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

施隆多夫是“新德国电影”运动第二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铁皮鼓》和法斯宾德的《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等电影在向世人宣布德国电影重塑辉煌的同时，也把克鲁格等前辈开创的“新德国电影”运动推向新的高潮。《铁皮鼓》自1979.1980年相继荣获嘎纳电影节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以来，各国的影视批评家都竞相分析、解读这部风格现代而又闪耀着夺目思想光芒的影片。虽.然他们的解读方式.阐述视角各不相同,但关于本片的基本命题则达成共识,即此片是一部具有强烈反思色彩的政治影片。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的立论前提来探讨这部影片的。

德国著名的电影理论家Thom as Esaesser针对“新德国电影”运动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德国许多电影力图避免讲述或涉及1925年至1945年这大约二十年的德国社会历史.Thom as Elsaesser形象地把这二十年称为记忆缺失的年代。因为此段历史正是纳粹德国的统治时期，历史上被称为“纳粹时代”。而一些心理学家则更愿意把这段历史称为德国历史上的“无父时代”。影片《铁皮鼓》就讲述了一个关于“无父”的故事。《铁皮鼓》通过一个侏儒之口讲述了他自己从拒绝长大、用尖叫和鼓声向成人世界表达抗议,到逐渐认同纳粹的鼓动宣传,最后回归理性世界并恢复生长的个人成长故事，也讲述了纳粹德国从发展到崛起直至最后溃败的罪恶发展史。影片通过对奥斯卡的成长经历和心理变化及其亲人、邻居在战争来临之际或骚动或兴奋或惶恐的刻画,向观众展示了一个狂妄、自私、充满欲望的民族毁灭他人而又自我毁灭的过程。在影片中,奥斯卡和纳粹德国都被描绘成为因“父亲”的缺失而未能健康成长的孩子。弗洛伊德理论认为:父亲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意味着权威，父亲角色对于个体的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所用。个体的自我确认是成功压抑反抗乱伦愿望的结果。这种愿望来自于男孩子在自我身份确认过程中与父亲权威的敌对和冲突，直到有朝一日母亲的选择使之趋于稳定并确保代际关系合法化。据此理论,我们分析《铁皮鼓》就会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电影《铁皮鼓》生动而恰切地反映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现实一个无父时代”。

一、 无父之家

分析奥斯卡的家庭结构,就会发现奥斯卡的家庭其实是一个“无父之家”。父亲形象在影片中永远处于缺失状态。这是一个有趣而深刻的发现。阿尔弗雷多是奥斯卡名义上的父亲，因为他和奥斯卡的母亲仅仅是夫妻关系而已。影片的一系列场景已经交待出奥斯卡真正的父亲是他名义上的表舅,也就是奥斯卡母亲的表哥一一布隆斯基。同样，小库尔特也，是奥斯卡名义上的弟弟,他的真实身份是奥斯卡的儿子。他是奥斯卡和他的名义上的继母--玛丽娅所生。奥斯卡的母亲阿格内斯倒是有确定的父亲，也就是影片开始时被宪. 兵追捕的纵火犯。但是他的出现也只是起个结构作用，他在影片主体中处于“无名/缺失”的状态。因为一方面影片明确交待了阿格内斯是父母苟合而生的孩子，从而不具备正常家庭所应该有的合法性与合伦理型。另一方面就影片整体而言,阿格内斯的父亲在完成了“制造”母亲的“任务”后就消失了,从此不知所终。阿格内斯刚刚3个月,就失去了父亲。从这个意义上说,奥斯卡的母亲--阿格内斯也是成长在一个父亲缺失的家庭。既然奥斯卡的母亲、奥斯卡本人、奥斯卡的儿子都不能被明确“指认”自己的血缘父亲。我们就会毫不犹豫的断言:奥斯卡的家庭是一个“无父”之家。如前所述，儿童的成长需要父亲权威。儿童(尤其是男孩)只有在不断反抗父亲权威的过程中，才能逐步“确认”自己。并最终完成自我确认”。可以说,拥有父亲并不断反抗父亲权威而促进心智的成长是儿童健康成长极其重要的一环。由于父亲权威的缺失,奥斯卡和他的母亲都没有获得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这也是造成奥斯卡身心畸形的重要原因之一。奥斯卡在三岁生日时目睹了母亲和“表舅”混乱不堪的真实关系,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焦虑。在影片中,奥斯卡血亲父亲的始终“不在场”与奥斯卡名义父亲的始终“在场”对奥斯卡的人格和心理产生了双重影响,进而使之逐渐形成了双重矛盾)人物性格。一方面他清醒无比，能够冷静而正确的判断家庭和社会关系。为突出奥斯卡的清醒,影片甚至采用了超现实的手法。比如奥斯卡出生前就知道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故事,刚出生时就有了成人的思维能力.出生后具有了超自然能力，能用叫声将玻璃击碎,以表达不满和愤怒。另一方面，他又极易被诱惑和愚弄。在马戏团侏儒帕帕拉的劝说下,奥斯卡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冷静,并躬行起他原来所憎恶和反对的一切，成为了纳粹宣传机器的一员。与之相似，由于父亲的缺失，奥斯卡的母亲也无法正确理解/想象一个能够充当父亲的男人。于是她深深陷入了二难抉择之中。一方面是情人的刻骨铭心的爱情,另一方面是因拥有纳粹背景而“魅力”日增的丈夫的诱惑。阿格内斯无法摆脱这一心结,她最后只能以自杀来解脱自己。奥斯卡和他的母亲都成为了无父家庭的牺牲品。弗洛伊德理论认为,父亲角色在儿子成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父亲权威的压制，儿子就不可能健康的成长。因为他不太容易掌握处理生活中诸多麻烦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孩子在与父亲之间不断的压制和反压制过程中获得的。儿子在反抗父亲权威的同时,逐渐屈服于父亲的权威,并最终为以后怎样做父亲确立了模式。因此,可以这样理解一个男孩的成长历史,即儿子是在不断反抗父亲权威而又不断失败的过程中成长为一名父亲的。在影片中由于血亲父亲始终处于隐性/缺失状态，奥斯卡没有可以反抗的“父权”，很难获得自己成长为父亲的“参照”。因此他也就不可能成长为一个正常的男人。而其性格、行为的反常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无父之城

