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安装高清版[一起看]电影APP
作者: 杀马特·面
在中文互联网世界中,“杀马特”绝对算不上是褒义词。不会有人认为“你也太杀马特了吧”是夸赞的话语。
在2013年前后那次清理三俗信息的行动中,杀马特被定义为“低俗”,从而被主流禁止、打压。
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来自城市、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嘲讽——“杀马特强子”等微博账号兴起的本质就是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对于失语底层的一次猎奇与嘲讽。
当“杀马特们”被嘲讽、被表达时,那些嘲讽他们的精英也许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杀马特”这个概念下的个体到底是谁,以及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与主流的嘲讽不同,独立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对杀马特有不同的看法。当他2013年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时,很兴奋,认为这是一种“审美自觉”,是底层通过自我糟践的方式去抵抗社会的主流审美。
然而在采访了78位杀马特(采访67位,网络采访11位)、收集了915段杀马特们和其他工人提供的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之后,李一凡发现他之前对于杀马特的认知是错误且可笑的。
在这次长达两年多的走访中,李一凡重新认识了杀马特。
在他看来,夸张的发型之下,杀马特是一群疏离的留守儿童,是每天在流水线上日夜不休的底层工人,是生活体验极其贫乏的年轻人,是不被城市和主流社会接纳的农民工。
李一凡导演将拍摄和收集的素材剪辑成了一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他说:“我拍的不是杀马特史,而是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杀马特一直被误解、被表达、被戏谑、被嘲讽。而戏谑之后被忽视的,往往是边缘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李一凡导演199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系教师,也是一位纪录片导演。
他拍摄的第一部独立记录片《淹没》纪录了三峡水电站第一次蓄水成功之后,长江沿岸的奉节县从搬迁到毁灭的全过程。
《淹没》参加了2005年的法国真实电影节,这一年贾樟柯获邀担任电影节评委。后来贾樟柯拿到威尼斯金狮奖的那部《三峡好人》也是受到了《淹没》的启发。
李一凡的第二部纪录片《乡村档案》(《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记录了中国西部一个农村质朴的生活,是“一个普通西部乡村最本质的现实”。
无论是《淹没》《乡村档案》,还是他由于各种原因未曾拍出来的《猪肉》《劳动法》,李一凡的纪录片里一直都是那些被忽视的底层,以及他对于城市化的思考。
随着对杀马特的了解不断深入,李一凡发现这正好和他一直关注的课题不谋而合。
李一凡曾经是一个很信奉“第一现场”的人,他的前两部纪录片都是跟拍,都采用了特别严格的直接电影的拍法。
在《杀马特我爱你》拍摄初期,李一凡依旧抱着拍摄直接电影的想法。他曾经鼓动自称为杀马特教父的罗福兴举办一个杀马特的线下聚会,并且认为这个聚会将会成为整部电影的重头戏——
“想想那个现场,好多曾经的红人,各种冲突啊,故事啊,理想啊,现实啊,各种恩怨情仇啊,多有意思。”
但最后成片的呈现却与导演最初的设想完全不同,没有核心事件,没有主要人物,没有跟拍,也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杀马特在讲述自己的过去与当下。
李一凡放弃了实时素材,放弃了第一现场。本片的素材基本上都来自李一凡对于杀马特的后期采访,以及他采购的那些工厂小视频,再配上一些他从杀马特QQ空间里收集来的历史照片。
李一凡尽可能地削弱了导演的存在感,把话语权还给了杀马特。
电影中,我们看到杀马特回忆自己第一次进工厂的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二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回忆没有父母的童年,回忆在工厂流水线上辛苦的生活,回忆拿到手的微薄薪水,回忆在唯一能够消费得起的溜冰场玩乐,回忆被黑工头欺骗威胁的往事,回忆由于夸张发型不再被工厂接纳的日子......
