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梨树

都说《野梨树》是锡兰的自传，我却觉得它更像一种反省与追索。看作品年表，《野梨树》诞生于2018年，依导演的年纪推算，这不是他的早期作品，也非他的晚期风格，只是处于中间态的驻足回望。不过，我们心知肚明，他应该早已经为这棵树准备了很久很久。

通常，一个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应该是他个人的自传，这样说来，《野梨树》似乎迟到了许久。看的过程里，一个问题反复涌上心头，这个男主角真的是锡兰吗？还是说这是少年不得志的那个锡兰？而现在，锡兰早已是誉满天下的名导，他很清楚，他的一生会像帕慕克那样被人记住，而非如电影主人公那样被遗忘。 看有的人的作品，你会觉得很好，精美、灵巧，可你知道那个人的生活距离你十分遥远，但锡兰，他和我们这些小镇青年拥有同样一种困境。我以前觉得小镇青年是真的指小镇，但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我觉得除了北上广深，所有地方都有一种小镇的枯竭感。不是因为武汉是湖北省省会我就能感觉到自己处于生活的某种中心。自二十岁离家远游，边缘人的身份就刻在了我的眉间与骨头上。 整部电影实际上是围绕“回归故里”这个大概念展开的，迪迪埃·埃里蓬恰好也以此为题，写了一本书，里面提到“当我和母亲进行每个季度一到两次（时常次数更少）的通话时，她总是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闪烁其词，以太忙为借口，并保证过一段时间就去探望。其实我无意履约。从家里逃出来之后，我没想再回去。” 对此，毛姆也说过类似的总结——“我认为有些人诞生在某一个地方可以说未得其所。机缘把他们随便抛掷到一个环境中，而他们却一直思念着一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家乡。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像是过客；从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的浓荫郁郁的小巷，同小伙伴游戏其中的人烟稠密的街衢，对他们来说都不过是旅途中的一个宿站。这种人在自己的亲友中可能终生落落寡合，在他们唯一熟悉的环境里也始终孑身独处。也许正是在本乡本土的这种陌生感才逼着他们远游异乡，寻找一处永恒定居的寓所。说不定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隐伏着多少世代前祖先的习性和癖好，从而叫这些彷徨者再回到他们祖先在远古就已离开的土地。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觉到这正是自己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家园。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寓目的景物里，在从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倒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就熟稔的一样。他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宁静。”

镜头内外

毋庸置疑，锡兰是一位摄影大师，抛开所有的剧情与台词，整部电影即使是作为单纯的风景画也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开头，落魄的男主角迷茫的坐在店里，镜头是从窗外拍的，窗户上浮动着海港风景。我很喜欢土耳其的港口，它让我想起我的家乡——长江与码头。每年回到老家，我总要去长江边走一走，走到血液里充满了江水的因子。镜头再荡开一笔，追随着男主角走，中景切近景特写，男主角锡兰有一张忧郁的脸，你看到他浓密的睫毛与歪下来的嘴，会觉得这个年轻人没法过上什么好日子。 特写镜头后切大全景，对比，这个运用没什么，不过听说这个是大疆无人机拍的？锡兰很擅长大远景的拍摄，我觉得这也有赖于土耳其的地貌，之前看卡帕多奇亚奇诡的地理结构，觉得这是电影的加分项。 土地，土地，土地。不得不说，土地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况且农耕文明本身也是很多文明的底色。我幼时并未在农村生活过，缺乏乡村经验，这几年倒越来越觉得大自然的好处。 看到有人诟病锡兰的对话太多，正反打镜头太多。但我却觉得锡兰在拍摄时并不如他们说的那么单调，仅以一个场景为例。男主角在路边偶遇小时候暗恋过的女孩，镜头一开始的确是很平常的正反打，但到后来，数度穿插了女主角的面部特写以及野地里树叶的黄色光影。那种特写是自信的，起码是对自己掌镜能力与演员演技的一种自信。我摄影水平极差，只能欣赏，无法自己拍出那种美轮美奂的镜头，所以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镇住了。女孩太美了，有一种罕见的异域风情，而周围的一切也太梦幻了，像不存在的乐园。而女孩说的故事是悲惨的，她无法离开自己的命运，无法像男主角一样去外面读书，她最好的命运也不过是成为一个珠宝商人的妻子。