《铁皮鼓》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但泽的小城。这个小城的历史归属问题很有意味。一战以前，但泽被德国所统治。德国在一战中失败,但泽被割让给了波兰。但泽虽然在法理上归属了波兰,但赢弱的波兰却不能在这个小城行使权力。相反，德国虽然从法理上失去了但泽的控制权,但由于有相当多的德国人仍然生活在这个小城,它的影响还无处不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力图重振帝国雄风，开始着手恢复原德国势力范围。但泽就成为了德、波争夺的焦点,并导致了1939年9月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了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西斯德国在二战中被彻底击败,继而又失去了包括但泽在内的其靠非法手段攫取的领土。电影《铁皮鼓》描述的正是但泽小城的这段命运变迁史。从影片的讲述中,我们发现二战前但泽小城在归属上存在着问题。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但泽政治名义上属于波兰而经济上依附于德国。但泽的居民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德国人、波兰人，卡苏白人。这就更加剧了但泽居民在心理归属问题上的混乱与无序。他们在内心深处普遍有一种自我身份认证的焦虑。后弗洛伊德理论的学者Lasch认为，人的不同个性的形成依赖于不同自我身份的确定。而自我身份的确定几乎完全依靠他人评价的不断强化。人们力图通过与他人的对照来强化他人以及自己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并且常常以异于他人的行为将自己呈现在众人.面前。按照Lasch的理论，没有他人的认同和赞扬,一个人不可能正常的成长,因为他不能正确地判断自己。同理,没有他人的认同,但泽人也不可能正常地生活。但泽小城的身份认同问题不得以解决,其子民势必会陷入无序与盲目之中,进而形成非常态的人格特质。奥斯卡的亲属就是很好的例证。布隆斯基,奥斯卡名义上的表舅，是一个胆小怕事的男人。毋庸置疑,一名身心健康的.男性应当具备一定程度的坚定、勇敢以及不轻易屈服等人格特质。但是布隆斯基在得知自己因身体不合格而没有成为一名士兵后却欣喜异常。后来布隆斯基带着奥斯卡到邮局去修补破损的铁皮鼓,恰好遇到德国人攻打邮局。所有的人都参与了抵抗战斗,只有布隆斯基躲藏在角落里瑟缩发抖,尽显懦弱之态。奥斯卡义上的父亲阿尔弗雷多是一个强壮的德国人。但在影片里更多的是以愚钝、自私的形象出现。他早已知晓妻子和布隆斯基的暧昧关系，却听之任之。他丝毫不关心妻子的感受而一味地我行我素。对待奥斯卡倒表现出了“继父”的粗鲁和残暴。奥斯卡的母亲阿格内斯有极强的个性。她不顾家庭伦理和表哥相爱、私通。但是非婚生儿子的种种异态行为却给这位母亲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她最终不堪重负,绝然死去。与奥斯卡及其三位亲人相同,奥斯卡的邻居们也都处于非理性状态中，并呈现出极端的性格特质。小号手有一种迫害他人的强烈冲动;众邻居也都表现出蛮性和残忍。他们尽情享受美酒佳肴时却笑谈怎样饿死他人。由此可见,奥斯卡一家及，其众邻居的麻木、自私、残忍的心态真实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但泽居民的心理状态。那是失控的强烈欲望,更是毫无理性的狂妄。也正是这种欲望和狂妄支持了非理性的战争。但是但泽居民并不应该承担过分的指责.因为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的行动丝亳没有不妥之处。他们已经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控制.这股力量就是但泽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把每一个但泽人都裏挟进去，并使他们深陷其中而不自觉.按照后弗洛伊德理论，每一个社会人都会陷入某种集体无意识而无力自拔.但对于但泽居民来说,这种集体无意识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来约束、引导而变得异常活跃,终于冲破理性限制而走上极端。于是全城的居民都处于一种非理性的亢奋之中,或麻木、或残忍、或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但泽小城正是一个处于骚动中的“无父”之城。