韩亚杰,一位曾经玩过杀马特的工人,谈到了自己被黑工头欺骗的事。
当时他已经在工厂工作了几个月,除了他提前借支的一千来块,他还应该领取近七千元的工资。而到了结工资的时候,包工头只给了他29块钱。
“那天真的好失望啊。我朋友结了最多四百。那老板真的是黑啊,才给我结29块钱。那时候我回去我女朋友那里,我都哭了。现在那个女的应该都结婚了。”
罗福兴,这位自称杀马特教父的年轻人,曾经也是一位留守儿童。他唯一能够记住的数字就是父亲的电话。在他看来,那串数字是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每次当他遇到问题时,父亲的电话永远都打不通。
“把杀马特当正常人,用人性判断就是我的判断……我只想告诉观众,他们就是最普通的少年农民工、青年农民工。”李一凡导演在采访中说到。
尽管结构看似松散,但导演通过严谨的素材编排强调了自己的观点——杀马特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反映了底层工人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这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所产生的问题,也是底层在一个阶级固化社会中的无奈选择。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在进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1.27%。当前国家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最快时期,城市化率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
每年都有无数的乡村人口来到城市,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找不到高收入的工作,往往居住在城中村里,其中很多人都没办法融入到城市生活,与周围奢华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
他们没办法在城市扎根,也不想回到公共资源匮乏的农村。
在这种强烈的疏离感下,有一部分人选择了用外表伪装自己——做夸张到极致的发型,至少可以被人看到了,哪怕是异样的注视。
后来这群用发型来保护自己的边缘人群成为了网络上很多人口诛笔伐的杀马特。
纪录片的最后,罗福兴说:
”因为这群来到城市的孩子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没办法选择房、车,没办法选择高薪的工作,只能选择成为杀马特,玩不了车、玩不了房,只能玩头发。这个时代永远都有被抛弃的人,永远都有不被尊重的人。“
后来我在微博上发现了罗福兴在某条微博下评论杀马特的话:“这是反叛的方式,目前底层的上升通道几乎是存在关闭,因为没有文化没有背景他们没有什么上升机会,同时因为小时候缺乏关爱教育,才会产生的群体,就算没有杀马特也会有其他貌似杀马特的群体。”
罗福兴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去了工厂打工,在某次采访中,当被问到“你想做什么”时,罗福兴笑着回答:“做一名社会学教授。”
后来他又说:“我是有很多理想想去做,而我又没办法去做。打个比方你想当教授,搞个艺术之类的,但很难啊,你凭什么,六年级毕业。”
在记者的追问下,罗福兴再次补充道:“也不是无法实现,现在慢慢积累吧。”
2020年9月,罗福兴计划国庆节在他所居住的东莞石排镇举办一次杀马特小聚,为此他还特在他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推文,欢迎杀马特来参加聚会。
三天后,罗福兴再次发布推文,却是宣布今年的杀马特聚会已经取消,因为“石排国庆不允许出现杀马特”。
《杀马特我爱你》中记录了一场黑粉对于杀马特的抹黑行动,很多黑粉潜伏在杀马特的QQ群、贴吧里,并伪装成杀马特做出各种出格的举动。
“自黑不是杀马特!”导演多次在纪录片中强调这句话。
李一凡没有探究这些黑粉的来历以及目的,只是经过那次大型黑粉行动之后,杀马特成为了主流话语的清理对象,他们越来越边缘化,也越来越少了。
他们必须改变自己来迎合主流,因为只有在剪掉夸张的发型之后,他们才能得到一份在工厂的工作。
在李一凡第一次知道杀马特的2013年,《Foreign Policy》就关注到了杀马特这一群体,在一篇名为《vanity fail》的文章中,作者写到:“杀马特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原因:集体疏离感,这是中国移民大潮和这个国家阶层区分扩大的副产品。”
随后国内媒体也有跟进报道,南风窗发表了文章《“杀马特”:一个需要被了解的存在》,一家门户网站也发表了评论《无需苦大仇深地看待杀马特》,都提出了对于杀马特的不同理解与认识。
但这种讨论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当时国内的主流声音依旧充满了对杀马特的讽刺与谩骂。那家门户网站评论的最后有一个投票:“你觉得杀马特文化是庸俗的吗?”
73%的人选择了“是”。
7年后环境有变得更加宽容吗?反正今年国庆杀马特没有聚会。
社会经济一直在向前发展,但环境好像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宽容,现在主流很多声音依旧认为杀马特审美庸俗,需要提升审美水平。