因为接受了视听语言的训练，于是也惦记上了导演的转场。有时候用物件，有时候用颜色，有时候是声音。锡兰的转场也是灵巧而美丽的，尤其是几个超现实接现实再跳切超现实的段落，不仅不觉得突兀，反而给我一种极大的满足感。啊，原来我喜欢的锡兰先生不仅仅是现实主义大师，也是超现实的灵巧绘者。特洛伊木马与井中掉死的环境堪称经验，而河边雕像手臂的坠落也是幽默的神来之笔。

意向

锡兰的电影里也是藏了各种细节与意向。电影文学化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即意向的表达，其到底是庸俗的，还是独特的？手法与表现方式是什么？在这部电影里，脸上爬满蚂蚁的人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电影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是祖父说给锡兰听的，说其父亲小时候被放在田野旁边，脸上爬满了蚂蚁。这个故事在最初出现的时候让我很迷惑，这要表达什么呢？而在小说里，多次出现代表的就是强调，所以当父亲睡着，梦境中再次出现自己婴孩时期童年风景时，我终于理解了这一切，原来父亲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人啊，他一辈子都在不断的被忽视，而所谓的博彩与烂赌只是希望逃脱，只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反叛，不是真的想要那么做，而是一种无可奈何。 肤浅的人看问题是肤浅的，所以他们认为所有的错都是父亲的品性不佳与儿子才华不足，但往深了看，造成这一切的根本是什么，是没有别的选择。是即使你对生活有所期待，而你最多能做的就是不去东部教书。 片子里还有一幕，主角锡兰去当兵了，那里冰天雪地宛如末日战场。在土耳其或者在当下我们这片土地，年轻人的选择是那样的少，要么公务员，要么996，理想，不存在的。有时候想起自己初期的写作与出版那么顺利，我想的并不是自己有多少才能，而是觉得这只是一种偶然的幸运，而大面积的生活是无法选择与无可奈何，就像我现在这样，这才是常态。说功不唐捐也是开玩笑的。 锡兰看见父亲的脸上爬满了蚂蚁，吓得半死，以为父亲死了，结果父亲醒来，摸了摸蚂蚁说自己已经习惯了。看这一幕的时候，我觉得父亲的脸好熟悉啊，这怎么这么像塔可夫斯基呢，我简直怀疑锡兰故意找了一张这样的脸。 真的，没有人能不爱锡兰，没有人。塔可夫斯基与契科夫的混合体。虽然不可能有两位大师那样神乎其神的才华，但已经摸到了那个神圣的门槛，就像我们之前评价双雪涛那样，有大师之像。大师又不是平地变成大师的，即使是李安也要抱着伯格曼放声哭泣。

宗教与现代思索，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宗教絮絮叨那段我倒是挺喜欢的，因为我挺喜欢在小说里放宗教与希腊神话，宗教与神话其实就是人类的元故事，元叙事，是所有人类困境的原型。这里的讨论有趣在于锡兰加了个现代冷笑话，说是一名信徒受戒的时候把IPHONE手机甩了出去。 神爱世人吗？菩萨天际低眉是因为看透人间疾苦吗？神能解决现代灾难吗？ 2020年后全球被瘟疫笼罩，而在2018年最让现代人担心的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信仰不同吗？显然也不是。锡兰或许试图想要讨论这个问题，不过我又觉得这个问题有一点不符合电影的核心主题。

作者电影的任性

独立电影和作者电影的概念还不一样，我倾向于把作者电影归类于有明显导演风格的。实际上《野梨树》和《大象席地而坐》都是这种。 你说这两部电影可以删一部分吗？可以把片长缩短吗？其实完全可以，但问题是，导演是要用这部电影表达自己的看法，问题不在于谁看，谁来看。前几天看王安忆的《小说六讲》，里面乱七八糟讲了一大堆文学技巧，作者本身的写作故事，但在我看来只有一个核心思想是厉害的，王安忆说关键是“信”，你信这个东西，那你就能做一辈子。文学本身真的完全是虚无，我已经没有当初一开始那么大的虚荣心了。虚荣与虚无对比，显然我这个人至爱是虚无，因为凡事看穿了就是如此。你大声问问自己，自己的小说和电影真的能有几个人喜欢吗？这就是我爱锡兰的地方，他很大声的告诉你，或许就只有你爸把你那本破小说集当个宝贝珍藏，其余的时候呢，你的书在书店里一本都卖不出去。