三、无父之国

显然，奥斯卡一家包括但泽可以被看作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二十世纪二十年初的德国是魏玛共和国时代。相对于成熟的现代德国,魏玛共和国还处于稚嫩的孩童时代.对内,执政的政党联盟因内部纷争而不能对德国实行强力有效的统治，人民生活无序而贫困。对外,德国由于“一战”失败丧失了全部海外殖民地,本土也被削去了八分之一。德国由战前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变成了任人宰割的对象.因此,德国以垄断资本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和以城市贫民为代表的下层阶级有了共同的迫切愿望,那就是尽快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以结束德国社会的无序和混乱状态.在此情况下,纳粹粉墨登场。如前所述,一位强有力的父亲权威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同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健康发展也是必不可少。不可否认,纳粹德国的崛起满足了德国社会发展急需强权政治的需要.的确，较之魏玛共和国,纳粹政权足够强大,完全可以充当德国的“监护人”和“父亲”角色。但不幸的是，纳粹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根据Thomas E kaeser的分析，希特勒没有把自己设计成一个理想的父亲形象,而是设计成为一个挚爱母亲的责任感极强的儿子形象.这是孩童最原始的一种爱恋的表现形式,甚至要早于俄狄浦斯情结。因此纳粹分子确乎是‘被压制’的自恋者。他们没有获得学自父亲的理想的‘自我'。因为这个父亲处于缺失状态或笼罩在母亲的权威下。父亲成为了在施虐和受虐冲动驱使下的心理上憎恨、侵略的纯粹目标。所以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希特勒刚刚上台时，德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但是，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在不到十几年的时间里就恢复了元气。不仅经济、军事力量大为增强,而且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普遍提高。(奥斯卡一家和邻居经常举办丰盛的家庭聚会就印证了这一点)根据弗洛伊德相关理论，一个人在身份发生剧烈转换时期的自我认同至关重要.因为,此时行为体的心理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行为人就会产生受虐或者施虐的冲动。在我看来,弗洛伊德的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国家或民族.没有一个理性的政府，德国越强大,就越具有侵略性.因为他要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铁皮鼓》過真地描述了纳粹德国攫取财富的可怕过程。他们发动战争、侵略他国、滥杀无辜,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毋庸置疑，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分子是这场不义战争的罪魁祸首.但也不能否认,在纳粹的宣传蛊惑下，许多德国人也有非德国人)也被迫或自愿的参与其中，这其中就有奥斯卡一家.曾经大闹纳粹集会的奥斯卡禁不住诱感,以演员的身份亲身参与了这场战争:奥斯卡的名义父亲--阿尔弗雷多参加了纳粹小分队:奥斯卡的母亲-- -阿格内斯本来很厌恶丈夫,这时开始主动亲吻成为纳粹一分子的丈夫,表明情感重心发生位移;奥斯卡的邻居们也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对这场侵略战争的支持和拥护。总而言之,在纳粹的诱导和蛊感下,相当一部分人都盲目热情地参与了这场战争。他们就像没有父亲监管的孩子,玩弄着各种暴力游戏。纳粹德国成为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孩童。

综上所述，电影《铁皮鼓》以超常的勇气回忆了德国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表达了深刻的历史反思主题.而在诠释这一主题过程中，导演通过奥斯卡一 家的貌似荒诞不经实则真实而深刻的沧桑故事,再现了德国那个混乱无序的年代和社会.那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一个没有“父亲”的城市,一个没有“父亲”的国家.没有合格父亲的监管,儿子不能成长为合格的父亲;没有正确的民族信仰，国家和社会也不能和谐发展。这也许就是《铁皮鼓》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转载自 一部“没有父亲”的伟大电影--对电影《铁皮鼓》的分析 影视评论 郭学军 侵删