而罗福兴在他的微信公众号简介里写到:审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
某次采访中,李一凡谈到:“我们经常被很多人诘问,你是不是消费乡村,你是不是消费杀马特。我觉得很可恶。那些漠视的人,总觉得别人好像在消费,他啥都不管、从来不参与。”
在那个被转发了2.1万的一席演讲中,李一凡导演在最后说:
“每个人都是活在社会里面的,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社会的处境,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社会史。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在你对社会的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参考资料: 1、《李一凡访谈:杀马特我爱你》——非访谈公众号 2、《杀马特我爱你》导演李一凡:让被遮蔽的东西被看见|三明治创作者访谈 3、《他拍了杀马特的纪录片:他们没有被看见,却总是被表述》——端传媒 4、[时代议题]我们都是杀马特——时代周报
很久没看到像李一凡导演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和宗教研究系组织的线上放映)这么清晰呈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作品了。像导演所说的,这并不是一个对中国杀马特的总体研究,而是由不多的杀马特(他们采访到了67位)来讲述ta们所经历的90后从留守儿童到成为农民工的个人历史。李一凡在朋友满宇的介绍下认识了“杀马特”家族的创始人罗福兴、又请罗福兴介绍了曾有过杀马特经历的青年人,请他们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经历。
这个纪录片由不同的杀马特的自述组成,有非常多的征集的手机素材(三个竖屏拼成横屏的版式很像前一阵子快手素材剪辑出来的抗疫纪录片),但核心逻辑很清晰:看起来是回答“为什么要杀马特”,实则在讲述“我们是谁”。这些个体组成的群像,讲述了不同段落的生活——在工厂的加班,在城市中的挫折,寻找自我和自我组织,与其他杀马特的友谊,所受的歧视,13年时主流文化对杀马特的污名和现在的生活。但其实不需要太多时间,观众就会意识到杀马特的分类和视觉创造并不是本片重点,重要的是成为杀马特的需求来自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中的位置,这群早早出来打工、生活极度贫乏的年轻人,他们想要逃离的是被老板克扣工资、被流水线异化、在城市里总被骗钱、不被家长理解的那个绝望的自己,他们想要成为一个有个性、有认同、有朋友、被关注的快乐的自己。为了让自己有动力活下去,他们选择了成为杀马特,选择用杀马特作为人群中看见彼此的标记,找到对方、找到朋友和恋人、找到让自己温暖的地方。
采访里有一个人说,工厂是一条通道,杀马特是另一条上升的通道。你可以成为杀马特家族中的“贵族”,虽然那是虚幻的,但快乐是真实的。“工厂里的职位就算空了,也是留给大学生研究生的,并不是说留给你们这种从农村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如干脆选择另外一条通道。但我觉得这是快乐的东西。人,这快乐的话,我觉得是一样的。”
李一凡分享的自己在创作中视角的转变对于研究者、创作者很有启发,他的预设是杀马特是类似朋克的文化反抗(和刘伟伟的采访里他谈得更详细),在驴唇不对马嘴地和罗福兴交流了很久之后、在搬去东莞石排镇住了一阵子之后,他发现杀马特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如果一开始是视觉文化的预设,后面其实是转到了社会政治经济学,把研究对象从视觉形象的文化分析转向了对人的理解,认识杀马特到底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着。他也提到这个过程里很重要的是双方可以理解彼此的话语,能用对方的语言沟通。我也蛮佩服他没有面对在跨越阶层、文化、种族的研究里常会出现的自我怀疑。在伦敦常常看到自由主义话语特别是因为black lives matter的波及下,主流对“文化挪用”和“为庶民代言”(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自我审查,其实遏制了人们去表达对与自己不同的人的理解、去想象人和人之间丰富多样的关系。
但现实里,主流与杀马特、非主流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侧目、排斥甚至是绞杀,像中世纪对女巫的围猎。去年李一凡在广东时代美术馆有个展,邀请了罗福兴和他的一个朋友去广州。但是这两位不坐高铁、非要坐顺风车,到了广州也不坐地铁,就要坐土摩托去美术馆。并不是生活习惯,或者是“习俗”或“文化”,而是因为每次坐高铁和过有安检的地铁,他们都很有可能会被盘问,久而久之,他们便绕开了这些选项,选择那些不让自己受辱的空间。其实被污名化之后,杀马特一直在躲。片子里介绍了杀马特从2006/07年到2012年的蓬勃,到2013年突然被主流发现后,杀马特的QQ群、QQ空间、开的游戏房间都被谩骂充斥,走在街上也会被打。他们删掉了照片、不再玩游戏。“我们只是想要一个自己的空间”,不,不行的。
