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父之名

震撼总是来源于真实，guildford four的故事发生在1974年至1989年间，若以布莱尔道歉的时间为最终结果的话，事件总算在2005年告一段落，尽管当年那些歪曲事实，伪造证据的警察至今仍然吃着英国政府发的面包，享受着英国政府提供的一切福利，有的人，甚至在死时还盖着英国国旗。

70年代的爱尔兰是个混乱的年代，事实上这个几世纪来都寻求独立的地区从未真正有过和平和安宁，然而爱尔兰共和军（IRA）仍然让70年代的英国变得人人自危，那时的英国，或许只有911以后生活在美国人才能完全理解。一系列的恐怖袭击搞得英国军队政府鸡犬不宁，更糟糕的是，数以百计的平民因此而丧生。面对国内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以及怎么防也防不住的恐怖袭击，英国警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权利：无条件扣留疑犯7天。结果，4个无辜的爱尔兰青年遭受了英国自成立君主立宪国家以来最大的冤案。屈打成招，恐吓诱骗，伪造证据，一个个德高望重的警察一边将手放在圣经上信誓旦旦向上帝保证自己的诚实，一边干着亵渎上帝，亵渎灵魂的丑恶勾当。最终，民愤得以平息，舆论得以平息，可正义女神手中的天平早已倾斜，她将用手中的利剑在英国司法史上刻上最深业最耻辱的一笔。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毫无约束的权利才是正义、公平的最大敌人。英国警察拥有这种权利，便诬陷了四个无辜的年轻人，让他们在回忆自己最黄金最美好的时光时，只记得英国牢房里的铜墙铁壁。所幸，大众并未将这种权利交给他们太久，这才让追求正义的律师Gareth Pierce有机会以法律的名义为其正名，才能有无数英国平民走上街头高呼Free the four，才能才能让布莱尔道歉，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部名为《以父之名》的电影。

在杨 + 被执行的这段时间中看到这部电影似乎更加尴尬。司法公正从建国前便开始高呼，如今21世纪都过去十分之一，公正这个词依然只是太和殿上高高悬挂的宝剑---只是个摆设而已。Gareth Pierce联合英国大众，最终为guildford four正名，而艾未未和那些追求真相的中国大众，什么时候才能为杨+正名，为中国司法正名？

    去年底某夜看完《因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在《You made me the thief of your heart》钢琴声响起时眼泪如约而至。别的感人的地方我就不重复了，查了些资料，觉得补充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对于理解剧情有好处。

    IRA，爱尔兰共和军，虽然这一名称早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但片中的IRA主要指1972年成立的Provisional Irish Republican Army（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和宣布信仰马克思主义、放弃武装斗争的正统派相区别）。这一准军事组织的成立最初是为了保护北爱尔兰地区的罗马天主教少数派的起居安全，因为1969年到1972年该地区因政治宗教等各种因素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另外，爱尔兰岛南北分裂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在此之前都由英国（不列颠）占领（可溯源至16世纪英王亨利八世），寻求独立的运动从未停止（克伦威尔的一大“政绩”就是平定爱尔兰叛乱）。
    早在1939年，爱尔兰共和军就开始从事主要是针对军事目标的无警告爆炸活动，同时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直至90年代中期。1997年IRA宣布停火，并于2005年9月完成缴械，并承诺不再使用武力作为谋求爱尔兰独立的手段。
    爱尔兰（北爱尔兰）问题的深层原因是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对立，和当今伊斯兰教徒的恐怖活动一样，出于信仰的斗争是全民的。片首贝尔法斯特街区上的冲突就清楚地表明，平民和军事人员是一体的，甚至相互熟识。之所以Conlon一家从老到小都受到不公正的宣判，也不完全是司法腐败，片中穿插了Guildford爆炸案真正的实施过程，特意露脸的做炸弹的人实际上的确年龄不大，而且很可能是一家人。

