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洛

塔洛离开县城的时候，买了50个鞭炮，我在看时还很不解，以为他是帮别人带的。
可我忘了他只有羊。
漆黑的夜，连星星都没有，只有一个不够圆的月亮;五十个鞭炮，三盒火柴，组成了千万个寂寥的夜——塔洛在深夜点燃鞭炮，冷不防的成了最触动我的一幕。
不用说，塔洛是极其孤独的，草原成了他和羊的孤岛，但我仍记得在片头，他一边喂着小羊，一边背诵着《为人民服务》的样子，他那时还会笑着，他还会对局长讲自己放的羊，如数家珍。
他说，放羊也是为人民服务，我死了也会重于泰山吧。
直到他从照相馆的背景图上知道了，除了拉萨，还有北京天安门和纽约自由女神像。
直到他见到了第一个剪了短发、还会抽烟的藏族姑娘。
如果没有发现这个世界在发生着此般变化，无数个夜也不会显得如此寂寥。最孤独的，莫过于发现孤独。
身份证是只有活在现代这个陌生人社会中的人才需要的通行证，办理身份证的过程，让塔洛发现了这个社会，然而他始终未能拿到这张通行证。
羊都卖了，他回不去了
辫子没了，他只能做之前一听见就想发笑的“塔洛”了
钱财丢了，那个曾经许诺要带他去拉萨、北京的人，带着塔洛迈入现代城市的希望一起消失了
那辆开不走的车，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尴尬的停在半路，哪都去不得。
有趣的是，电影中没有交代他骑着那辆车究竟是往城里去，还是往山里去，其实这已经不甚重要了，因为对于已在路上的塔洛，面对着意外出了故障的车，无论是城里还是山里，在那一刻都显得遥远得无法到达。
他大概不会明白，为什么在他有着辫子的时候，可以是“小辫子”，没有辫子的时候，连“塔洛”都不像了，还非要重新去照证件照。
在他再次背起《为人民服务》，表现的十分窘迫局促时，我才发现他已经很久没有在片头的那种笑容了。
其实看到最后的时候，我一直在等待着那个爆发，也特别害怕那个爆发，很怕会破坏整个电影都保存下来的那种克制的孤独的美感，我害怕歇斯底里、大喊大叫，但默默流泪在此时似乎也会是无济于事，所以到了片尾我也很迷茫，我甚至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
塔洛是一个疑问，是无论是生活在此处还彼处的人都无法解答的疑问，我甚至不愿意称他为悲剧，因为若称为悲剧似乎也算是有了一个结论和交代，而看到最后，这结局依然让人无所适从，那声鞭炮，从不是终结。

电影最后，塔洛向派出所所长直承自己的“坏人”身份，坦言将“死得轻于鸿毛”之时，电影最开始那位要“为人民服务”、将“死得重于泰山”的牧羊人已经自食其言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剪掉了辫子，前往派出所领取证件的举动便被宣告作废；不管是“好人”塔洛还是“坏人”塔洛，最终都没能获得现代社会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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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来细致分析一下在电影开头与结尾，特意营造的对比。一开始塔洛留着具有象征意味的辫子，张口即来毛主席语录，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死得重于泰山”，而至结尾，同样是这位塔洛不仅失去了具有身份象征的辫子，在背诵语录时出错，同时卖掉别人委托他放牧的羊、危害了公共财产，他将“死得轻于鸿毛”。这一变化是非常显明的，通过一个更具象征意味的行为——办理身份证——所贯通。

无论是电影里中的社会，还是现实社会，身份证都被认为是用来确认个体身份的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证明。有了它，塔洛便不会被照相馆门口的警察巡查，他也能像别人一样去到像拉萨或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塔洛需要办理身份证，也必须去办，我们需要看着他一步步地落入现实社会的罪恶深渊，看到他如何遍寻不着自己的身份。

而这，正是导演为电影设定下的坚实逻辑。如果塔洛不去办理身份证，他就没必要上县城去照相馆拍照，也就不会为了面容整洁去洗头，碰上那个将骗走他的钱财的洗头妹，自然不会落下 “坏人”这一盖棺定论。电影通过这种简单又缜密的因果联系，将一个普通的牧羊人抛进现代社会的漩涡之中，看他举动，看他挣扎。当塔洛最终从漩涡中走出，他发现的是自己的人财两空：他不仅失去了仅有的财产，同样失去了“好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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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个普通的牧羊人会被堕落进现代社会的罪恶之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只能借助影像本身去寻找。一开始，在照相馆中出现的那三个拍摄背景：分别是拉萨布达拉宫、北京天安门、纽约自由女神像，已经为之后的一系列发展埋下了伏笔。对于这位终身牧羊的男人来说，这三张图象征着对另一个世界的全部想象。首先是布达拉宫，塔洛作为一个藏民身份对其形成的崇高想象（宗教），其次是天安门，因为从小背诵的语录中反复出现而成为“朝圣”之地（政治），最后是自由女神像象征着美国梦所代表的全球化浪潮对一个西藏偏远县城的冲击（经济）。这三种想象为塔洛画下了一个圆圈，框住了他，同时等着他往下跳。