直视人生的惨烈，再决定你要做什么。

昨天看张献的戏剧集，他在前言里说，决定一个人发展的是选择“不做什么”而不是“做什么”。 所以我一直说胡波是可贵的，而我在锡兰的电影里再次认出了这样的可贵。 有一种电影是让人爽的，有一种电影的让人不爽的，很显然，锡兰的电影是后一种。 三个小时的观影时间内，我数度产生头昏脑涨赶紧离席的想法，但最后，我还是坐下来了，看见结尾那幕，看见父与子席地而坐，忽然觉得一切都很安静，像一篇俄国小说。 哦，原来锡兰要说的东西太大，太深邃了，甚至一部电影无法承载。不过他在努力，并且没有轻视他的观众。 看完《野梨树》，我大致意识到自己想拍什么样的电影长片了，不过这种话说出来也是让人笑的，我现在没钱也没那个能力（摄影、剪辑水平太低，入门都谈不上）。而没有钱的导演就需要一个人干完一个剧组的活，显然我做不到。不过，黑泽明说，你还可以写，先把剧本写出来，然后我们再等，等一个时机。也许永远等不到，但我曾这样想过。 又想起电影里，年轻的锡兰与成名作家的对话，他身上那种不可一世与自以为是，我在很多20多岁的人身上也看过，我也曾经如此，可我现在30多岁了，我更喜欢那个老作家的话，他说：“关键是你坐下来，开始写。”老作家还说，教书是个不错的工作，至少你有业余时间写作。我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写作是赚不到钱的，我指我们这种任性的写作。而另一种写作是成功学，成功学很好，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归顺成功学。 所以锡兰会成为我人生路上的地标吧，事情就是这样，胡波也是我的一个地标。当你走进荒漠，困住了，以为人生是一个迷宫，你回头看看来时路，那是你脑海里流淌出来的地图，里面有许多的地标。每当你承受不住诱惑或者是无法接受失败的打击时，你跪下来，想一想他们，事情或许就清楚了。 P.S. 草草写点想法，但真正的观影与阅读是反复的看，是一遍又一遍琢磨，等闲下来的时候再好好拉片写更详细的笔记吧。最近的感觉是看一遍就写书评与影评会稍微有点草率，而真正要把吸收的东西变成自己的，需要反复的拉片分析。看书也是，足够经典的小说就应该反复的看，不然也很难内化为自己的东西。始终记得什么是创作者，什么是评论家，真正搞创作要吃的苦远比做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要多。是耕地，是掘井，是建造房屋，这也是锡兰想告诉我们的吧。

【香港亚洲电影节观影】可能是错过锡兰导演金棕榈作品《冬眠》的缘故，我印象中他的电影从没出现过如此多绵绵不绝的对白，而且很多场景是长达数十分钟角色侃侃而谈或彼此争论的长镜头。虽然这部新作长达近三个小时，但是锡兰处理人物关系线索有条不紊，在男主角毕业返乡的叙述里贯穿着父子情这条线索，尽显大师功力。虽然没能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任何奖项，但是作品的感染力与反思力度丝毫不弱。

导演从家庭亲情关系，尤其是难以调和的父子关系出发，不断折射出土耳其城乡的差异所在，更巧妙地囊括了诸如知识分子、女性地位、伊斯兰宗教信仰、官僚主义，甚至是对当下土耳其政府的批评，都在洋洋洒洒的叙事过程中娓娓道来。大学毕业返乡的男主角是理想主义的化身，刚愎自用的他一心只想当作家去大城市不想留在家乡，但是当他涉足社会，跟政府官员等人打交道时，又遭遇到现实的挑战，并感到前途艰难陷入迷茫。尤其是剧中有一幕讲述他昔日读文学专业的同学毕业后做了防暴警察，用痛击抗议者作为宣泄压力的手段。一方面呈现出土耳其当下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另一方面似乎也影射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独裁统治倾向。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甚至是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宿命，都在父子关系这条线索中逐渐浮现出来。男主角并不想成为自己父亲那样一事无成的人，终日沉迷赌博而忽略家庭。父亲脱离现实在山上凿井取水，车站送行时骗取零钱买彩票等等行为令他困扰难堪。然而，从另外的角度去反思，父亲好歹也曾经是知识分子，他也是一位体面的教师，何尝没想过有宏伟大志？他之所以会沦落至今，究竟要归咎命运，还是社会和家庭环境的错？这似乎是导演引发观众对土耳其社会问题思考的有趣方式。

照常理说，知识分子自怨自艾的宿命感会令影片坠入到沮丧消沉的结局。幸好地，导演全程采用幽默风趣的对白来冲淡这种压抑感，而父子二人关系从最初对抗，转为误解，到最终全面和解，导演在这条线索上的用心铺垫，先抑后扬的处理方式，令故事变得感染力十足。尤其是前后对父亲的刻画：满脸爬满蚂蚁的婴儿、被儿子误认为是彩票的寻狗启示，以及山上的老井，尽显导演对人物的精准把握。最后一幕，父亲翻出报纸上的新闻，以及井中幻想/现实的互换处理，更是催人泪下的意外手笔，这对于跟自己父亲有着复杂关系的观众（譬如我）来说，相信是全片最感人的一刻。

