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2007

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
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
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
我就很失望，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王彩玲

老实说，我喜欢这句矫情的话，但不包括最后那句，因为我不习惯将失望溢于言表。比如在这个五月初的假期里，一场短暂的雷雨标志着又一年的春天彻底过去，仍然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我掺和四种东西熬成粥，大大的喝了一碗，然后躺在新铺了彩虹色粗布的沙发上，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王彩玲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唱歌了。

那支咏叹调的名字叫做，为艺术，为爱情。没有什么比这支曲子更适合电影了吧，可是太适合，就显得有点俗。这仿佛毫无忌讳的表达了大龄文艺青年们的理想，每颗心都赤裸的一模一样，看不出来什么区别。然后王彩玲开始在越来越大龄的路上一路狂奔，路过没法交流的仰慕者周瑜，路过从愤青变成商人的黄四宝，路过她尊重但无法接受的二椅子胡老师。她的表情从倔强变疑惑再变的有点尴尬，最后，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

二椅子胡老师在雪地里推着自行车用标准的二椅子姿势走路，这时候当年舞蹈系每一个被我们骂过二椅子的男生的样子忽然一闪而过，一起闪过的，还包括我们站在阳台上学他们的样子时发出的互相鄙夷的笑声，后来镜头转到胡老师脸上，我没觉得我做错什么，但却有点不敢看他。

我最喜欢的电影有两种，一种是特他妈让人想转述的故事，一种是特别不算故事的故事。《立春》显然是第二种，它更像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拼起了大部分，那些镂空的，就埋藏成了一桩心事。比如，黄四宝的醉酒之夜，酒吧小生，还有隔壁张老师没来得及送的仿真器具，我们姑且当它也做心事罢。顾长卫总是让我太多的想到贾樟柯，只是老贾习惯把电影织成一个网，哐的一下捞起一堆往事，而老顾的那个是根绳子，你得牵着它，一点一点的走到尽头。

这个春末的下午我刚刚对两个年轻男人说过会在三十岁之前嫁掉自己，然后被教育应该是三十岁之前搞出孩子来才对不然会胎位不正如何如何，俨然我一副愁嫁文艺女的样子。好吧，看在同是文艺女青年的份上，我喜欢《立春》要比《孔雀》多很多，也或许是因为像王彩玲说的那样，跟她比起来，我们都显得幸运很多，起码比她漂亮吧，起码比她脾气好吧，起码遇见黄四宝的时候，还很年轻吧。

《立春》现在成了一只熟烂的猪头，任谁看过都要拣一块来说说，因为口水太多，不免让人有绕道而走的想法，不想再上去多添两口唾沫，成为口水火锅。顾长卫很成功地《立春》搞成文艺青年哀悼晚会，听者伤心，闻者流泪。最突出的意义在于，里面出现了一个标签化的人物，王彩玲。我甚至想象，她将成为文艺青年的新代表，“今天你彩玲了吗？”，“你还王彩玲呢？”都会迅速成为新流行语。

别再说什么梦想陨落，现实残酷，天才夭折，实际上，你彩玲了吗？并不是文艺青年的理想化道路，而是另一个血淋淋的绞架，它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被文艺界糟蹋了吗？

整部电影王彩铃除了受到过周瑜发自肺腑的感慨外，就是在不停地被糟蹋，被老太太们被邻居们被文艺界的领导们，前两种糟蹋都不足以摧毁文艺青年，虽说艺术来自民间起于生活，但清高的爱好者们绝不跟大众为伍，他们需要的是来自圈子的肯定，来自核心的颔首，这对他们来说，大于一切。

所以王彩玲一定要弄个北京户口，健康的姑娘剃个光头扮癌症去参加歌唱比赛，黄四宝每年都去考次美院。所有的文艺青年都坐着一样的美梦，一朝功成名就万人景仰，谁能想到除了运气好的有后台的，其它全是万骨枯。

电影圈那个腌臜劲儿，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就像焦大跳脚骂荣国府，只有门口那对石狮子干净。据说正经人家绝不会送姑娘进去，凡是里头混的也尽是潜规则，有人恶毒地爆某个明星，从灯光剧务一路睡上去。知道江湖险恶，然而不知道有这么险恶。