片子里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来自一位去学了美容的姑娘,她现在头发乌黑、妆容温柔,很难想象她曾经的样子。她动情地说自己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再扮成杀马特:“两套婚纱照,必须要有一个杀马特的造型,就是我小女孩的样子,要珍藏起来回忆很多年。”
群岛观影会。片子很平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要有最后一段强加的童年创伤故事征集,我觉得这是一部接近平视、并且愿意与杀马特这种亚文化沟通的纪录片。
导演直言此片对象是知识分子,希望观众能够重新审视文化当中人的主体性,而不仅仅是碎片化的符号。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带来两个问题:首先,一种亚文化是否要承担知识分子所赋予的意义。其次,我们是否有必要去看到这种并不希望被圈外人看到的文化。
亚文化的内核就是一套规则,这套规则简单粗暴,你只要遵守规则,就可以得到同类的接纳。这是对更为公平的社会向往。我想任何参与过亚文化社团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在所谓现实世界中,你的努力在一次次无法掌控的外力中消解。但进入到另一套规则中,你的努力钻研会为你赢得尊重,甚至仰慕。
主流文化对于弱势亚文化的态度一向有二:要么猎奇,要么怜悯。因为一切文化都具有意义,并且指导着人的行动。所以无论主流文化对于亚文化持以何种态度,实际上都是一种破坏性、解构性的凝视。在资本的营销和知识分子的加持下,一种亚文化可以成为流行前沿,在消费主义的圈层中被视为塑造为主流的“革命先锋”,并迅速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对于另一些亚文化而言,它们没有这样的“资本”。这种没有资本不仅来自于物质文化的缺失——这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将一句话重复一万遍成为真理,也意味着亚文化本身强势话语符号的缺失,即无法使用中产主流文化的偏好词汇,也无法提出更高维的文化概念。相比起讨论亚文化究竟代表了对主流文化的什么态度,主流文化保持住不猎奇、不评判的心态,才是最好的态度。
不过可惜的是,围猎亚文化才是文化的常态。正如导演所言:“在最后,他们(杀马特)都会被主流文化驯化,变得平平无奇。”无论是猎奇,还是怜悯,这种态度都是中产阶级所喜欢、所悲痛、所拥抱的。这也是能煽动人为之动容、为之付费的卖点所在。在强势文化群体的符号压榨之下,任何处于弱势地位的亚文化都会崩解、溃烂;抑或嵌入媚俗的符号,熬走所有锐气,成为主流文化宣传体系中如臂使指的一环。
“有时候是小丑 ,但是我们心里开心就好”
还没有一部纪录片可以像《杀马特我爱你》让我这么感动,以致于看到中间,我不自觉地拿起手机拼命的记笔记,生怕遗漏掉其中每一段杀马特充满力量的表达,那些关于自由、关于快乐、关于压迫的生命哲学表达。我此处所记下的,只是现场短暂能够记下的关键词汇集,而杀马特在影片中的生命哲学依旧远远无法表达完整,值得多次回味。导演的访谈说,“至少这部片子不是杀马特史,而是杀马特们讲述自己的个人史”,这是一部当代的中国工人史。
我反思是什么令我如此感动,两个很重要的点。一个是,杀马特的独立主体表达。工人的独立表达到底是什么?这个相当政治正确的东西,我们其实根本不懂——那是一种有自尊、自由、快乐的表达。纪录片中每个杀马特工友眉宇之间不自觉表现出来的自信,无不令人动容。工人的力量并非来自于同情和关注,杀马特的魅力亦并非来自于他她们所展现的非主流,而是共同体下形成的“反抗/绕避”固有规训形成的自尊自信(dignity)。这是我一直在寻找和期待的,来自成长中工人阶级自我赋权下的某种魅力呈现。
另一个点是,每一个工人都是天生的哲学家。十年的劳工参与历程让我一直坚信此理,但我比以往任何一刻都深刻认同这一个结论。主流社会一直都在去权贬低化、边缘化、甚至污名化底层劳动者,用一种来自知识分子、来自有钱阶层的视角在评价、“安排”底层者的生命,我们(是的,是我们)无法理解他她们生命的历史——劳动者只是作为一个配角参与社会的发展,永远只能是配角。杀马特明白这个道理,他她们的生命经历——一个关于压迫与自由、饥饿与快乐的重复故事,甚至比其发型更不出众,承载了整个社会变迁的代价。杀马特的生活,都在显露这个时代最为荒谬的边缘现实:被排挤的非主流和被钉死的边缘人。
杀马特是自由的,是快乐的,也是压迫的。
“出来,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进厂。没有其他选择,那就很无聊的,所以要给自己其他选择。头发就是另一个选择。”
这是杀马特式的自由。杀马特(SMART)创始人罗福兴在他的公众号和抖音都写着“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当然,杀马特的自由非审美之简单,但却足以显露自由渴望之卑微,它是起点,却也是在被侵蚀的最后一块自留地——头发(但也没能保住)。
影片中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所知晓、听闻的所有关于杀马特的文化,都是来自于中西部农村的打工者,这一群从十二三四岁就开始来到珠三角地区打工的芸芸众生,既是城市最大的建设者,却也是“非主流者”。用罗福兴在片中的话说,“我走在路上,很少抬头看一栋楼”,他她们自认也不可能成为城市的一份子,楼啊、房啊都不属于他她们,又何必关注它有多高又多好看?