    Internment without trial，对恐怖分子可实行七天无需审讯的拘留。这是北爱尔兰自治政府和英国政府共同签署的法令，实际上片中Gerry的灾难和这一法令的实施有很大关系，如果不是刑讯逼供，Gerry也不会被迫认罪。影片既反对爱尔兰共和军使用武力（年轻的Gerard并不忌讳使用暴力，但最终被他爸转变了），也反对因“惩治恐怖分子需要”而侵犯人权。这与911之后西方媒体的主流声音是一致的，虽然，两方面的“业内人士”可能都会觉得这样不现实。

    片中真正的IRA Joe McAndrew让我无法不联想到小学课文中学过的那些中共地下工作者，特别是他用狱中“牢头”Smalls的家人生命安全威胁Smalls的办法。之所以他在狱中能如此自由，虽然也可解释为司法进步，但恐怕影片也在传达另一种信息。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次强调中共的优势在于“干部”和“组织”，我们所在的环境已经让我对此难以理解。片中对Joe的描写不含褒贬。
    
    片末出现的示威者打出的“Free The Four”的旗号以及提到的专有名词Guildford Four，正如片尾交代各人结局时所说，真有其事，在微软百科中能查到。
    
    片中检察官Gareth Peirce的扮演者Emma Thompson在93年的这部片子中戏份不多，1992年她主演的Howards End（《霍华德庄园》）为她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95年的李安导演的Sense and Sensibility《情感与理智》中，她作为编剧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也是奥斯卡史上唯一一人同时获得表演和创作奖项的人。在04年的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 of Azkaban中她出演了一名教授。
    
    片中男主角的扮演者Daniel Day-Lewis也是1988年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男一号。本片他的杰出表演使他得到了当年奥斯卡奖的提名，那年的获奖者是《费城故事》中的Tom Hanks。
    
    片中浓重的口音（不知道是不是爱尔兰口音）让我想起Liverpool队长Gerrard在访谈中的口音，那是完全听不懂。

    当盖瑞不耐烦地打断父亲的叮嘱，在匆忙离去中庆幸挣脱了厌烦的枷锁时，却不由自主地转身轻叹：“再见，老爸。”；当盖瑞在伦敦落魄街头、流离失所时，却在电话中用一句“我很好。”欺骗父亲；当盖瑞在狱中颓废放纵以致和父亲僵持赌气、互不搭话时，却先认了输主动把背身相对的父亲哄得开心；当父亲在死神的凝视下遗恨而去时，一向嘲笑他睡前祈祷的盖瑞却虔诚地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为什么？既然对他的条条框框人生道理只存不屑，何必要留恋？既然对他的冷漠胆小感到愤怒悲哀，何必要在乎？既然对他的顽固信仰觉得可笑愚昧，何必要伤感？

    盖瑞不知道，就如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

    写到这，不禁想起了自己的事。我与父亲的关系应该是目前很典型的一种，没有话题，很少求助，尽量逃避。平淡地过了6、7年，直到高中毕业都相安无事，父亲似乎消失在我的人生中，出现，不过叫声“爸。”，不见，我生活依旧。然而当我踏上异乡求学的征程，看着父亲的身影在吵杂的月台上静静消失时，我只觉双眼一阵温热。那是什么？悲伤？不舍？恐慌？失落？我无法分辨。

    鱼对水说，你看不到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里。我想，看不到父爱，只因为自己本就从未失去。这爱早已是你生命中的部分，如一日三餐，如呼吸吐纳，拥有时你不觉幸福，而稍有不得时才知其哀其苦。

    盖瑞定是体会极深，当那纯粹的爱随着窗外一团团火焰地飘摇而下，层层剥落，淋漓尽致地展现给盖瑞。眼前的一切让他重新地思考与抉择，明白了那爱的深远执著，他也得到了生命之所以要延续的理由，毅然抗争了15年，换回了满意的结局。