再说文学圈，是不是干净点？其实我也没深入进去呆过，就在外围走了一圈，已经被臭水脏了脚。最恶心的就是各路编辑，找你的时候通常说得千好万好，稿酬优厚，回报且丰，一送了稿子马上像肉骨头打狗，一去不回。好不容易过了半年碰上一回，讨好着说是不是能发稿费。你千万别想有什么韩寒郭敬明这样的奇迹，这些编辑通通已经变了嘴脸，商量好的稿费起码扣了一半，才拖拖拉拉打钱过来，很多从此销声匿迹的也不少。要想想文字写手是个多么庞大的团体，几年前王朔参加了一次网络作家颁奖会后说：再过一些年，再也没有人会因为鞋子而被人格外另眼相看就可以混口饭吃，因为这已经成了生理现象，就像大家都会说话一样。想当大师的人，苦了。

我告诉王叔叔，您说的这时代现在已经来了，您真是先知啊，现在别说大师，想拿文字挣钱，都已经很苦很苦了。

另外的画画圈，音乐圈，我枝叶不够蔓，没打听过，但是泛出来的黄水想必谁都闻过臭。

同学们，你能经受住糟蹋吗？你有无穷精力无尽金银，供你投身文艺界么?

没有就该跟王彩玲们一样，该卖羊肉卖羊肉，该早点洗洗睡就洗洗睡。想拿文艺当饭吃，谁知道文艺是架更快更利，更让你心碎心死的铡刀呢。

业余油画爱好者黄四宝 终于可以有机会画一下女人体，这时隔壁的小夫妻旁若无人的鱼水欢好之声，搞 得他心烦意乱，不得不打开录音机放着音乐才能继续画下去，杰克画露丝时候也没这么慌乱过，这说明，他，的确很业余。即便是第一次画女人 体的专业画家，会很快专注于画作，而忘记一切外物。

王彩铃到歌剧院面试时，求人听她开腔唱上一嗓子，求之而不得，就自顾自唱起来，她的歌声惊动了看 这部电影的观众，但是并没惊动歌剧院的一名人事文员，她并没有阻止她，只是淡淡的说：行了，知道你水平 了，去年就知道了，这说明，她，的确很业余。

在小城三大艺术青年之中，只有跳芭蕾的胡老师最为纯粹，他从没想过跳到北京去跳到苏联去，『一心就是爱跳芭蕾，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想 想真后怕』，也只有他当得起『天分』和『艺术家』这个名号

机缘巧合之下，三人都好点儿艺术，有着相似的命运----不为人所理解，郁郁不得志，但是这三人之间却有极大的不同。

王彩铃是最悲惨的一个，也是逐渐觉醒的一个，到最后她去征婚，条件是：科研人员，没征到，领养了 小孩儿，改行卖羊肉，开始治脸上的暗疮，认真踏实的过自己的生活，并从生活中获得了乐趣---她领着养女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幕算是温馨而感人。

在此之前，她因为会唱几首意大利歌而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不该和小镇上的其它『庸庸碌碌之辈』混为一体，她直言：『我不想过庸俗的生活，不打算在这儿发生爱情』。她的终极目的---恕我说的难听点儿---她的欲望是：唱到巴黎去，感受千万人热烈的掌声，她对艺术的追求已经和艺术本身无关，而变成一种极其功利行为：证明自己不是个『庸俗之辈』。

在她能够证明给众人看之前，按耐不住虚荣她甚至一次次的对人说：『人民歌剧院已经在办理调动手续 ，我很快就去北京了。』
用谎言编织的美梦，来强调自己的不同与众，其实她完全不必如此，她能唱意大利歌剧本身在这个小镇已经取得一定的地位（在广播里演唱），已经令人很羡慕了--比 如周瑜就很羡慕她 。


如果她仅仅是热爱艺术--意大利歌剧，那她会有美好的生活，当老师，结婚，生子，没事儿继续到广场唱歌剧，这生活会比普通人更美好。
而她不是爱艺术，她希望歌剧给她带来一切，她爱的是艺术带来的身外之物，当艺术不能给她带来她梦想中的功名利禄时，她悲叹自己生不 逢时，命运凄惨。但最后她终于渐渐明白应该背负自己选择的命运，换句话说，咽下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既然你是这个命，你就得担待』