城市并不能给他她们带来任何的安全感。工厂是没有自由的,稚幼的身体过早的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控制,无论大厂小厂,记件式的赶工游戏、流水线上的手忙眼乱,十二小时甚至更长工时的轮轴转,早已令生活失去了控制。赚钱原来就是这么回事,一种不成比例的交换,而且没有任何的余地可以撤回。唯有的自由,是如何安排每个月可能仅有的一到四天的喘息间隙。这不是安全感,是一种失控感。
纪录片中杀马特最常讲的一个词,是“自由”,这个“自由”有太多层的含义。他她们希望得到关注,抵御心中的孤独。从来不会有人注意到他她们的存在,头发让他她们至少感觉自己像个人,而非生产线上、城市边缘的行尸走肉。他她们希望有更多的勇气和自信,“融入(习惯)”不安全的世界。“玩了一段杀马特后,很多事情都敢(做)了”,独特的杀马特非主流风格,刻板的“坏人”形象,让杀马特拥有了跳脱原有规训桎梏的可能性,可以重新获得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自己”,一个对自己重新拥有掌控——“自由”的感觉。片中工友说,“(来到城市)心里怕,但杀马特表现就是很坏的特质,坏人的话就没人敢欺负了”,“感觉自己全身都不一样了,感觉会颤抖、很快乐。”“玩杀马特的时候,我都认不得我自己了”,杀马特让他她们找回在工厂、城市生活中本被扑灭的自信。
他她们也渴望找到惺惺相惜的同路人,一种在异化的资本生产中从不曾拥有的归属感。溜冰场、石排公园的公共空间承载了他她们关于快乐和自由的全部,即便加班到很晚很累,休息的时候还是渴望去公园走一下,家族在哪,家就在哪里。“我们是(同)一种人,别人都觉得我们不正常,但我们还能坚持下去,我们就很像一个家”,“同为杀马特,我觉得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有相近的性格,像同类一样,齐心协力。每个礼拜都想着星期天,每天都在想(出去跟家族一起玩)”。在工厂生活中,他她们经历过悲伤、痛苦,甚至绝望、自残,但杀马特家族自组织带来的归属感,却可能是他她们生活的希望。
在外界眼里,他她们是如此的非主流。但是实质上,即便他她们不走杀马特风格,他她们已然被严密地排挤在整个主流社会之外。在主流文化/价值实践中,最为吊诡的是,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排挤和边缘化打工者的同时,却仍专断式强制他她们顺从主流的文化符号。杀马特灵魂中的自由,与其说是对主流审美的挑战,不如说是一种对规训的社会生产压迫的文化反抗,也是打工者的一个解放实践。
“金钱和快乐,对于我们这样的工人而言,只能选择一个;杀马特的人,可能只能追求杀马特,其他房啊车啊追求不了。”
杀马特有得选择吗?其实没有得选择,选择不是他她们的权利,就像他她们没有拥有自由的权利一样。
资本社会从不吝于剥夺劳动者任何自由的可能性,阶层流动都是虚假的大话,维持底层高效性重复运转才是最终目的。“我在工厂里面,干十几年,一直都是普工,没有上升的机会。但是玩杀马特,我至少有上升的机会,比如杀马特贵族,至少能让我快乐。”杀马特反而成了资本文化下的一个叛逆者,对固化的分配不均隐性嘲讽和消极反抗。
但,玩杀马特的工人最终都必须面临一个问题,“要保留头发还是要进厂赚钱”?东莞石排、汕头澄海成为诸多杀马特的聚集地,核心的原因是两地制造业多以小作坊/小工厂的形式存在;此类工厂对工人的形貌要求不高,在旺季赶货期来者不拒,给予杀马特家族一定的生存空间。可是,她们终究还是要面临选择——规训作为资本生产的核心秘密,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为了保留自己仅有的“自由”,找不到愿意收的工厂,杀马特只能转向劳务派遣的公司,或者接纳更低的待遇。原本的小作坊/小工厂已是相当不正规,不签合同或者不缴五险一金、不依法核算加班费,都可能是常态;但在可能的“自由”选择面前,却不得不接受更低更恶劣的待遇,甚至流落街头。“(讨来的)十个馒头两人分了,度过了五天。”又想玩杀马特,又没钱怎么办?那就再坚持几天…
“第一次把自己长发剪掉,心里特别苦,感觉把自己的尊严丢了;特别痛苦,感觉(杀马特)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在工厂老板眼里,杀马特不是听话的员工;在社会眼里,杀马特不是什么好人;但在杀马特自己眼里,这是尊严,是做自己,但很遗憾,进厂的杀马特没有得选择。
杀马特的热潮在2013年之后,堕入沉寂,甚至不太再敢于公众露面。这都源于从那开始持续至今的针对杀马特文化的黑化和攻击,内部攻陷杀马特的贴吧和qq群,彻底令杀马特社群撕裂瓦解。可是,今日再往前回溯,从枯燥、无价值(devalued)的工厂社群中诞生的杀马特非主流文化,扼杀它的并非单一的网络暴力,而是背后整个新自由主义的文化霸权——如前所述的,工人只被允许成为被排挤的非主流和被钉死的边缘人。杀马特文化背后的自组织社群和关于自由的哲学,都在挑战既成的工厂生产霸权的存在,质疑效率至上的真理。即便这种反抗是卑微的、是被动的,但精神却是高贵的,而非低俗小丑。
“有时候是小丑 ,但是我们心里开心就好”。杀马特并不是,真正的小丑已经说服我们认同它们的“主流位置”。
附后:导演李一凡的访谈非常动人和真诚,感谢带来的这些触动,推荐细品:《李一凡访谈:杀马特我爱你》