故而，当塔洛坐在理发馆里，面对既青春又漂亮的洗头妹的“勾引”，一种从不曾唤起的“情欲”起了作用。也许是爱情，也许不是；也许只是两性相吸的自然冲动；再加上从女孩口中所泄露的外面世界产生的“诱惑”，并通过在KTV唱的“拉伊”催化成熟。我们不能一口咬定塔洛对女孩产生了爱情，同时这份爱情导致了他的出格举动。这过于绝对，人的行为往往是通过一系列不明缘由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得说，塔洛也不例外。

从塔洛身上，我们看到两种力量间激烈的冲突：一种是被从小规训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宗旨，一种是现代社会向他发起的“罪恶”勾引。当塔洛第一次从城里回到派出所，将拍好的照片交给所长之时，他有点茫然地提到：自己遇到了“坏人”。很明显，他所说的“坏人”指的便是那位企图诱惑他卖掉羊，拿着钱一起远走高飞的洗头妹。但这种声明却是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发出，从中我们便看出塔洛在两股力量间的摇摆。这一行为也可以看成是塔洛的潜意识中社会主义价值观对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压抑而未完全胜利导致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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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塔洛真正走向“罪恶”的还在后头。在一次为了抑制咳嗽，喝下一瓶白酒后，塔洛便沉睡不起，导致放养的羊群受到了狼的袭击，死伤惨重；对于塔洛来说，唯一的职责便是：时刻警醒着狼群的临近，一旦发现便要点起鞭炮驱赶。他失职了。再加上第二天老板儿子来收羊粪，事情只能被败露。

对于这位终身力行“为人民服务”的“好人”，如今却要被面临“破坏人民财产”的指控，另一种来自现代社会的诱惑无疑开始逐渐往他的内心深处发展，并取得绝对优势。塔洛发现，自己还可以逃离，也许他想到的是他还没有身份的事实，别人便找不到他。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老实的牧羊人有这种精打算盘的本能。

塔洛最后走向“罪恶”，放弃“好人”身份，也就可以理解了。在这个无奈之举下，爱情到底占多少成分？很难说。当塔洛向女牧民学唱“拉伊”起，我们得说这种爱情已经很强烈了，尤其是这份爱情被外面的广阔世界所升华，成为逃离现实惨境的理想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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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还应看到，导演在解决塔洛的这趟身份追寻采取的最终方案。在电影的最后一幕，塔洛停下摩托车，掏出烟和酒，背对着观众开始品酌。这里的指意是，塔洛确认自我身份不是通过遵照主席语录所划定的人生宗旨，也不是通过维系现代社会稳定所需要的一张身份证件，更不是借由被唤起的爱情；而是通过对个人喜好的认同。

那烟不是商店可以买到的纸烟，而是手工制作、因为味道太浓而被现代人抛弃的卷烟（演唱会一幕）；那酒也不是普通的啤酒，而是味道够烈、也可抑制咳嗽的白酒（KTV一幕）。通过这两种个人喜好，塔洛完成了这趟对自我身份的追寻之旅。

塔洛虽然失去了辫子，做了坏事，被骗了感情，失去了各种社会身份，但通过对个人喜好的自我确认“寻找”到了自己，作为个体第一次有意识地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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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写几个我感触深的点吧
1.所长一开始跟塔洛说，我看你是好人，说我们做警察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塔洛问怎么看，所长说是秘密。
而最后，塔洛干了一件“坏事”，他自己认为自己已经是坏人了，而剃了光头再去问所长，你觉得我是好人还是坏人，所长倒说，你原来留了小辫子还有点像坏人，现在倒完全像一个好人了。
小时候我看电视剧，总会问大人，这个角色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会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但是塔洛不一样，没有人告诉他这个道理，他的眼里唯一的三观就是“毛泽东语录”，所以他就是那么简单，非黑即白。
他在第二次见所长的时候说我在城里遇到一个人可能是坏人。所长说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话。那个时候我倒还不觉得洗头妹是多么“坏”的一个人。不是有句话说“我抽烟，喝酒，但是我是好女孩”吗😂但是塔洛从他的眼里看，一个藏族姑娘剪短发，抽烟，喝酒，已经是“像杀了人一样”了，并且还和他过了夜，怂恿他卖了羊和她一起远走高飞。大概在他眼里是十恶不赦了吧。
要不是那老板那么无礼地对待他，他也不会做出卖羊出逃这种事。但是他就是那么单纯的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就会把所有的，她想要的，都送给她，并且还为她准备了三首情歌。
可是最终也没能唱。
爱情的火光就熄灭了。