这时的王彩铃已经觉醒，她甚至已经清醒的感到，隔壁的小美女和她交朋友是因为她比别人惨，而青春已经逝，她勇敢承担起自己选择的命运。

黄四宝是比王彩铃更龌龊的一种人，他的朋友周瑜对他的评价很确切：『志大才疏』，但就艺术成就来说 ，王彩铃还说得过去，他则连边都不靠，不然也不可能连续几年初试都过不了。

正是因此，他打碎梦幻也最早，事实上在火车上的一番对话已经充分揭示了他的内心：『我境界没那么高』，言外之意，我要成功了，肯定得娶个美女做老婆，后来他去了深圳，深刻的体验了一下『市场经济』，回来就干起坑蒙拐 骗的勾当，再次遇到苦苦坚持的王彩铃甚至都不能唤醒旧梦，他已经和往事干杯，那个梦就如年轻时的其它虚妄的梦一 样烟消云散了。他不但沦落为平凡的人，甚至堕落成比平凡更为不堪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光头MM，那才叫有心计，选择艺术，并且能为艺术找到出路，在如今的商业社会里， 这样的人才是具备明星潜质的人，瞅她那演技和发掘群众演员的眼光，以后绝对有希望做个影视歌多栖明星，唱到巴黎去问题不大，但我认为她是很直接的选择了艺术作为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她的目的是出名，然后过富足的生活，和歌剧无关。

我个人觉得，唯一一个献身艺术的是胡老师，最令人慨叹、值得敬佩的也是他，为了爱好，他可以一眨眼就度过了跳舞跳十几年的光阴，他甚至跪下求王彩铃假结婚以便他可以继续跳舞而不为世人所诟病，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方法，可以继续自己的梦想，坐牢的他依然 很快乐---这快乐是艺术带来的纯粹的快乐----因为他在监狱里也可以跳舞，王彩铃去看他时，他兴高采烈的告诉她『监狱发的布鞋，可以立脚尖呢。』一边就真的立起脚尖。

这一形象，像极了《霸王别姬》里张国荣演的程蝶衣：看到学生运动喊口号，他说，领头那个声音不 错，可以唱小声的，被打成汉奸受审时他也只说有个日本人是懂戏的，要是青木不死，京戏早传到日本了。
这两个角色才当得起那句对艺术家最高之评价『不疯魔，不成活』啊，他们的一生为艺术而生殉艺术而死，享受艺术，献身艺术....

王彩铃的烦恼在于不能凭借自己异于小镇人民的『艺术细胞』，而被人敬仰，反而被人鄙视，于是她就 发自肺腑的认为这里的人们是低等生物，甚至不愿与人交往，但她不能避免自己胃疼的死去活来时去隔壁借胃 药。

黄四宝的烦恼和王彩铃相似，但是作为一个穿皮夹克牛仔裤的疑似艺术男青年，他的野心更炽，也更加浮躁不安。

胡老师是活得相对淡定的一个人，他因为艺术而内心有着自尊，甚至可以说从自我观照之中他获得了强 大的力量，基本上对于外界对他的艺术的感觉不甚在意，况且他也能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同（招收学员），他为艺术终于自己内心，但是他也有世俗生活要面对-- --不能总让老妈抬不起头来。最后他想办法解决了这个矛盾，终获解脱。

原谅我用这样冷漠的语言评价他们对艺术炽热的心，事实上如我前面的分析，再强调一次，揭开艺术面纱的掩饰，看似命运相似的四个人，有着云泥之别的精神世界。

说回艺术这回事儿，建议大部分分不清艺术和生活的人，去看一看彼得.威尔的《死亡诗社》和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否则会很容易把大麻嗑 药和摇滚艺术搞混，把某种很表面化的生活方式和某种艺术错误的联系在一起。

《立春》所揭示的人物命运和孟京辉的《像鸡毛一样飞》非常相似，虽然这两部电影，一部土的掉渣儿，一 部前卫的一塌糊涂。其主题都是一样的：艺术家，艺术家的生活，究竟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