尽管这是一部以对话叙事为基础的文学改编作品，但是锡兰在影像方面丝毫没有丢弃掉以往的作者标签。土耳其乡村的自然景色在摄影镜头里呈现出油画般的质感，长镜头的运用更娴熟，用手提摄影调动对话气氛。男主角跟两个伊玛目边走边谈的一段，镜头跟随着三人灵活自如地运动，不停的焦距变化以及将周遭环境带入画面中，令观众不会对枯燥的宗教内容感到无聊。而梦幻段落的处理（特洛伊木马、婴儿的脸、结尾的井）更眼前一亮，影像传递出诗意的美态，为文学化的叙事增添了饶有趣味的层次感。

有人把《资本论》拍成了一部电影，这种想法很神奇，这种抽象的东西怎么对应影像。最近接触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电影，像冬眠、地球最后的夜晚，还有这部，野梨树。毕赣的电影像碎片化的诗歌，锡兰的电影像叙事的抒情散文。《野梨树》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有人说锡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贯穿着相似的敏感又沮丧的情绪。电影里大量的对话，空镜还有演员的表情动作，对应成一本书的话，都是作家的随想，大师作品里必有闲笔，写成文字是很实的存在，但要转换成影像就难免有一些抽象，导演把这种抽象用最容易理解的对话形式呈现，但看多了也会觉得单调，或许这就是一个天生的弊端，证明了“视觉”承载的抽象信息永远没有“文字”那么丰满、确切。

枯死的野梨

家庭关系像盘旋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或许丢了一点钱，矛盾便一触即发。这种类型的电影就像用高饱和的艺术滤镜来看日常又琐碎的生活。失败的父子关系有很多，但《野梨树》呈现的这种关系有些奇怪，严肃的儿子和散漫的父亲，似乎有些本末倒置，年轻人会比老一辈人更苦闷都是因为环境的改变。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学识，年轻人的野心很容易被充满，也很快被击溃，就像锡南。但两代人不可同日而语，失去一条牧羊犬的代价显然不能和失去成为作家的机会相比拟，但也没有人可以论断谁的悲伤更深沉，所以这种矛盾就呈现为父亲无法支持儿子，儿子没法理解父亲。我觉得《野梨树》也一定有一个类似初衷的东西，不论是《冬眠》还是这一部电影，镜头里的风景总是有一种大于故事的感觉，尤其是雪景，似乎不是为了烘托某种氛围、关系，该是时候下雪了，万物都会走向一个终结，人与其他动物也无异，造化于前，只有规驯，两个故事的终结都是自然而然的。

《冬眠》

《野梨树》

《野梨树》印象最深的几个镜头：一是锡南跟女主相遇：女主口中描述的，繁忙明亮的街道，夏天晚上，醉酒，被雨淋湿，一切，生活。当所有这些美好事物是通过“语言”来展现时，视觉上的沉默是电影给观众的留白，这些间断的，毫不相关的词汇或许构成了更诗意浪漫的内在景象，风声很大，但总归寂静，有风的山丘，风的存在感大于人。记得以前一本书里写“人岂可与山石同日而语?”要让一个人的命运显得无力又渺小，那把他放在最原始的事物面前即可，就像无拘无束的风。

二是女主婚礼后，锡南和女主前男友在一个湖边碰到，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开打，而且争端是从第三者的视角开始的，伴随摔碎酒瓶的声音，草丛里睡觉的人被惊醒。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就笑出来了，这一幕真的好像动物世界，先从野兔、羚羊受到一些惊吓开始，镜头再转到打斗的动物——一个快要干涸的池塘边，两头野牛因为争夺水源扭打在一起，再加上那种怒号，特别原始。我在想这个镜头到底有没有意义，但是海报上就是这个湖边，而且这个斗殴镜头之后的所有时间，男主脸上都带着伤，让人很难不注意。但是我真的不懂为什么非要打这一架。