2.塔洛问所长你们抓不到坏人也有工资吗？所长说当然有，就靠这点钱养家。塔洛说你们真幸福。——作为一个牧羊人，羊被狼吃了，他就理所当然拿不到工钱，还要挨耳光挨骂，甚至还要赔钱，况且那死羊也全被老板拖去卖了，只最后怜悯他扔下一头死羊。

3.洗头妹看到塔洛拿出那十六万的神情演得真是好。先是慌张，然后马上收到了柜子里，然后从背后环抱着塔洛给他按摩，她爱不爱他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无奈当局者迷，毕竟我也做过这“当局者”，也被骗光过自己的所有积蓄。还不是为那自以为是的操蛋的爱情。

4.构图
在中后段有个镜头，塔洛一个人在山上生了一堆篝火。那个时候火光和人物在正中央，右边后方是一个电线支架之类的东西。我还在想为什么导演没有用惯用的黄金比例构图。后来见面会导演说其实构图都是精心设计的。塔洛在山上就总是在画面的中心，放羊，抽烟，生火，表现的就是他一个人孤独但是很自在的那种感觉。而在城里，他就不再是中心，在照相馆里，总得等着别人先照完，和洗头妹去唱歌，他就坐在不起眼的角落，表现他在城市里找不到他的存在感，世俗的世界里没有他的位置，相当于一个“边缘人物”，人们眼中的异类。最后他开着摩托熄火，慢慢推车推到画面的边缘，逐渐消失在视野，大概表现的就是他从一开始那个记忆力好的、留着小辫子、一生没做过坏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塔洛，逐渐在城市中丧失了自我，失去了他的一切。
构图上的巧妙还有三次进派出所“为人民服务”
标语的转变。最后一次，是镜像拍摄，这几个字是翻转过来的。这个导演说也是他的精心安排之一。在派出所办身份证我也曾多次碰壁，办证难是所有政府机构的通病，因为换个发型就要求重新照相是情理之中，只是这样多少有点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初衷。

5.黑白片为什么好看呐，因为去掉了色彩，它讲究的就是一个明暗，和构图。为什么要拍长镜头啊，就是为了让你好好看看导演是怎么精心设计明暗和构图的。——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虽然我也觉得中后段真的太长而且乏味如果精神不好肯定要打瞌睡。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是塔洛从死羊里掏出内脏那个镜头，身边有女生感到恶心。如果是彩色估计会更恶心吧。但是黑白就有种，别样的感觉。
还有塔洛煨羊汤啃羊腿。那个镜头拍得特带感。
还有天一亮，羊圈里一群死羊，那个场面也很震撼。
电影好不好，拍摄是硬功夫。

6.结局
塔洛抽口烟，喝口酒，拿着鞭炮握在手里，砰，电影戛然而止。周围人都说没看懂，我以为他是自杀了。——我认为他当然应该是自杀，不是“人固有一死”么。但是他们说鞭炮不至于炸死啊。导演解释说之前小说的结局是在被所长要求重新拍照赶出派出所那刻就结束了。后来觉得拍电影应该更完整/深刻。设想了很多结局最后决定是这样，因为鞭炮在剧中也是出现多次的一个道具，最后塔洛自首却没人当回事，而在他心中他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坏人了，所以这种无奈堆积在心中无法释放，只好通过这种方式惩罚自己，所以炸掉了自己的一只手。
好吧。那我还是觉得，要死就死个痛快才好。——没有了身份，记忆，小辫子，钱财，羊，爱情，。。已经是一无所有的人了，还活着有何意义？

张泠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电影《塔洛》（2015）中开场镜头，黑白，固定机位，正面中景，长达12分钟。脑后垂着小辫子的藏族牧羊人塔洛以诵经的腔调、藏语风的汉语一气呵成背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于1944年9月8日在中共中央警备团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演稿。“文革”初期，此篇与另两篇短文《纪念白求恩》（1939）、《愚公移山》（1945）被合称“老三篇”，分别阐述“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艰苦奋斗”理念，各地小学生都要学习和背诵。对于塔洛来说，自小学起就深印在记忆中的“为人民服务”不是政治教条，而是道德劝诫、使此生有意义的精神与实践的标准：他全心全意为别人放羊，也是“为人民服务”，死也要“重于泰山”。可惜，这一对塔洛来说似乎超越了历史变革、已被身体化的道德准则，在资本主义浪潮汹涌的当代中国，似乎不堪一击。