《像鸡毛一样飞》里的诗人欧阳云飞，瞅啥都不爽，瞅啥都庸俗，就自己不是一般的高雅，觉得自己牛逼到开裂，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原来，写诗这回事儿，用盗版软件也能搞定，他才算从高高的云端头朝下的重重跌落于尘世，深刻的反思之后，他醒悟了，剃了光头，按照艺术家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
这个片子为我最喜欢看的电影之一，廖一梅真是一针见血，对艺术圈那点儿破事儿破感觉体悟透彻，里面有个 插曲很好玩儿，一群人在超市门口唱歌：

吃过奶酪吗,这是法国的特产。
喝过可乐吗,这是美国的东西

某些所谓的艺术家，的确有这种沾沾自喜高高在上的可笑念头，需要掏大粪的老农给他们结结实实的上 一课才对。

那么，啥是艺术呢？是不是像某些诗人和艺术家说的那样：艺术家很寂寞啊，往前一看，没人，往后一看，芸 芸众生。

我觉得不是，艺术的活力和其它行业的活力一样凝结在实实在在的每一天的生活之中，就 《立春》而言，王彩铃的老妈早起一个人在院子里放鞭炮更具艺术感，高超的艺术像住在王彩铃隔壁的夜夜交欢的小夫妻一样普通、平实、热情、元气十足、充满生命张力，而且应该像他们一样忠于本能，忠于自我，旁若无人的享受快感。

只有真正的理解了艺术，才能将艺术和生活融为一体，才能更加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命运，人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王彩铃式的悲剧，才刚踩到艺术的门槛，不幸生在一个资讯闭塞的地方，错误的以为自己有了 天分已经升堂入室，并持此错误观念几十年，直到碰的头破血流才恍然大悟。

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有过一次或几次『忽然艺术』的经历，比如，忽然发现自己嗓音很好，不当赵忠祥很可惜，忽然发现自己尿尿和泥捏弄的那点儿小玩意儿很抽象很前卫和罗丹米开朗琪罗都差不 多了。。。。这样的情形，人生总会遭遇一两次的，就像人人都曾经托着下巴深沉的思索过：我从哪 儿来？为到哪儿去？我为啥是我？这样的哲学问题，但并不是人人都成了哲学家。

大部分人，经过了艺术的分岔路，哲学的分岔路，仔细的想了一秒钟，然后带着这些非凡经历走向平凡的生 活，一部分人，决定百折不回九死不悔的走下去，成了艺术家，哲学家。
在这个分岔路口判断失误的人，成了悲剧。

享受艺术和成为艺术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儿，这应该是年轻人必上的一堂课，否则就很容易行差踏错。举例而言，我喜欢看电影，甚至很爱演，但我从没想过去当演员，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技术是谋生的手段，艺术乃是人活着的目的』《死亡诗社》中，一开始基廷老师就这么教导同学们。人 掌握某种技术生存下去，然后享受到某种艺术带来的精神慰藉，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将艺术、谋生加在 一起，使谋生为艺术拖累，使艺术和谋生互相折磨。

《立春》和《孔雀》一样以苍凉的北方冬景、生活化的方言打动西方和东方的观众，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第五代导演御用摄影师的顾长卫，无意中将自己的电影视野定格在那个『中国西部片』横行的时代（像 黄土地，红高粱等），在第五代纷纷改行拍奇烂无比的商业大片儿之时，第五代的后备力量---顾长卫同学--异军突起，回归本源，再现第五代曾有的辉煌，所以顾长卫可以称之第为5.5代导演。

但是这部电影有意无意之中给人一种误导：仿佛是当下的社会背景造成了几个人命运的悲剧，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生拉硬拽，照我的理解，这些人的悲剧是性格悲剧而非社会悲剧，坦白说，就这几把刷子，在任何国家也不会有出头的机会。

如果说反应社会现实，我觉得拥挤的火车车厢，对北京户口的迷信倒是多少有点批判现实的意味呢。往深处想，这几个人悲剧性格的形成和资讯不平衡是分不开的，要是他们能多看到一些和艺术有关的节目，多读到些艺术书籍，也许就不会一根筋的觉得自己牛B了，也许就会踏踏实实过日子呢。