三是男主因为把美人鱼雕塑的手扔进河里被警察盯上，然后躲进了特洛伊木马的那一幕。这个片段我也觉得挺好玩的，把锡南的懦弱愤青气质刻画得入木三分。愤怒又怯懦的锡南故意把破碎的美人鱼雕塑推进河里，什么人会无聊到做这种事，故意毁坏公共事物一定是想标榜某种反叛，用这种既有害又无意义的行为创造些“死水微澜”，况且锡南毁坏的还是一只美人鱼，童话的符号。最讽刺的是，片段最后，锡南即将被抓住时，他从公交车上醒来，就连这种毫无意义的反叛似乎都遥远得只是梦里的东西。

文/铃鼓先生

公众号：抛开书本

土地

首先，《野梨树》毫无疑问是一部自传性质的电影，这个故事来源于本片的联合编剧兼演员阿金·阿克苏的父亲的真实故事。导演把这个故事搬到了自己童年生活过的海滨城市恰纳卡莱，而男主角叫Sinan，导演本人叫Ceylan，名字很接近，都译为“锡兰”。

整个故事也讲述的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回到自己的故乡，筹钱出版自己的小说《野梨树》，这之中反映的困境定是锡兰导演自己所曾面临过的，或是当下的境遇。

锡兰导演本就是大器晚成的作者，从他的短片处女作《茧》，《野梨树》已经是第九部作品了，在这个可以拍摄自己的《八部半》的时候，总结自己的导演生涯的时候，他却把目光聚焦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事业刚起步的时候，这颇有一种初心不改的意味。

努里·比格·锡兰

电影的取景地，恰纳卡莱，正是特洛伊古城废墟的所在地，在这广场上矗立在一个巨大的木马，而这个木马正是美国拍摄电影所用到的道具，赠给了这座历史名城，成为了这个海滨小城的一大标志。

特洛伊的木马，众所周知，中空的木马里藏匿着的希腊士兵最终打开了特洛伊城的大门。在片中，这个木马反复出现，是锡兰心中故乡的象征——他梦境里遇到危险时躲进了木马的内部。

在锡兰的潜意识里，故乡，仍然是在与畅销作者长篇大论后的挫败之中，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可以退守的城池。城内的木马，也是内心里的柔软处，最终梦醒，被现实拉出木马。

锡兰导演镜头下的故乡有着十分的诱惑力，草木的生长，泥土的芬芳，这里有熟悉的事，爱他的人，故乡绝非一无是处，粗鄙丑陋。但锡兰，这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却不想在这里“堕落”。

这位年轻人所拒绝的，是庸常的生活，这是容易的，也是舒适的生活，同样也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美国诗人弗洛斯特写道：“林子里有两条路，我选择了人烟稀少的那一条。”面对庸常的诱惑，这份拒绝显得弥足珍贵。

还有一种与乡村小镇的庸常生活类似，便是现代都市的庸常生活，比如《帕特森》式的生活，帕特森提笔写诗，本质上也是对庸常生活的反抗。

人物

《野梨树》以锡兰回乡的见闻为主，各式人物登场，高强度的对话辅以绝美而含蓄的镜头，展现了官僚做派与主流价值，探讨了爱情、文学艺术与宗教信仰。

官僚做派，便是虚伪与推诿，相信大家并不陌生，而主流价值体现在采石场经理对“生活文化”的看法上。锡兰认为自己的小说揭示了恰纳卡莱的“生活文化”，比如一个戴帽子的80多岁的老人仍然在景点工作，锡兰相信他身上有着关于“生活的秘密”，这个老人只要250里拉就能解决自己困苦的问题。

而这个经理认为恰纳卡莱的“生活文化”应该紧紧与战争公墓联系起来——这样一座历史名城，应当贴上宏大的历史的标签，而生活的现实的经验不能够成为它的注脚。

恰纳卡莱，也正是一战最大的登陆战役加利波利战役的所在地，土耳其人正是在这里抵挡住了协约国的进攻。诚然，国家与历史的记忆使这座海滨城市闻名于世，但这掩盖不了普通人的普通生活。

在这个问题上，经理辩不过锡兰，只好以过来人的口吻給年轻人以忠告，他以自己的经历说明一个问题，在土耳其，教育未必能改变命运——他自己经营着采石场，而他的那些上了大学的同学混的不如他好。

他诋毁，或者说是陈述知识的无用，以此彰显自己的存在。在这样的对话之后，你会愕然发现，影片揭示的问题咱们并不陌生。

关于爱情，锡兰首先在对话的开头就调侃了一下时髦的女权，同时也是有意无意地告诫观众，对于接下来的人物形象的刻画，不要过度分析，一点就着，这位锡兰的旧爱，本质上就是一俗人。