        从小失去父母、为乡人放了一辈子羊的塔洛要被现代社会纳为“公民”，去派出所办居民身份证，在多杰所长面前，背诵了这篇《为人民服务》，而被赞叹惊人的记忆力。他被要求去县城拍证件照，又因头发太久未洗不够驯顺，被摄影师赶去对门的“扬措理发馆”洗头。在这亦真亦幻的镜像空间中，年轻美丽的理发姑娘扬措的出现，使塔洛的人生轨迹有了巨大变化。这些看似偶然又极日常的一连串事件对一个年龄略长却“涉世未深”的质朴淳厚牧羊人的影响，或许可以发生在中国不同牧区不同民族的人身上，无论汉族、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族。从这个角度讲，人面对现代化的困境，有其普遍性；而青海海南藏区人语言、文化、宗教的特异之处，以不动声色的庸常细节浸淫而出，避免刻意奇观化的藏区仪式与风景。

        《塔洛》是万玛才旦继《静静的嘛呢石》（2006）、《寻找智美更登》（2007）、《老狗》（2010）和《五彩神箭》（2014）后的第五部剧情长片，入围威尼斯、温哥华、釜山电影节，也获台湾“金马奖”四项提名（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及最佳摄影）。一部电影的价值不一定要通过电影节来肯定，电影节的认可却侧面体现国际艺术电影界对影片探讨议题及视听风格的关注。万玛才旦近十年来的电影一路看下来，看到的是更深的悲观。电影人能做的是呈现、探讨与反思问题，却无力解决。无论藏地世俗化的加剧、传统的衰落、资本的野蛮入侵还是迅速商品化和娱乐化的精神生活的空洞虚无……小喇嘛还俗娶妻生子从“寺院的天上”回到“凡俗的地上”；藏戏继续荒芜，以后更无人识《智美更登》；当高原上牧羊的藏獒都被当作“奢侈品”买卖，有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

        《塔洛》的叙事与影像风格都简朴至极，始终跟随塔洛的行止和遭际。从有了“奇遇”的喧嚣县城回到荒原，他牧羊，喂狗，发呆，深夜生火和放炮竹赶狼，在小棚里抽气味呛人的卷烟，喝烈酒，跟着 “桔子洲”牌古老收音机学“拉伊”（流行于青海、甘肃、四川等安多藏区的藏语情歌），想唱给扬措听。他在空荡的山野里唱起来，羊与他和鸣。他去一小时路程外取水，水中晃动的破碎的倒影惴惴不安。他醉着睡着了。一切沉入孤独。他供奉的绿度母前的三盏酥油灯缓缓熄灭了。狼咬死了一些羊，包括那只他出门装在口袋里的羊羔（它与他一样，都是孤儿）。他被打了耳光。羊的主人、比他年轻的穿皮衣的男人训斥他：“你又钻到酒瓶子里去了吧？……记住，你就是个放羊的！”塔洛只是一厢情愿地“为人民服务”，别人并不这么认为。放牧生活绝不是田园诗的浪漫无辜，离群索居之处也有阶层和权力关系碾压。这种幻灭和屈辱感，或许是促使他做出改变决定的重要酵素。

        而具象化这种变化的，是塔洛小辫子的失去。那曾是他的身份标识，也是见证。人们以“小辫子”称呼他，他几乎已忘记自己的本名“塔洛”，直到要办身份证。在理发馆，扬措调戏他，说：“我留短发，就是等你这样留长发的小伙子来找我啊！”当塔洛的小辫子被扬措剪羊毛一般整个剪下来完成“落发礼”，他已不再是从前的他。这种象征性身份“阉割”的外化，令他似乎失了某种特立独行的“仙气”，而成为一位泯然众人矣的光头中年男子。因为他的行为并因而失去了小辫子，他不再能死得“重于泰山”，要接受“轻如鸿毛”的命运。剪发过程一个固定镜头拍下来，气氛凝重如铅，演员的表情变化微妙决绝。不仅有剧中人物的挣扎、惶恐与负罪，也有戏中演员的痛楚（饰演塔洛的藏族著名喜剧演员西德尼玛为艺术牺牲自己留了十七年的小辫子，在片场潸然泪下。我们看到他闭目良久，缓缓克服巨大的情绪冲击）。与过去的纽带就这样被割裂了。塔洛令人惊讶的好记忆力似乎也随小辫子而去，太多杂念、信仰瓦解，令他再也无法流利背诵《为人民服务》。