另外：谁能帮我问问顾长卫同学，为啥电影里每次送礼，都送菠萝？兄弟我百思不得其解。

顾长卫的《立春》是一部剧情片，但我宁肯当它是一部纪录片。可能与很多观者不同，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不是看新鲜，而是某种生活经历和记忆的重现，——自己的和某些人的。

我必须承认，我曾经是一个虔诚的文艺青年，如果细分一下的话，可以定义为“文学青年”，而那时候，我所生活的圈子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文艺青年，譬如文学青年、美术青年、音乐青年、电影青年。如果没有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或许我今天也会是一个王彩玲。

有必要回顾一下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那一晚，在郊外的一个画室里，我与我的两个朋友在微醉中读诗，从李白到辛弃疾到海子。那时候我们很有理想也很有追求，希望不远的将来我们分别能够变成伟大的“家”，在文学史美术史上占一席之地。那天晚上，我们借酒盖脸，以梦为马，宣泄着我们长久以来压抑与郁闷的情绪。那念头突如其来，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逼，——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只有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所谓的理想不过是空中楼阁，所谓的坚持不过是不自量力的硬努，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在虚耗生命但却给这种虚耗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我突然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无法弥平，突然意识到揪着头发无法让自己飞上天空，突然意识到自己只能回到地面。我得感谢那个雨夜，因为从那一夜开始，我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现实主义者，也不再固执地探寻生活的意义。

我不知道十五年前我的放弃究竟是对是错，但我知道，如果没有那时的放弃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自己。还好，我对现在的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当满意，虽然它与我当年的理想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究竟是一种觉悟还是错误，我说不清，但我至今依然对王彩玲们保持着尊敬，同时保持距离。

王彩玲也好，黄四宝、周瑜、胡金泉也罢，《立春》里的这些人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夸张，在顾长卫的故事中，他们其实只是一种真实的再现，这也正是我把《立春》看成是一种纪录电影的原因。当年的文艺青年们的生活，有很多比王彩玲们的故事还要极端，还要曲折复杂，还要充满戏剧性，——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某些戏剧性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

当年的文艺青年无疑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譬如他们固执地向往北京，譬如他们固执地坚守着“不甘平庸”的信念。可是，现实总是无情的，完全不吝于给王彩玲们种种残酷的打击，让他们在南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或者时不时地在他们面前摆上一口棺材。在现实的残酷无情面前，某些人选择放弃或者逃离，如我，如黄四宝；但仍然有无数次撞南墙见棺材但却绝不回头落泪的人，采取了不抛弃不放弃，始终苦苦坚守。然而，许三多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成了王彩玲。

现实，是个很无奈的东西，无论你承认现实与否，它都可能变成一出悲剧，——屈从于现实，你会放弃理想，演一出屈服的悲剧；而不肯向现实低头，理想却未必实现，很有可能演一出理想最终破灭的悲剧。如果像王彩玲那样，给自己造出一个进京进中央歌剧院的虚假现实，则是悲剧中的悲剧。虽然最终王彩玲选择了在现实中生活起来，但她依然心存幻想依然渴望自己某一天会站在音乐厅的舞台上纵情歌唱，于是，影片最后那一条白底黑字的字幕“谨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玲”，就被赋予了多重含义，——既是对理想主义者的致敬，也是对王彩玲们的祭奠，充满了悲剧的意味。在此，我要向顾长卫先生致敬，因为他并没有在影片中给王彩玲一个梦想成真的圆满结局，而是给了她一个虚幻现实，这更接近于生活的真相，至少《立春》在这一点上是诚实的。这个虚幻现实，也曾经是王彩玲给自己虚构出来的，在影片的结尾，王彩玲的中央歌剧院之梦与顾长卫献给王彩玲的“此情此景”合而为一，意味深长，令人唏嘘叹息。

我在现实中曾经见过太多的王彩玲，我知道他们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迷惘，如何在坚持与放弃之间挣扎，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把《立春》看成是某种生活的记录而非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剧情片。我知道我那一代人和我上一代的人中有很多这样的文艺青年，但是，我脱离他们已久，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有那样的故事。偶尔看到人山人海的美院或者电影学院的考场，我总会想，人们的梦想是否穿越了时代保持了原样。我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虚构现实这件事上，有很多人其实还很王彩玲，譬如某些小资，譬如某些网民。