随着锡兰与旧爱的对话，我们发现这位年轻的姑娘对于爱情对于婚姻对于生活的有着看似混乱、天马行空，实则统一、无比现实的看法——浪漫的爱情、稳定的婚姻、优渥的生活。

这位姑娘对爱情停留在美好意象这样的表面上，对婚姻停留在坐在家里带孩子这样的认识让，对生活停留在渴望物质财富这样的状态上，这没什么问题，正如锡兰所言，这是个人的选择，但对于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过于“成熟”的状态，一个安全舒适并且容易达到的状态。（当然除了物质财富，这不容易得到）

两人面对面这样的暧昧气氛，在热吻中结束，姑娘咬破了锡兰的嘴唇。而这暧昧气氛的表达，也非常之含蓄——镜头从两人身上切到四周金黄的树林，风掠过树梢的响声占据整个屏幕，再从树叶间一点点拉近到两人。

含蓄，是锡兰导演一大特色，他一直巧妙地运用镜头，对戏剧性强烈之处的“弱化”处理，使得整个电影处在一种朴实而优雅的状态之中。之后，锡兰与这姑娘的前男友发生肢体冲突时，也同样是先从旁人的反映，再到酒瓶摔碎的声音代入，最后到远景固定镜头。

《野梨树》时长三小时，这其中有着大量长时间的对话，这不同于导演先前的作品，在关于文学艺术与宗教信仰的对话时长分别为15min和20min。

而这样的长对话绝不是蜻蜓点水，不纠结于某个具体的问题的答案，不停地向前推进，人物态度的细微转变也包含其中，也正因如此，对话的信息量极大，而观众在短时间内并不能完全理解这其中的一切，这就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整体的印象，大量的对话在这时变得“无意义”，呈现了锡兰这样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内心世界与精神状态。

锡兰与本地畅销作家的长篇大论后，这个年轻人的态度被导演用了一个象征性的行为表达出来：锡兰无意间碰到了桥上美人鱼雕塑的一块本就碎裂但仍然贴合的碎片，他想了想，把这块碎片推下掉进河里。锡兰不愿维持着这样一种完美的假象，他想揭示假象背后的真实，同时也是这个“成功”作家在他心里的形象崩塌了的写照。

他们俩对文学对艺术有着本质看法上的不同，你会发现，锡兰才是真正关心艺术关心文学的人，尽管他年轻、冒失，尽管他服完兵役后回来发现自己的书一本也没有卖掉。讽刺的是这个并不关心艺术与文学的所谓的畅销作家则继续出新书卖新书。

关于宗教的大讨论中，这漫长的20分钟里，三人的对话被出现三次的摩托车分割为四个小部分，每个部分有各自的与宗教相关的主题。

摩托车出现前这一段对话，即第一部分，以锡兰的恶作剧开场，并以调侃两个伊玛目吃苹果这一象征性的事件，奠定了这一部分的尖锐与现实性，即关于宗教（伊斯兰教）的保守与改革。

苹果，是诱惑了亚当与夏娃的禁果，是基督教里原罪的象征；伊玛目，即伊斯兰教里的神职人员；两者并置，伊玛目被诱惑犯下原罪，引出关于伊斯兰教与现代社会（基督教世界）的讨论。

这一部分主要由两个伊玛目的你来我往而展开，一个是身着西装、推崇变革的“改革派”伊玛目，一个是固执己见、抗拒改革的“保守派”伊玛目。这场对话以“保守派”的闪烁其词而终结。

摩托车第一次出现到第二次出现间的对话，即第二部分，锡兰以高举“自由”旗帜的无神论者的身份加入到两个伊玛目的对话，承接宗教的保守与改革，过渡到宗教的作用这一话题，先前锡兰与“改革派”的“同盟”关系，变为锡兰“以一敌二”的局面。

锡兰主要的观点是信仰对于信徒的作用十分有限，而真正可靠的是拥有良心与自由意志的人，并用现象反推本质，即“无神论的国家犯罪率低说明道德与信仰无关”。这无法说服伊玛目，因为“良心”与“自由意志”本就建立在先验的基础之上。

伊玛目的观点也受到了导演或是编剧自身认知的影响，两个伊玛目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顺势提出了“无神论的国家自杀率高”，以此证明宗教的精神作用。最后以“你想活在真主存在的还是没有真主存在的世界”这个尴尬的问题结束了这一部分。

摩托车第二次出现到第三次出现间的对话，即第三部分，由路过的锡兰的父亲引出关于生活与命运的话题。这部分相对简短，主要是对“生活是否荒谬”与“命运”这一概念的阐释和作用，这两方面简单呈现。