        影片细节在不同的固定场景展开，以塔洛骑摩托车连结：派出所、德吉照像馆、扬措理发馆、卡拉OK厅、小商店、塔洛家。如何在这些封闭狭小的室内空间中以黑白影像拍出立体感和丰富层次，要归功于俄罗斯学成归来的摄影师吕松野。尤其理发店空间中使用不同镜子与门窗玻璃构造多重空间，且助以闪烁灯饰在镜面上；卡拉OK厅中则以不同图案的光闪动在壁纸与人物身上，因而在银幕“表面”构成多种“微运动”——这光影都发生在塔洛与扬措在一起的时空，这一切终究是“水月镜花”。此外，黑白影像中的高原光线显得略平，摄影机之眼捕捉的风、汽、尘，是自然界的“微运动”。尽管摄影机基本保持静止，视觉重心常在景框左侧，刻意打破平衡感。卡拉OK厅中扬措在画外左侧唱歌，更由声音延展出更大的画外空间。

        卡拉OK厅场景在叙事铺陈、人物互动、视听层面都非常丰富。从“城乡”关系来讲，扬措似乎是强势的，她对城市生活见多识广、应裕自如，而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塔洛拘谨地被林立的啤酒瓶“囚禁”在角落里。他不会唱卡拉OK，不习惯麦克风，只能一手遮住耳朵，用在野地里唱歌的方式唱半首“拉伊”。但从另一面讲，塔洛的歌是天然的、本真的情绪表达，而扬措的经过扩音技术修饰的、模仿流行歌手的声音和情绪显得矫饰，尽管那首《走出大山》或许真的是她的心声。人通过“歌唱”的情感表达，在消费社会给人的“歌星”感虚假满足中被异化了，变成仅仅是“唱歌”。如果说贾樟柯的《小武》中人物通过唱卡拉OK而连接彼此，《塔洛》中的卡拉OK，是为了放大人物的差异。塔洛为唱给扬措而学的三首拉伊，我们终究没有听到；对于扬措，大约也不过是过耳云烟，因她更喜欢流行的藏版“嘻哈”歌手。扬措和照相馆里拍结婚照的藏族夫妇都曾牧过羊，但都成为历史。扬措忘记/拒绝“拉伊”，因为那与乡村、与传统的藏族游牧文化同源，而“嘻哈”是时髦的、年轻的、都市的、甚或西方的。

        此处有个关于性别的悖论：扬措吸烟、喝酒、留短发、与男性打情骂俏，都不合于藏族传统中女性的行为准则，在塔洛看来是异类，甚至是“坏人”；而扬措是否以反叛的姿态解放于藏族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同时，她是否又奴役于世俗欲望与消费文化而失去道德规范？女性承载的现代化的代价，是否比男性更复杂？有些遗憾，《塔洛》中的扬措仅被描述为世俗诱惑的化身及其软弱的受害者，有些平面化。万玛才旦导演曾在访谈中回答性别问题时说：“我电影里的叙事主体多是男性，所以女性角色的台词较少，另一方面确实在社会生活中女性可能相比男性会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男性可能出来说话的时候多一些。”若说塔洛是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弱势者，扬措是权力与性别双重结构中的更弱势者，后者作为人物还有丰满和复杂的余地。我们看到了塔洛人生轨迹的蜿蜒折痕，会好奇扬措因何、如何变成如今的她。

        《塔洛》看似极简的故事与风格折射出诸多无解的社会文化问题：藏区放牧生活方式、道德准则、社会主义历史遗产（《为人民服务》）遭遇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物质欲望的身份焦虑与迷失。塔洛失去小辫子和崇高追求，在象征国家权力机构的火眼金睛的多杰所长眼里却变得更像“好人”，也是一抹淡淡反讽。如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些上海电影（如孙瑜《天明》、《野玫瑰》，郑基铎《再会吧，上海》等），《塔洛》中的城镇几成罪恶渊薮，令人不安，但不同之处在于：影片并未美化乡村生活为世外桃源。而实际上有些遥不可及、影像上唾手可得的超越国界的大都市，却一直摇曳在城镇人民的向往里：拉萨、北京天安门、纽约自由女神像……自1980年代起在中国广大小城镇流行的照像馆里的环游世界，如马克斯·奥菲尔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48）中火车座上环游世界的幻觉。在失去的故乡与无尽的异乡夹缝中漂泊与观察的万玛才旦，深谙此处蕴藏的复杂寓意。主人公名字“塔洛”藏语意为“逃离者”，他却无可遁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