虽然我已经放弃了早年的理想，但我仍然对那些坚守理想的人们心存敬意，因为他们选择的是艰难的道路，而我这样的逃兵则选择了顺风顺水的坦途。其实我想说的是，绝大多数人还是平庸的，这个现实无法回避；不甘平庸固然是一种追求，但毕竟还得有一些足以让你脱颖而出的条件才行，这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而王彩玲们的误区大概在于，他们试图飞到高墙之外或者从深井中攀爬而出，却忘了高墙之内深井之中也是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的，“墙里开花墙外香”就是这个道理，大可不必一定让自己成为一个外来的和尚。

自己被自己感动，固然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但其实王彩玲们更需要的是让别人也被自己感动，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好事。有的时候，抛弃一点儿强烈的自我意识，走出自我虚构的现实，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看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究竟如何，或许会离成功更近。而这，或许就是《立春》想告诉我们的东西。

王彩铃说，每次春天来的时候，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她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一样，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这句深可挖掘的话（无论是其政治意义，还是生命意义），出现在故事的中后段，到这里的时候，一年已经过去，在这过去的一年里，王彩铃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爱情与一段失败的友谊，当那两位爱情与友谊的对象纷纷在现实的压力之下放弃某种追寻时，她还在坚持着她的歌唱事业。但是新的一年不仅给她带来新的希望（大年初一开门望雪的那个镜头，几乎使我误以为她的命运将要好转），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幻灭。如果放弃理想在90年代初的新一轮经济大潮中变得普遍而使人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王彩铃这一次所遭遇到的事情，已经突破了她心中践踏理想的底线（理想成了可以划底线的东西）——利用理想，那位小女孩磕头哭泣，但重点是她的那句“为了出名不得不用点特殊的手段”。虽然王彩铃也想出名，但她显然怀揣着古典时代的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纯洁理想”，而不是理想与现实法则的勾结。

前面的故事主要发生在91到92年，可以从春节联欢晚会的画面上考证出是92年的晚会（那年的主持人就是赵忠祥、杨澜、倪萍），虽然理想破灭在生活中具有普遍性，我也认为顾长卫就是在追求一种普遍性，但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性，似乎也不能不引起观者的注意。四宝一开始连续地往北京跑，突然有一天，他朋友说，他去深圳了。北京与深圳，文化潮头与经济潮头，追寻与妥协，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里其实只构成了另外一个更隐蔽的问题的一翼。另一翼，就是那位芭蕾舞演员，在一段孤芳自赏的优美舞蹈后，他走进了牢笼，牢笼不仅指那个监狱，而更指的是他的假强奸行为，后者才是他的自我阉割。这两翼，构成了90年代初知识份子的普遍处境——失落了理想之后，他们或者去追求本来在理想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物质，或者自我阉割，自动纳入体制。

这是顾长卫比娄烨聪明的地方，他不涉及它，但他通过一个关于理想的看似具有普遍性的叙事，巧妙地揭露了它。在文章开头所引用的那句王彩铃的喟叹，照应了导演的政治隐喻。那个春天，似乎发生了什么，但再回首，已百年身。

但就王彩铃这个人物来说，在中国社会中其实是不具备现实性与普遍性的。但是这个人物的特征，她的虚荣骄傲与拼搏上进并存，她的渴望把持理想与内心对现实不满同在，这些特征，是具有现实性与普遍性的。导演捡起了那个时代中人们内心除了失落之外的那些彷徨与渴望，把它们揉捏在一起，变成了王彩铃。所以说，王彩铃是不现实的，但又是高度具有现实性的。在经历了那次巨大的欺骗之后，她走进了婚介所。然后电影时间加快了它的步伐，她还是没有结婚，但领养了一个孩子，孩子慢慢长大，她开始以卖羊肉为生。有一个镜头，优美而残酷，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条路弯弯曲曲伸向远方，路上开着一辆后斗里装满了羊的货车，王彩铃就在车的后斗里，和羊在一起。她的表情复杂而难以辨认——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鲜明与生动，重要的是，她和羊在一起——一种温顺待宰的动物，在车的后斗里，被载向无法辨认的远方。