    父爱，低调得让我们难以察觉，殊不知它就在我们自己身上，表露得真真切切。

（芷宁写于2008年12月4日）
   或许很多人会嘲笑那种在现实中遭遇了举步维艰的困境，反而在光影的世界里寻找鼓励和出口，继而获得心灵上的支持和救助，从而继续走下去的人。很不幸，本人就属于这类被嘲笑的一员。对此，不想做太多辩解，只想说一点——只要选对了适合某种心境需求的电影，并静心观之，它便可以起到心理医生的作用，或许正因为那些优秀的光影语汇，才令很多人远离了抑郁症这样的世界流行病。
   之所以选择重看剧情凝重的1993年老片《因父之名》，是因为它能给予人坚毅的品格和坚定的信念，而那观影行进中所产生的澎湃感受，也往往令所有适用的词藻都失去了颜色。当个体的伤痛嵌入到群体的苦难中时，沉重的历史感和震慑力便会将观众慑服，独个儿的掏心挖肺在此时已显得极度粗浅与苍白；当沦陷的绝望逐渐展开来时，内心会纠结会阵痛，但依旧会留有一丝希冀，即便在黑暗中手足并用地艰难爬行，也要寻到光亮的出口；当行至痛苦狰狞处时，会悲恸会揪心到无法呼吸，然后在故事的余晖中，已然为自己那现实的伤口做了无麻药手术，又仿佛亲手为自己的坟墓掀了一掊土，然后，凤凰涅槃，艰难重生。
   人总要经历痛苦，才能获得最终的成长，特别是品格上的锤炼，一如片中的盖瑞·康伦（丹尼尔·戴-刘易斯饰演）。盖瑞是个注定要成为灵魂勇者的人，在漫长的冤狱生涯中，在陪同坐牢的外表懦弱而内心坚强的父亲朱塞佩（皮特·波斯尔思韦特饰演）的感召下，盖瑞逐渐从一个嬉皮小混混成长为一个坚毅的男人。特别在父亲去世后，在怀念和反思中，盖瑞在眼泪和几近失控的痛彻中，终于意识到父亲那谨小慎微的表相之下所深藏着的大爱和智慧，而鼓励他继续坚持下去的，正是父亲的坚韧精神，因父之名，盖瑞和黑暗的司法界斗争到底，最后在律师卡蕾丝（艾玛·汤普森饰演）的帮助下，找回生命的尊严。
   比之乔的强势反击和在狱中的种种行径（此人乃真正的爆炸事件罪魁祸首），作为同胞的朱塞佩则显得胆小怯懦，起初，在儿子盖瑞眼里，朱塞佩是个只会祷告的人，而当乔又一次成功地在狱中策动了炸弹袭击，并殃及无辜时，盖瑞第一次感到了身为无辜者的无力，而之前的他尚属愤怒多于感悟，于是，他在强势的乔和隐忍的父亲之间，选择了后者。乔把累及无辜当作是作战手段之一，而朱塞佩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面对绝境，他不怨天尤人，对使自己受到牵连的儿子，始终给予在安稳环境时隐去的鼓励和支持，并以一个父亲的方式守护着他，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塞佩仿佛初级甘地。
   除却两种态度的对比，影片还比对了对峙环境下爱方和英方的仇恨心态，一边是爱方军队无休止的枪战和爆炸袭击，对死伤平民的数字麻木不仁，一边是英警方的全力抓捕，野蛮的逼供以及荒诞的法庭审讯——并不在意谁是真凶，而是急于给民众关注的热点一个交待。于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康伦父子的斗争之路就显得格外难得而令人崇敬。于是，到影片后1/3才出场的律师艾玛·汤普森才显得那么动人，在最后的庭审上，她那篇言辞灼灼的辩辞才那样的令人心生激昂。不过，正义有时候不仅来得很晚，而且往往无法绝对实现——虽然经过众人努力，终于在14年后，洗涮了11个人的不白之冤，但始终没有一个警察因渎职而受到应有的惩戒。
   因故事的真实性，该片散发出了相当的撼动力，影片取材自爱尔兰人盖瑞·康伦的回忆录《证明无罪》，执导过刘易斯主演《我的左脚》的导演吉姆·谢里丹将其现于银幕。在观影时，在为“当代最佳男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那张力十足又出神入化的表演喝彩的同时，也会折服于导演的非凡功力，在一部影片的时长里，不仅完成了多重的思考和解构，故事线条和融于其间的深刻思虑都清晰强劲，还将政治、民族、社会、司法、正义、人性、亲情、尊严等诸多复杂难言的命题有机地融在一起，且每个之间都做到交相互应、骨肉相连、切中要害。
   不论以上世纪70年代英爱之间的历史冲突为背景，还是道破警界偏执黑暗的实情，不论表述狱中发生的种种拷问人性的碰撞，还是两种处事态度的对比，在流畅而有力的叙事中，导演谢里丹始终将各个错杂矛盾的节点清晰示人，而那场被影界冠以特别称谓“fire tear”（火之泪）戏则更令人难忘——父亲朱塞佩没有盼到最后的洗冤时刻，他因病死于狱中，狱友们纷纷点燃了纸张，从窗户里丢出去，刹那间，无数的火花从高墙内的每扇窗户旁静谧飘落，仿佛无声的火之泪，又似在哀悼这个被冤屈的灵魂……在此时观众可以脑中一片空白，也可以想到很多，如果此时你思考了，上帝一定不会发笑。
   影片的配乐十分出色，出自著名爱尔兰乐队U2的Bono、Gavin Friday和Maurice Seezer之手，所有乐曲都与剧情脉络、人物心境配合的恰到好处。由曾经叛逆而后转为良母的爱尔兰个性光头女歌手Sinead O'Connor演绎的片尾主题曲《You Made Me the Thief of Your Heart》，具有一种穿透激昂的气质，仿佛坚毅灵魂的不屈奋进和遗世独立，结合影片情节的起落跌宕，越发引人思绪徜徉，欲罢不能。
   导演谢里丹曾说：“这不是一部政治片，这是一个关于父亲与儿子的故事。”可本人想说，这不是一部政治片，也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父亲和儿子的故事，它是关乎灵魂斗士的影片，观影时或许有过哀伤、有过感动、有过悲愤、有过刺痛，甚至还有过颠覆、但收获最多是力量，一种给予灵魂深处的坚毅力量。
（若听Sinead O'Connor演唱的片尾曲《You Made Me the Thief of Your Heart》，可去http://nicolew.blog.hexun.com/26571206_d.html）