许多影评已经从各种政治隐喻来说明了铁皮鼓的寓意，和这部影片对纳粹政治的反讽。但其实也可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待奥斯卡为什么抗拒长大。

奥斯卡的外祖母在荒原与逃跑的青年在裙摆下做爱，从而诞生了奥斯卡的母亲，但母亲的命运多舛，逃跑的父亲不知去向，或是淹死，或是改头换面成为了商业界的大亨。父亲在成长过程中的缺失直接暗示了母亲的命运与性格走向：在两个男人之间徘徊，没有立场失去自我，丧命于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和欲望的无法填充（虽然女性不应该那么刻板印象）。在历史与时代的大情景中，女性总是被牺牲的那一部分。

奥斯卡用一面铁皮鼓的尖锐和节奏来对抗这个荒诞魔幻的世界，他生于一战二战的过渡期间，他的两个父亲是懦弱虚荣的波兰（表舅）和霸道残忍的德国的化身。政治隐喻已不必多说，他目睹表舅和母亲的调情，深感成人世界的虚伪，道貌岸然与无法用理性束缚的纵欲和猥琐。于是他便在垮倒的葡萄酒架下掉进了地窖，实现了不想长大的愿望。这很容易就想起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葡萄酒宫殿和国王黄金手的故事，而这又恰好反映了此时奥斯卡的心愿是非理性的，但又是最本能的对世界黑暗与奸污一面的逃离。

奥斯卡的母亲去世，她死于精神的错乱，死于一边无法得到满足的欲望和被禁锢于强权暴政之下的绝望之间的博弈与抗衡。她的表哥情夫只会一味劝他屈服于丈夫的强权，她的霸道丈夫逼迫她吃掉代表欲望和男性生殖器的鳗鱼，反过来又假惺惺地对她表示宽恕和理解。这直接导致了她精神的失常。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里，女性的精神失常往往是因为其对于男性生殖器的嫉妒，是女性的性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懦弱虚伪的母亲在面临两种精神抗争和政治立场的拉扯时，因为自我的丧失和无立场的随波逐流，最终她被逼入了极端：无休止地吃各种各样的鱼，以此断送她自己已经腹中属于霸道丈夫的孩子的性命。而鱼的意象，在基督教和心理学中都有着丰富的隐喻：它不仅可以代表耶稣化身为鱼来拯救人类，又可以代表男性的生殖器官和性欲望。母亲的饕餮，既可以看做是精神无所依靠，于是靠着无节制的祈祷和信仰来充实她荒芜已久的心灵，也是她对于自身欲望无处安放的发泄与填充。

虽然奥斯卡的身体无法长大，但他的心智却一直在成熟，甚至成熟到了可以纵横历史，看到之间的脉络与交错。但正是这种成熟，才意味着他与世界特殊的抗衡一定是悲剧性的结局。他并不像同样只停留在儿童时代的彼得潘一样，用童真，童趣的美好与稚嫩来抗衡整个世界的残忍与世俗。恰恰相反，奥斯卡是有血有肉，会思考的人，他的思维伴随着岁月的流逝一步步得到成长，就注定他并不能像彼得潘一样，从头至尾无忧笃定地以不想长大的方式抗拒世界。他的超我已经足够成熟，来对抗身体中属于本我的那一部分。

玛利亚的到来有着丰富的含义。她不仅仅是基督教中那个纯洁美好无瑕疵的圣母玛利亚的化身，她更是让奥斯卡直观自己欲望和本我的那个符号。初来乍到的玛利亚美丽，温柔，她给弱小的奥斯卡掖好被角，给他演奏口琴那首悠扬美好的歌曲，照顾他，温柔对待他。果真像圣母玛利亚一般美好，充满慈爱和济世的精神。奥斯卡对于初来乍到的她产生好奇和爱慕。但随后我们却不断发现，玛利亚并非像圣母一样的纯贞，海滩上的黑色三角内裤和内衣，和奥斯卡用唾液和气泡粉末传达出无尽的情欲，少女的胴体和春夏之交的躁动与暧昧，很快使奥斯卡陷入情网，并在某个晚上完成了和玛利亚的性关系。前部分强迫圣子像戴上铁皮鼓，无穷地敲鼓来质问耶稣的答案，在与纯洁的圣母完成交媾后，对于宗教的神圣的寄托也彻底打破了。奥斯卡至此开始直视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本我作为肉体中不可消磨的一部分，将在自己身体内部蠢蠢欲动地滞留着。而他最初起于母亲和表舅不伦之恋而许下的不肯长大的非理性欲望，也在和父亲的情人的交媾中破灭了。