看到工厂流水线的那部分,我就特别想打电话给我妈,我就想问问她还记得不记得以前来我们厂做工的那些人。我印象特别深,有次我和我妈在电脑前看快本,我俩都笑得特别开心,然后有个小工进来,问我妈有没有菜,他光吃白米饭吃不下,然后我妈脸上笑容立刻僵硬了,但还是指了一下厨房的位置。后来这个小工不干了,我爸特别生气,没给他结工资,还说他吃了我们家两包方便面,要倒贴我们钱。
我爸以前开厂的时候,就有特别多来来去去的小工,没人能待久。通常都是他们来问招不招人,然后我妈把工作内容啊工资待遇啊说一遍,如果可以明天就能上班。有段时间来的小工特别多,我妈的那套说辞我听得都快会背了,要是有人问我,我也能特别流利说出来。
哎。我爸吃饭的时候经常说,他半夜起来去工厂看,发现那些小工老是睡觉,偷懒,机器都出故障了,他们却一无所知。我爸脾气特别急,他就骂那些小工,扣他们工资,从来不给他们好脸色看。又说让他们睡觉的时候不睡觉,休息的时候就知道上街溜达。哎。谁又懂谁的难呢。
我当时上小学吧,觉得这事好像也没什么错,这些小工就是不行,不好好工作,在大人的潜移默化下,我就觉得外地人都是坏人。
我上初中的时候,杀马特非主流是用来骂人的,特别难听的词,我看到空间里那些五颜六色的夸张的头发造型,都觉得恶心,干嘛搞成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有句特别流行的话,杀马特要是死了,那就是白发人送红橙黄绿青蓝紫人。我知道他们是在找寻存在感,但我依然理解不了,存在感真的那么重要吗?人人都会在某一刻觉悟:地球少了我依然会转。
当然我上初中的时候,也特别喜欢玩QQ空间,虽然没钱充黄钻,但还是要搞点特别的东西出来。个性签名啊网名啊头像啊也经常换,经常上网搜一些句子,哎呀觉得特别符合我当时的心境,擦,我觉得我的文学素养的萌芽就是在这些个性签名的网站里,真的是时代的眼泪。
不想写了,太难过了。
这纪录片我今天早上起床看了一个小时,然后起身准备去上课,我站起来把手插进裤兜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个杀马特。他妈的。
刚去翻了一下空间里的相册,然后找到了这些图,擦!我以前可是站在潮流尖端的人!
杀马特和非主流,传到我们乡镇高中应该是2009年。迷恋80后作家的风潮渐渐平息,博客时代进入尾声,移动互联网蓄势待发,一种极具视觉冲击的符号进入了小镇青少年的视野。
高中生身处学校,不能拥有五颜六色的头发,至多改变形状,在底线之内做出最爆炸的头,算不上杀马特,比较接近“非主流”,弥漫着一种病态的气息,主题围绕着爱情和死亡。
当时有一个很火的MV,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画面上是一场葬礼,西式的,一个穿着白裙的女士躺在棺材上,周围很多穿黑西装的男士,好像捧着玫瑰花?简直有点精神图腾的意思,好多同学喜欢。
我的同桌可以算个“非主流”,家境是班上最优渥的那批,学习成绩很差。她常常买许多册子还是贴纸?(非主流有很多商业产品)上面有涌血的白玫瑰、哥特风格的建筑、多彩夸张的发型、字体奇特的句子,颜色都中间亮,四周黑,LOMO风格。
有一张印象特别深刻,同桌给我看,图上是俯拍的一双脚,黑黑的,非常瘦长,脚趾上的皮肤皱皱的,指甲盖涂成黑红色,两脚之间夹着一朵花。当时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些,阴气特别重。
她还玩过程度比较浅的自残,割破手指,把血滴在买来的双氧水上,看两者相触产生的泡泡。她脸上作出惊喜的笑容,并请我看。一开始,我很认真地问她怎么了,但她总用云淡风轻的态度一笑了之。我没说出来,但心里认为这是吃饱了撑的。我从来也不理解她。
那些富有的同学,穿衣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不论男女都倾向紧身的裤子,最好是低腰的。有些男生非常干瘦,冬天也只穿一条紧身裤,看上去很不健康。
大家也积极地修改QQ名,绞尽脑汁像一个拗口的、复杂的、霸气或悲伤的网名。
在学校之外,非主流也很有影响力。我表姐在那个年代拍过一张照片,在姥姥桌子上放了好多年。她的发型十分张扬,靠近头顶的近三分之二的头发是向上的、爆炸式的,剩下三分之一头发是直挺挺垂下来的,刘海厚重,紧紧贴着额头和眼睛,没有染色。
这好像是当年我们那最流行的发型,我的高中同桌、舍友,都留过此发型的内敛版。那年代许多贴在橱窗里被当做模板的大头贴,也大多是这样的发型。老师对此有些意见,但从没在父母长辈那听过什么不满,估计当时都觉得挺潮的。
不知道其他地方的“非主流”是怎样的,2011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非主流”已经在同学亲友间消失了。我的表姐、同桌发过许多照片,她们再没有留过相似的发型,也没有流露出对死亡、枯萎的迷恋。对她们来说,“非主流”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潮流。跟随着时代,她们又追逐过许多潮流。
但杀马特很令人震惊,这些人热爱五颜六色的爆炸式的头发,他们至今从审美上热爱这一点。而且对于纪录片中呈现的这些人来说,杀马特的外形和内在是统一的,发型、衣饰寄托了精神。这真是一个奇妙的、被忽视、被误解的群体。
