至延伸到一战和二战的爆发，是极具说服力的。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被扭曲的“道德”不再受道德的压抑，一种对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诉求呼之欲出，暴力和恐怖主义可以通过集体匿名的形式重构社会秩序。同时，自律这个群体意识缺失或被扭曲了，造成个体动机系统的“失控”，并寻找新的或扭曲的自律，自律很容易被借用达到煽动个体的行为的目的。联系到影片中这些小孩所生长的年代，二十年后正是他们登入历史舞台的时期，他们儿时所处的这个极度扭曲的家庭/社会环境，以及他们缺失的或被扭曲的自律意识，被二十年后希特勒轻易的煽动和操作，原本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自此坍塌，一种由内向外的新秩序悄然生息。

原载于《礼·志》
10/01/05 4:25

估计很多人看完《白丝带》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重看一遍，一定要找到凶手！当然只要复习影片的前五分钟，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导演从一开始就给出了答案。凶案、悬疑这些商业电影的惯用元素，在导演哈内克看来是过于廉价的东西，所以他不屑于安排一个神探在片末来个谜底大揭晓，而是让接近真相的教师无功而返，如果观众要抗议，可以设想哈内克的回应是：你寻找小溪，我却给了你大海，你寻找花朵，我却给了你春天，你还不知足么？

像所有经典作品一样，《白丝带》的马步扎得很稳当，导演胸有成竹，剧情缓慢推进；片中很多长镜头、空镜头，摄影机似乎被焊住了，难得挪动一下，挪动起来也是慢悠悠的、小心翼翼的，犹如觅食的蛇或者打猎的印第安人，哈内克略去了风浪汹涌，只呈现风平浪静，他只让你看到橡木桶，而不揭开盖子展示发酵场面，但你知道出来的肯定是好酒。再加上影片采取了黑白色调，画面却极其优美，有些镜头直接可以截取下来做风光明信片（麦田、雪景），有些构图又极具油画效果（如安娜的灯下轮廓），使得影片的整体格调既压抑又典雅庄重。这种过于克制内敛的风格，让观众望而生畏并深深体会到“美是难的”，有论家说，以后见到这位导演的作品都要绕着走

哈内克善于表现畸形扭曲的东西，在满足观众窥视欲的同时也对观众进行敲打甚至虐待。《钢琴教师》表现师生的不伦之恋，毫无浪漫因子，剔除风花雪月，只剩下被欲望鞭打得体无完肤的疯狂女人，反观自身的欲望，观众会发现自家“壁橱里的骷髅”；《大快人心》中两个疯子虐待一家人，并在剧中暗示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观众，是为了迎合观众的恶趣味，这无疑是在拷打观众的良心；而《白丝带》对观众的虐，则表现在就是不告诉你答案，让你郁闷无比，看完后要得了强迫症似的再看一遍。――哈内克犹如斯德哥尔摩事件中的劫匪，把观众虐了一遍又一遍，但是痴心不改的观众还要把大师的桂冠奉送给他。按照德国教授尧斯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作品在被观众接受、品鉴、反馈之前都只是文本，形成互动之后才是作品，即作品是被审美主体感知、规定和创造的文本。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品类，也适合这一理论。一部电影在放映之前是一堆胶片，放映之后才是作为光影艺术的电影，而且电影对观众的依赖性更强，从某种意义上说，观众参与了电影的“后期制作”。不知哈内克对接受美学是否深有研究，不过其运用这一理论却十分娴熟，他对观众的要求很高，看他的作品，观众要更费力，几乎要费力到受虐的程度才能深入其作品，才能勉强抵达他作品内核的边缘，他告诉我们：导演不好当，称职的观众也不好当。
    