司法独立一直是现代法治社会孜孜追求的目标。司法独立意味着司法机关的职权活动不受任何个人或机构的意志影响，只遵循自己独特的逻辑与规则。但是，与法制现代化一样，司法独立也一直是一个正在完善的过程，永远没有完结的终点。因为即便在法制相对发达的英美法系国家，司法也要受到如社会舆论、政治气候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处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非常时期，司法往往会受到民众情绪的不当影响，使得职权机关成为国家冷酷的暴力机器。而当司法一旦深陷情绪的泥淖，个人权益就会被漠视侵害，司法正义就会被侮辱扭曲。电影《以父之名》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叙事的。

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不列颠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市(Belfast)，这里是北爱尔兰共和军暴力反抗英国统治，寻求政治独立的大本营。开篇伊始，影片即用纪录片写实的手法描绘了那个乱世。炸弹、砖块、燃烧瓶、催泪瓦斯、狂躁的北爱尔兰独立支持者、全副武装的英国防暴警察……一切都在表明，这是一个处于非常时期的非常社会。面对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英国国会正式通过《反恐怖主义法案》，授权英国警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合理怀疑，对一切恐怖主义嫌犯课以七日拘留以寻找巩固证据。但这无法改变汹涌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接踵而至的爆炸案使得警方面临空前的政治和社会压力。