摩托车第三次出现到对话结束，即第四部分，以摩托车这一工具，引发了关于宗教与技术、现实的讨论。锡兰认为技术改变了物质生活，那么技术会作用于观念，物质会作用于现实，眼下之意是“你们这套宗教迷信落伍了”，这个“保守派”的伊玛目没有正面回应。

锡兰接着讲出了一个残酷而讽刺的故事，即“有人在石刑中扔出了自己的Iphone”，以此为例证，说明宗教提供了单一假象，并阻止了人们寻找现实与真理。

“保守派”伊玛目的回应很简单，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只会逃避现实，忙着救自己。特写镜头在这里切到中景，这“改革派”的伊玛目低头玩手机。这个镜头即是说，逃避现实的一大方法是躲进虚拟的网络世界，顺承锡兰的逻辑反而说明了技术阻碍了人们对现实的探索。

锡兰的回应是，这样糟糕的局面，即自顾自地逃避现实，每个人都有责任，没人是纯洁的，并以质疑伊玛目的收入终结了整个关于宗教的大讨论。

果实

锡兰的母亲与父亲，他们分别对应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母爱，是直接的、热情的，毫无保留的。她事无巨细地照顾自己的孩子锡兰。锡兰当然明白，并在自己出版的小说扉页写下“这一切归功于你，只你一人”赠予母亲，“只你一人”明显是针对他父亲而言。

但是母亲却在自己的孩子指责自己的丈夫时极力维护，并回忆自己丈夫年轻时风华正茂、谈吐不凡，与其他庸俗的追求者截然不同，并信誓旦旦地说即使知道如今的境遇，再选择一次仍然会嫁给锡兰的父亲。

在这里，母亲这一形象迎来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刻画，即真切地爱着丈夫并愿意承受生活的苦难。这当然不是逆来顺受，而是真正理解自己丈夫沉迷赌博的原因，尽管这个原因她无法描述。

锡兰自己倒是在与伊玛目的对话里轻松地说出了这原因，即“这（堕落）是对荒谬生活的反抗”，但他对自己说出的这话并没有切身体会，仅仅源于一个有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年轻人的理性思考。

面对自己嗜赌的父亲，锡兰一直持鄙夷的态度，嘲弄父亲年轻时写下诗句的用词，甚至怀疑父亲偷了自己出版书籍的300里拉，进而背着父亲把他的爱犬变卖。

然而，这一切仅仅出自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的视角，正如那个畅销作家所言他还太年轻。两年困苦的兵役归来，导演本人也正是在兵役后决心踏上电影之路，锡兰回家发现母亲并没有读过自己亲手签名的小说。这里并非讽刺，而是接下来为揭开深沉的父爱而作的前奏。

归来的锡兰，发现自我流放的父亲才是真正关心自己写作的人，父亲也自然是自己的第一个且是唯一一个读者，严格来讲小说出版的钱也是父亲出的，因为锡兰卖了父亲的狗。父亲熟知小说的内容，不仅于此，父亲不仅不责怪儿子刻薄的批评，甚至认为这是年轻人进取的标志。

经历了“荒谬生活”的磨练后，锡兰这才真正明白生活之荒谬，那个并不关心文学的作家继续畅销，明白父亲同样也年轻过，明白他为何绝望地堕落，把残存的希望放在山上打不出水的井里。到最后，父亲放弃了挖井，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的一事无成。

在影片的最后，迎来了漫长3小时的高光时刻，年迈的父亲昏睡过去，梦里见到了吊死在井里的锡兰，这与先前锡兰在自己梦里见到年幼的父亲，形成了一个循环。

摇篮里还是婴儿的父亲满脸爬满蚂蚁，这一意象道出了父亲是这片土地的儿子，儿子、父亲、父亲的父亲祖孙三代被这片土地养育，被它禁锢、束缚，他们都是野梨树上结出的丑陋孤独的野梨，但正如父亲所言，野梨甜美多汁。

锡兰面对故土、面对现实，作何打算呢？唯有继续挖父亲放弃了的井，纵然这口井永远挖不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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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里·比格·锡兰的电影，承袭塔可夫斯基的衣钵，向来以精妙的影像造型著称。