《白丝带》中哈内克一如既往的引导观众一起反思，这一次他指向了乡村的隐秘罪恶，他暗示了牧师的白丝带与纳粹的红袖章都绑在同一个位置。故事发生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乡村，按照德国人的思辩传统来理解，选择这样的故事发生地意味着：乡村，土地，一切东西生根发芽的地方。这个村庄有着稳固的权力结构：政权、神权、父权、夫权四位一体，牢牢的掌控着其治下的每一个人，不过每一种权力都遭受到了挑战，并溃不成军。握有政权的是男爵，他是容克地主，半个村子的人都是他的雇员。他所从属的阶级在政治方面属于极端的保守主义，主张君主专制，崇尚武力，敌视共和政体，是希特勒政权的强力支持者。这位老爷由于用工不当，致使一个农民的妻子发生事故死亡，他漠不关心、毫无表示，以牧师女儿克拉拉为首的儿童团把他的儿子拉去虐打一顿，他极力缉凶，毫无线索，还不得不远走意大利避祸；牧师是神权的代理人，对儿女们实行斯巴达式管理，他发明了用绑上和解开白丝带的方式来约束警策一众子女，牧师的变态严厉并不能令孩子们心悦诚服，表面的臣服下是加倍的反抗。片中，其实白丝带和纯洁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纪律的象征，是权力压迫的物化表现。但貌似威力无俦的神权也遭遇了滑铁卢，克拉拉把父亲的小鸟儿用剪刀刺死，成十字架状摆在父亲书桌上，面对这种挑衅味十足的示威，牧师还是要在洗礼仪式上给女儿喝圣水，甚至牧师在得知所有凶案的策划者是女儿和儿子后，却不敢声张，还要极力掩饰，严禁教师泄露口风，色厉内荏，一败涂地。在西方，对神权的反抗由来已久，第一次喊出“上帝死了”的哲学家尼采，是一个德国人，希特勒借鉴了他的超人哲学，公然实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当最高的监督者审判者缺席后，就无不可为，一种呵佛骂祖的哲学为盛大的罪恶开道，哈内克隐曲的表示了神权的衰微为现代性的罪恶打开了大门。男爵对妻子的咆哮和医生对情人的弃之如敝履，则展现了夫权的冷酷，女人们也是被统治者，和以克拉拉为首的儿童团一样，她们也选择了反抗。至于父权，多以暴力的方式呈现，牧师、管家、老农都对子女责打、责骂，而医生以父权的名义对女儿行使夫权，更是一种邪恶的性暴力，片头医生的坠马，就是儿童团对他的惩戒，他心知肚明却也只能吃哑巴亏，片末医生为了保命，最后还带着儿女和情人秘密逃窜到外地去了。――孩子是学习能力超强的，乡村的大人们教给了他们纪律、规矩以及对破坏规矩的人施以暴力，孩子们用父辈教给他们的东西来反对父辈，他们深谙所谓人心齐、泰山移的古训和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今训，儿童团的神出鬼没、滴水不漏让人见证了高度纪律性的可怕，他们运用所学打败了男爵、牧师、医生、教师，烧缺了权威阴影的一角。

在展示父权的时候，有一个重要道具反复出现：马鞭。牧师、管家的儿女们挨揍的时候，都是马鞭伺候。马鞭是和暴力机器相关的意象，将军马鞭一指，百万军队如洪水一般掩杀过去，是常见的战争景象。这些被虐打的孩子，后来会长大，会成为第三帝国的暴政机器，拿起当初挨揍的工具去满世界揍人，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同时影片还展示了，暴力是缺乏伦理、缺乏规则、缺乏怜悯的，父辈对弱者蹂躏，孩子们对更弱者蹂躏，他们对男爵的小儿子、智障小孩卡利甚至是新生儿、小动物下毒手，其残忍令人发指。孩子们在父辈的威权管制下，并没有变得纯洁无邪，而是在暴力中学会了暴力，并且将单独的施暴变成了有组织的施暴。在这个相对封闭的乡村，暴力不变，只是施暴的人薪火相传，我们可以看到，暴力是会遗传变异并升级扩大的。回头看看那根马鞭，不免有着接力棒的象征意义。暴力这头恶兽得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饲养，终于在一个世纪之内连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哀鸿遍野，生灵涂炭。哈内克像一个营养学家，精确的分析出是什么饲养了人们内心的魔鬼。
　　　
故事的讲述者是乡村教师，一个过客、观察者、见证人，影片在连续的神秘行凶事件中，穿插了他和女仆伊娃的恋爱婚姻，是整个压抑故事中唯一明媚的、暖色调的、圆满的桥段。片中还有一个温情的小插曲，牧师最小的儿子悉心照顾受伤小鸟，并在牧师的宠物鸟被杀后，把自己的小鸟送给了父亲，缓解父亲的寂寞痛苦。――哈内克的用意何在？是为了表现人间毕竟还是有真情，世上毕竟还存在纯洁这回事？――或许都对，当然也只是他要表达的较浅的层面，深究下去，则是哈内克在这三个人身上寄寓了对人类的希望，表达了对人类前途的信心，这几个“正常人”的所为，是重重黑幕中的一点烛光，导演要呵护这一点微光，让人们看到乡村的魔爪也有它鞭长莫及的人和事，即便是罪恶的发源地也有希望的种子在孕育。