玛利亚甚至生下了和奥斯卡的孩子库尔特。但贪婪虚伪的玛利亚对和奥斯卡之间的事闭口不提，她顺利成为了奥斯卡父亲的妻子。而奥斯卡给自己的儿子带来的礼物，是又一面铁皮鼓希望他也可以用铁皮鼓来反抗世界。至此，永远无法辨认父亲是谁的悲剧再度重演，而奥斯卡再度陷入了俄狄浦斯情节—他对于母亲的留恋依赖，转为无意的弑父情结。奥斯卡的纳粹父亲以荒诞的方式去世：他死于儿子无意或有意地把纳粹徽章扎到了他的手心。为了自保他选择吞掉徽章，造成了自己的死亡。而他的两个父亲，都是死于自己有意或无意造成的意外，而来源都是自对于母亲（对母亲和其他男人偷欢的不满与质疑）和对玛利亚（本该是自己的妻子，却成为了父亲的妻子）这一女性主体的欲望。

值得注意的是，奥斯卡在影片中唯一有过地位身份平等，可以视为自我意识的爱情对象，另一个侏儒女孩，他们之间的融合可能是奥斯卡真正所期望的那种爱情。但不幸的是，随着女孩在空袭中的意外逝世，这份长期渴求的平等善意的爱亦破灭了。对世界的反抗永远不可能成功，因为在抗拒时，时间的机器总会有意无意地碾过，将一切粉碎。这可能也为最后奥斯卡放弃不想长大的愿望埋下了伏笔。

在埋葬父亲的过程中，奥斯卡被自己的儿子库尔特用石头砸进坟墓。这似乎可以看做是另一次俄狄浦斯式的报复。因为他的儿子并不知道这个一尺三的矮人就是他真正的父亲。他在把自己的父亲砸进坟墓时，嘴角甚至多了那么一份笑容。这个笑容和饱腹的心理源于哪里观众并不可知，但联系到奥斯卡父亲去世后，奥斯卡，玛利亚，库尔特三人的周旋生活，或许可以看出库尔特对母亲留恋，把不满和嫉妒发泄到奥斯卡身上的端倪。但奥斯卡不想长大的愿望始于看到母亲和表舅（父亲？）的交欢，终于自己父亲的死亡和自己的儿子或许察觉到他和玛利亚的感情而对自己的报复和反抗，这不仅意味着奥斯卡的本我和超我在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之间的融洽，又意味着奥斯卡想要以无理性的愿望来反抗情欲，强权的失败和幻灭。或许他自己也意识到，就算身体不能成长，就算铁皮鼓的尖锐能划破世界的层层黑暗，他也无法阻止成长的到临，也无法克服自己生而为人无法攻克的情欲和责任。是时候让真正的自我显现启航，去弥补战争之后的生活了。

其实私认为这部电影对于原著政治情绪的弱化处理得不错，虽然也有很多对纳粹的反讽，对战争迫害人民肉体和精神的控诉。但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奥斯卡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政治符号，在战争历史的背景下，展现出来的对情欲，宗教，政治等等的怀疑和抗争。这样的影片才是完整的，才不至于沦落为一部反战的宣传片，而是带有精神分析学的，对人的深刻的剖析和对于德国历史的冷静的思考。

铁皮鼓代表奥斯卡内心的超我，只要他拿起铁皮鼓，他毅然而然就成为了一个与情欲，卑污丝毫不沾边的精神符号。他用铁皮鼓使纳粹的宣讲会成为象征和平的交响乐会，用铁皮鼓控诉对于自由，精神，行为的囚禁，对成人世界的反抗。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把铁皮鼓丢掉，因为他意识到了母亲的精神困境和他的超我要求对于母亲精神的残害。他在波兰战役中将铁皮鼓重新拿起，意味着他又要举起这一精神宣言，对抗法西斯的铁爪。而最后他把铁皮鼓埋入父亲的坟墓，意味着战争结束，不再需要这样的宣传符号，而对于他来说，是时候把这种对抗世界，虽有激情但无理性的宣言埋入土中，站在自我的立场来思考今后的生活了。

于是影片也就定格在拥挤的车站，与大远景远去的火车以及奥斯卡大声呼唤的对于母亲和外祖母的眷恋。远处的荒原仿佛依稀传来了烤土豆的芳香，他可以肆意在外祖母宽大的裙摆下撒娇，甚至重回母亲的子宫，感受被包裹着的温暖与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