精于摄影的锡兰，懂得如何将人置入恢弘的四季环境来呈示角色内在的情绪。

一种简约，甚至“极简主义”的艺术，来自削减文本、放大影像的手法。

从处女作《小镇》到《小亚细亚往事》，贯通着一条相同的路径。

直至《冬眠》，产生本质突变：影像退居其次，文本反而放大到极致。

放弃擅长的影像造型，探索不熟悉的文本潜力，对锡兰无疑是巨大挑战。

这也从侧面说明《冬眠》前的《亚细亚往事》达到了一种圆润的艺术高度。

只有无法再进一步探索的情况下，创作者才会另寻他路。

这说明锡兰绝非“一招鲜吃遍天”的导演，如史蒂芬•布塞之流。

追随偶像塔可夫斯基的步伐，锡兰探索的是“电影是什么”的艺术。

他明白倘使要再次突破自己，必须回归起点，重新开始。

于是锡兰在《冬眠》里选择了文学化的表达，走到影像表达的反面。

密集的台词造成某种程度的催眠效果，影像之美却未削减。

之于《冬眠》，《野梨树》更进了一步。

保留风格：文本极大于影像，保留话题：个人与家庭。

放大的是社会议题：梦想与现实间的冲突。

《野梨树》讲述文学青年的作家梦如何一步步破碎的故事。

虽然是老生常谈，锡兰拍出了新意。

电影中的男青年叫Sinan，与导演本人的名字Ceylan非常像。

有意为之，还是巧合？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知道的是作为镜像，Sinan折射出锡兰自身创作的困境。

之所以不选择导演，可能是因为类似的电影已经太多。

费里尼的一部《八部半》已经表达到导演困境的极致。

况且，作家梦的破碎更具有普遍性。

哪位文艺青年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怀揣过当作家的梦想呢？

成为作家的门槛最低：只要拿起笔写就可以。（谁又不会表达？）

较之于其它艺术（职业），作家与导演陷入的困难更为相似。

比如两者都需要投入巨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作品。

同时，必须承受创作带来的无尽焦虑。

绘画、雕塑和音乐等，更多来自下意识的举动。

更依赖于灵感，这个神而又秘的东西。

写作和导演则是一项长期的思维运动，耗费脑力和心力。

已逝青年导演胡波曾劝说：别拍电影，别当作家，学个绘画，或者音乐，哪怕跳跳舞也行。

这是过来人的教诲，胡波以其死证明了此建议的合理性。

选择作家和导演为人生志业，必须做好甘于过贫苦生活的准备。

无数人会放弃，但总有人坚持下来。

除了真正的热爱，舍此绝无其他希望。

“你们的父亲是一个面对现实，并且忠于理想的人”，格瓦拉给孩子们的信中写道。

面对现实是自费出版的小说没有卖出一本。

忠于理想是跳到井底继续挖掘。

无数人妥协于前者，只有少数人将后者坚持到底。

锡兰这部电影表达比较乱，估计他也比较挣扎，边拍边想，没想明白，最后勉强给出了答案。

画面真的太像我的家乡了，简直一模一样！无论是山岭、田野、树林，还是房屋、小路、风土人情，乃至人的生活状态！好像看到在家乡拍摄的电影。

每个导演当然不同的，但若归类，我会把锡兰与李沧东归为一起，他们是绝对的同类，很擅长讲残酷现实对人的浪漫、情怀和理想的毁灭，以及小人物在其间的挣扎。虽然锡兰更光明，至少这部片子是。

最终父子和解了啊。其实很难讲这部是关于父子、小镇青年又或是人生幻灭的片子。也可以讲儿子与世界和解了。父亲也是曾经的理想主义者，中年后自暴自弃，沉迷赌博。儿子大学毕业不知何去何从，骄傲又无助，对父亲又爱又恨。他们做了最伤害彼此的事情。但最终儿子发现父亲一直在默默关注他的文学成就，儿子唯一的一本书，是卖掉父亲最爱的狗筹钱出版的，他只送给了母亲，但父亲是唯一读过的人，读了好几遍。出版时的报纸刊文，父亲一直珍贵保留。但儿子并不知道。父亲是羞于表达对儿子关切吧。自己苟且偷生，甚至不顾尊严的偷窃儿子的钱，儿子也时常对他冷嘲热讽。他的失败造就了他的避世，又或者他避世，选择放弃人生。他的理想就是盖一间小屋挖口井守着自己的狗，最终成了牧羊人选择回到自然。

那口井仿若是父亲人生的寓言，村民都说没有水，父亲不放弃努力多年，证明一无所获。儿子看到父亲的一生，锡兰给了两个镜头结束：雪天儿子自杀吊死在水井里，再一转，父亲喂好小羊找儿子，走到水井，儿子在弓身挖井，他不认命。电影在儿子在挖井声中结束。父子在漫天飞雪中听羊叫那个镜头太动人了。

配乐是巴赫的Passacaglia in C Minor, BWV 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