查了一下资料,在2010年代初,就有很多学者呼吁关注杀马特,认为这是经济问题造成的有精神失落的群体。
2014年,有一篇文章《“杀马特”现象的社会学解读》,结尾是这样写的——
更让人担忧的是,“杀马特”群体面对这些质疑和贬损却毫无还手之力,他们缺乏对自身及围绕自身所产生的文化争议的归纳和阐释的能力,无形中被褫夺了言说自我的权利,并承受着来自精英文化的规训。
在这个意义上看,“杀马特”青年虽然在努力地抵抗成人世界的文化控制,却难以逃脱整个精英文化的轻视。至于“杀马特”青年,凭借廉价仿名牌服饰和“山寨手机”等穿戴,尽力向城市时尚靠拢时却反遭城市人讥讽的情况,则反映出中国城乡区隔的现实;“杀马特”青年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新移民大潮下的阶层区分扩大的副产品。
如果中国的城乡差异不能较好弥合,那么收入微薄且文化资本缺乏的“杀马特”青年,任何的一次精神文化上的更新以及努力向城市文明靠拢的行动,都难逃被围观、被贬损、进而又很快被忽略的命运。
我曾经在漫长的时间里对“杀马特”嗤之以鼻,实际上并不了解,想起来很难为情,很惭愧。感谢李一凡导演拍出《杀马特我爱你》,给了这个群体言说自我的权利。希望能有更多深入的报导,而不是蹭热点继续消费。
现在最大的好奇是,围剿杀马特是怎样兴起的,又是怎样的结束的?为什么这股势力如此坚韧不拔,而且能以摧枯拉朽之力让杀马特土崩瓦解?
*感谢孟浪赠票,感谢X放映。
之前看到好多文章都停留在审美(某种意义上是审丑)的层面上讲杀马特,但杀马特的前史被抹去了。杀马特作为一种风格的流行和残酷、枯燥、掠夺性的工厂生活互为线索,“好想我的头发像风吹扬带我飞翔飞过工厂的高墙”,高高梳起的头发代表始终想要确认和寻找的主体性、价值认同和群体间的互助、联结。915段工厂流水线和工人生活录像的记录是残酷的,我们意识到我们可能作为掠夺者,作为生产链条上剥削的参与者,也在某个瞬间意识到「他们」就是「我们」。导演为杀马特作为主体的叙述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也提供了从兴起到式微的发展脉络,但仍然没想明白2012年对杀马特的围剿是如何发生的,这种追问和当下许多现实问题相关联;而再到2018年,杀马特再次走入主流视野,意涵发生了变化,内部有了割裂,但管控的那个主体更加蛮横,也更加难以抵抗。
在大众媒体的话语体系中,杀马特等同于低俗、哗众取宠、博人眼球。而本世纪初,在广东一带兴起的杀马特一族,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十几岁进厂打工的留守儿童,他们在流水线上出卖体力、感觉不到存在的意义,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可,日常被孤独、压抑、苦闷填满。于是他们只能通过廉价而又扎眼的发型获得心理上安慰(即:有人关注我、关心我,哪怕是异样的眼光)。这种发型进而发展成一种身份上的认同,工厂流水线上一个个孤独的个体终于有了归属。他们宁肯被辞退、找不到工打、忍饥挨饿、遭人唾弃,也要保留自己的发型。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感觉自己是完整的、自由的、有归属的。至于后来网络直播平台上戴着假发套、装疯卖傻的“杀马特”,早已不是当年这群孤独的人了。这群人最后终被无力穿透的阶层困住,重新坠入千篇一律的生活。
几十几百的杀马特造型和几万十几万的医美整形网红没有本质差别,都是时代的弄潮儿,都终会是时代的弃子。用现在的话说,坐标浦东喝着咖啡吃着简餐的996和身在三和喝着大水吃着挂壁面的大神都是资本的打工人。
口述史加收集的照片和视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形式,因为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看,都没有进入第一现场的渠道。结构是平滑的,循序渐进,涌出的鲜活细节汇聚,最后漫过认知的傲慢堤坝。对面的他,已经把头发剪短,染黑,也许还留一点没褪尽的颜色。也许你用鄙夷的眼光看过他,但如果你可以坐下来,花两个小时听他谈谈,会发现,他也孤独,渴望被关心,渴望有朋友,渴望有一个安静的角落。那些年的战斗,是拒绝理解的人们佯装正义,铲除异己。而非主流,他们早早地和我们站在河岸的同一侧。
杀马特教主罗福兴: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
不知道为啥拍出来感觉杀马特之父挺诚恳的虽然少年不幸,但是自己努力长成了普通人也有娱乐的权利
富士康的宿舍楼绕着镜头旋转,他们的刺猬头绕着铁丝旋转。井底太深,楼房太高,那是他们直立的头发怎么也填补不了的距离
留守儿童们长大进城,他们没有童年,没有文凭,没有被法律保护的劳动者权益,他们能掌控的只有自己的头发。杀马特发型是乌托邦爱情和兄弟伙的入场券,这跟什么日本视觉系的源流/时尚风潮都没什么关系了。工厂招工禁令切断了他们的生存来源,拥有更多资源的网民殴打了他们的情感,快手的审查捣毁了最后的聚集地,警察让仅有的聚会也变成非法集会,被剥夺的人最后还逃不过被侮辱的命运。
时代美术馆循环播放。我与杀马特应该是同时代人,却对这个群体了解甚少。看了片子才恍然大悟,这是数百万底层年轻人希望冲破固有观念,拥抱自由的一次革命啊!!向他们致敬!