古板的德意志，冷峻的哈内克，古典的电影，深沉的命题，《白丝带》把极权暴力这个人类永恒的心腹大患从被人遗忘的角落翻找出来，暴露在银幕上，展示其威力，告诫人们不要太乐观，它的威胁仍然存在。很多人把《白丝带》看成纳粹前传，其用意在于警醒人们不要让第三帝国出续集，其实影片反映的不只是德国的问题，也不只是关乎纳粹的养成，而是一个关于一切社会形态运转模式的寓言。伫立在现代性的荒原上，敏感于人类在现代社会的疯狂荒诞，卡夫卡发愿做人类的守夜人，如今，他又多了一个同伴，德国导演哈内克。

影片《白丝带》透过一段发生在德国小乡村的往事，剖析了一战爆发前夕德国社会“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氛围，揭露了德国上层的统治阶级对劳苦大众的奴役与剥削，表现了德国青年一代的觉醒与反抗，以一个暗流涌动的村庄隐喻了纳粹大革命已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的德国社会。

影片中，作为德国统治阶级代表的男爵、管家、牧师、医生一个个都是残暴凶狠、色厉内荏的反动派，他们无恶不作：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言人男爵以及管家，不顾农民的生命安危，强迫雇农从事过度的农耕作业，非法占有农民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在有雇农因公殉职后，他们没有表现出哪怕一丁点的同情怜悯之心，在他们眼里，一个雇农的性命远不及一亩菜园子来的重要；上流人士的代表医生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牲，任何女人甚至包括他的亲生女儿在内，在他眼里都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供自己发泄兽性的玩物；神权代言人牧师是个色厉内荏的伪君子，满口仁义道德，企图以“白丝带”扼杀青少年追求自由与进步的天性，用宗教这种精神鸦片愚弄广大人民群众，进而维护自己那岌岌可危的父权与神权尊严，但在孩子们坚决有力的反抗面前，牧师却毫无办法，甚至变得惊恐万分。

令人欣慰的是，在反动阶级的剥削压榨下，新一代的德国青年已经开始觉醒，开始反抗。影片中，村子里的孩童们自觉团结在神父之女克拉拉周围，展开了一系列针对统治阶级的武装暴动，他们惩罚了医生极其私生子，鞭打了男爵的儿子，杀死了神父的宠物鸟……给予了反动派强有力的反击。在孩子们有组织有计划有信念的反抗面前，反动派们毫无还手之力，“纸老虎”的本质尽显无疑：医生带着他的情妇以及私生子仓皇而逃，牧师惊慌失措不敢面对现实，男爵自始至终都无力应对来自觉醒一代的反抗。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老师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充分展现了小知识分子的两面性与妥协性，他企图以一种改良主义的道路来调和统治阶级与劳苦大众、老一代与新青年、守旧与革命的矛盾，他不断周旋在孩子们、警察、反动阶级之间，天真的认为凭借自己的道德劝诫就能化解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谈判博弈，革命是暴动，是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革掉另一个阶级的命。在孩子们铁一般的意志与决心面前，在反动阶级腐朽黑暗的本质面前，老师所主张的改良主义道路注定会被历史的洪流所抛弃。只有革命才能救德国，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救德国。

就在革命青年们苦于革命事业得不到广泛的群众支持之时，一战适时地爆发了，这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混战使得德国百姓更加认清了统治阶级的反动贪婪本性，战败后，德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各种条约，大片领土被割让，大量的资源被外国列强夺走，巨额的战争赔款也让德国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可以说，一战结束之后，德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纳粹大革命的爆发一触即发。

上世纪20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点燃了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索，大批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苦不堪言，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以来坚持“国家社会主义”、倡导“德意志民族伟大复兴”的纳粹党逐渐得到了广泛的群众支持，经过多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德国。

夺取政权后，为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德国学习苏联老大哥好榜样：在经济层面，将大量的企业收归国有，由政府统一调配全国的经济发展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实行纳粹党一党专政，向广大人民群众灌输“希特勒就是纳粹党，纳粹党就是德意志”的理念，把希特勒塑造成德意志民族的大救星，向人民群众许诺德意志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蓝图。在军事上，严格保证“党指挥枪“，要求党卫军与国防军做到绝对接受纳粹党的领导，指哪打哪，要求军队加快机械化建设步伐，打造一支有着钢铁意志的长胜之师，做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与此同时，希特勒与斯大林也保持着不错的个人友谊，两国签署了《互不侵犯协定》，苏德关系进入蜜月期。

为了实现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复兴，单单发展国内经济是不够的，还必须得收复一战中的失地，保护德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为此，在将德国建设成一台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后，纳粹撕毁了包括《凡尔赛条约》、《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在内的所有条约，发动了欧洲大战，德国先进的装甲部队横扫欧陆，向着建立“第三帝国”，实现德意志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步步地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