电影的对于生命的感喟在这里超越了某种政治上的纠葛，露了出来，或者说，沿着前面的铺垫，渐显了出来。先不论顾长卫的这种企图成功与否，单就他的这一意识而言，已经是难得。在一种对生命的某种宿命式的叙事中，包含着某些时代气息与政治意蕴（政治当然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这种结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似乎影片在这一段所用的力道并不足，甚至稍显刻意，比如王彩铃给她女儿念飞蛾的一生的故事，这一段把意图亮得太明显，反而失去了回味的余地。而在医院里遇到早年相识的物是人非的桥段，虽然在剧情上可以圆满收场，但是稍显呆板。最后带着女儿回到当初梦想之地——北京，一起在天安门唱起儿歌，倒是非常令人动情，席地而坐的妈妈显得和蔼而温润，但她心中是怎样想法，是悲哀叹息，还是安乐而满足？

开始的开始，是她在唱歌；最后的最后，她牵着小凡的手慢慢走。

王彩玲变得幸福了，当她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之后。

王彩玲长了一张标准的电影丑女的面孔，我觉得用触目惊心的丑陋映衬华丽的歌喉和清高的性格有些刻意，甚至不够自信——不必非得长黑斑和龅牙，相貌平凡得模糊掉的女子，一样可以很有说服力的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过得是惨还是满足，旁人其实一眼即知，即便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认为表象可以忠实的披露内心。但看看那时的王彩玲，奔波、惆怅，胃痛的时候几乎是爬到邻居家讨药，唯一的光彩是绽放出夜莺般的歌声时，却又自嘲为六指般无用，郁郁不得志；爱上了不爱她的鲜桃，拒绝了想和她过日子的烂杏；粗绒线的旧衣服上永远搭着代表优雅的披肩，用自我催眠的病态虚拟着遥遥无期的成功……当她终于从高塔上跳下的时候，我觉得我认为的没错，她供奉着那又神圣又卑微的梦想，活得很辛苦；然而她又肿着脸裹着手坐到了钢琴边上，我便开始担忧她何时可以解脱。

影片的后半部就是一个破裂的过程。通俗的来讲，王彩玲屈服了，她放弃了她那看似并非毫无道理的白日梦——她的歌声那么美。但是同样又专业又高雅的胡老师选择了在狱中起舞，就连周烂杏同志也敢像模像样的朗诵普希金的诗歌。才华，在这个封闭的小县城中被奚落得体无完肤；善良，在这个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的时代里被利用得弹尽粮绝，一个饱受孤独煎熬和梦想牵制的心灵，最终由于戒备而崩溃。

于是她放弃了。

回到爸妈家，纯善而温情，选择了个可爱的兔唇养女，然后卖羊肉治好她。她不遗憾吗？缝制的那几套演出服连当围裙的用场都派不上；她不难过吗？在不想发生爱情的县城的婚介所里乞讨陪伴。

但难道她不幸福吗？当一个年近40的女人终于有了个肉乎乎的小女儿绕膝玩耍，和年迈的妈妈一起，吹泡泡，唱歌谣，用放大镜观察毛毛虫。孩子的笑脸扬起在雄伟的天安门前，那是召唤了她前半生的天堂，而她的后半生，生活大过理想，满足即是幸福。

幸福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理的词，完全主观、不可量化、无从比较。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人只要自己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世俗的一切法则都将瞬间失效。所以我从不怀疑我那些爱得辛苦或者恨得洒脱的伙伴们是幸福的，当他们如此义无反顾、如此陶醉在自己终于挣得的状态中。我很羡慕，甚至是膜拜，因为我现在不大幸福，我不想这样。

所以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理想。

理想与幸福，是不是就是一对互相拧吧的过程？年轻时的梦、的浪漫、的憧憬，是不是终将被现实一一撕碎？是不是真的要坚持？是不是该收起顶着风又带着伤的翅膀——在它还没有支离破碎前。

影片最后，导演貌似善良的安排了一个梦之情境给王彩玲，其实这很残忍，当她终于要放弃，当她相信一切都回不去了时候。我盯着影片结束的滚动字幕，脑子里想着的，却是若干年后，命运的导演该用什么样的场景慰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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