影片男主人公Gerry年少轻狂，深受60年代英国朋克文化的影响，整日在贝尔法斯特市游手好闲，吸食大麻，盗窃成性，无视父亲Guiseppe的劝导。Gerry在一次和朋友偶然的聚会中，卷入一场针对平民的涉嫌恐怖主义爆炸的恶性案件。倍受破案压力的英国警方对Gerry和他的朋友们使用了酷刑，最终Gerry和他的朋友被屈打成招，并连累了Gerry整个家族。父亲Guiseppe和姨妈Anny一家也因涉嫌协助恐怖主义爆炸罪锒铛入狱。进入庭审阶段以后，英国国内民众将针对无辜平民的爆炸，以及北爱尔兰共和军暴力寻求独立形式不满的情绪全部发泄在Gerry一家身上，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迫使法庭在控方证据不足，且口供存在瑕疵的前提下判决Gerry无期徒刑。父亲Guiseppe和姨妈Anny也分别被判处十余年监禁，且不得假释。狱中的Gerry一度意志消沉，但父亲的鼓励给予了Gerry继续上诉抗争的斗志和勇气。十余年的铁窗生涯夺取了父亲的生命，但父亲的教诲和过世使得Gerry涅槃重生。在律师Clase的帮助下，Gerry拿起法律的武器，以父亲和真理的名义不停抗争，最终在案件的重审中取得了胜诉。沉冤固然得到昭雪，但此时的Gerry早已青春不再。

影片的主题很沉重，如山般深沉的父爱固然让人回味无穷，但让我更触目惊心的是司法程序为民族主义情绪操纵的恶果。在影片法官判决Gerry有罪的桥段里，一向代表公正理性的法官，竟然在法庭上激动地斥责无辜的Gerry，“如果法律给与我对叛国罪处以死刑的权利，我将毫不犹豫地判你死刑”。台下观摩审理的民众更是一直鼓噪不已，恨不得将Gerry一家生吞活剥。没有冷静的法官，没有冷静的陪审，没有冷静的法庭，只有狂躁的司法和民族的仇恨。此时的司法独立俨然成为束之高阁的一具空文，此时的法律正义已经沦为了同态复仇的以暴制暴。刑讯逼供、制造冤案的警局探长和探员成为了匡扶正义的民族英雄，而无辜的Gerry一家成为了整个国家发泄民族仇恨的政治牺牲品。就像后来案件重审中，Clase律师在法庭上所呐喊的那样，“这（Gerry一案）是整个英国司法的耻辱”！但在民族情绪澎湃的非常社会，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理性，只有时间才能够平复民族创伤。在父亲Guiseppe去世以后的十余年里，随着英国与北爱尔兰共和军政治斗争形势的逐渐缓和，民众逐渐认识到当年Gerry一案审判的轻率。在Clase律师的不懈调查下，当年警方刻意隐瞒的，对Gerry有利的不在场证言最终被展示在再审法庭当中，Gerry最终无罪开释，作为一个自由公民昂首迈出法庭大门。难以想象，如果没有经过岁月的涤荡，民众的仇恨还能不能顺利抚平？司法独立还能不能走出民族主义情绪的泥淖？姗姗来迟的司法正义还能不能得以实现？毕竟，正如现代英国法学家柯克爵士所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而司法更是一门理性的艺术。

影片《以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的名字一语双关。Father一词，在英语里既可以表述为父亲，也可以指象征真理和希望的神父。影片里的父亲Guiseppe正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即便身陷囹圄也未曾放弃对真理的祈祷追求。也许，正是因为真理的难寻才显得真理的宝贵。毕竟，真理的实现是要经过层层迷障的破除的。但这破除需要人们付出阵痛的代价，尤其是在寻求司法独立这条亘古不变的法治真理的荆棘道路上。这既是制度的悲哀，更是人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