这是百万底层青年人想要冲破固有概念,拥抱自由的一次革命。当我们客观去看待杀马特,更多的是感动与叹息。
所谓“我们”对“他们”的剿杀
时代美术馆看的。杀马特们也是艺术家,但是留给他们的空间不多了。关键词:反人性的流水线,长大成人的留守儿童,安放在杀马特文化里的青春。印象中有个杀马特说,这样看起来凶一点,没人欺负他。假发,装扮等等,是把他们与流水线机器人区分开来的标志,“家族”的“势力”,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慰藉。几个外国观众都哭了,也许他们无法想象那段中国的制造业的亚文化小切片是这样的——从残酷中绽放的花。
可以跟三和大神的那个纪录片放在一起看,背后凸显的城乡关系、留守儿童、工业异化等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对其中一位被访说的话印象深刻,杀马特其实是一种伤感,我们的不正常是你的正常。看似夸张浮华的发型,背后却是一种受损的主体性。通过对身体某一部分的把玩,主体在自身内部寻找了一种解脱,而向外则是各种阻碍。结尾的歌好听又很伤感, “好想我的头发像孔雀一样 带我飞翔 飞过工厂的高墙”。
涉及的层面实在太丰富了。我最感兴趣的地方是,最早形成杀马特的目的是,取悦自己威慑他人,在经过大众绞杀和直播兴起之后,变成了取悦他人获得经济收入,人再次工具化,就连之前的社群感也完全被网络打散了。
局限性强,太多梳理,太少思考。借由杀马特去强化阶级矛盾,非常立场先行,完全无视了社会流行审美趋势(00年左右日本视觉系和韩国艺人“杀马特”造型开始盛行并渗透普通人),思想觉悟可能还不如罗福兴:“就算都读了大学,杀马特精神也不会消失,只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每个阶级都存在“杀马特”。如今社会审美包容性越来越大,随意改变发色不会再被人侧目,是杀马特精神的阶段性胜利,也是杀马特文化没落的因素之一。有趣的是,影片明明把杀马特归类为底层和边缘人的文化,字幕却只有英文,莫非是觉得杀马特人都不配自我审视?
女孩说,想要拍一套杀马特的婚纱照。“我的人生由我做主才行,哪怕是错的。”改造身体的权利和自由。快手清理社会摇,和2013年清理杀马特,感觉理由如出一辙,一是主流的、正统的、极权的文化对异端文化的排斥,二是害怕由杀马特或社会摇所集结的“家族”组织发展壮大。说到底,流水线这么多年了,工人的生存状况还是没有得以改变,工会的缺席是首当其冲的理由。
讓這群人端坐在鏡頭前,卸下他們的防備,讓他們自如地、甚至帶著笑容地講述自己的故事,光是做到這一點,就已經功德無量了,因為他做的是「保存時代的面孔」,以及讓這個群體「登堂入室」。
和三和大神的困境是一样的,但他们有头发护体。
身体从来都是权力的场域。Proletarians唯一拥有的是他们的身体,但也从来没有真正地拥有他们的身体。
题材好,切入扎实,素材充足,很多人只看到了杀马特的猎奇外形,没看到杀马特的卑微人生,看似坚固的外壳下面是脆弱的心,让他们讲讲自己的故事多好。其实,无论是杀马特还是三和大神,他们都是大时代的有伤青年,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弃子或浪子。罗福兴的快手签名档:审美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