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知青生活就像我含在嘴里永远也嚼不烂的一块筋头！
        40年前中国的知青运动经历了十几年，这十几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知青运动中产生的两万多知青不是一次集体走出一个城市，到了农村的一个地方，所以不可能都是一个模样，一个背景，同样的命运，因此两千多万知青就有两千多万知青知青生活的版本，两千多种思想，这两千多万个版本和两千多万种思想汇聚在一起再提升才是 一部完整的《中国知青史》。
        我是个两千万分之一，发表的是我的版本，表达的是我的思想。
        我是在1968年11月13日下乡的，我的版本就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思潮中产生的，一定是和其他的版本有区别的，比如，我们下乡的第一天就看见全村60多户人家，只有贫下中农才有在门前挂小红旗的权利，因此，谁家是地富反坏一目了然，几天以后我们就把我们战斗队的旗帜高高的挂在了我们住的队房子前面；当天晚上我们几个男生住在老户长家里，看见西墙上布置的“红太阳”剪的毛主席人头像贴在正下面，半夜，我看见老户长看到我们都“睡着了”，蹑手蹑脚的走进来把我们放在红太阳前面的东西悄悄地挪开，那时候的人都着了魔。
        1968年下乡的都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初高中老三届，写过大字报，批斗过老师，看见过拿毛主席语录当子弹的战斗；破过四旧，有些人参加过抄家，挖过资本家的炕洞；我们这些人都参加了大串联、还有的人参加了“步行串联”；经过复课闹革命，也下厂学过工；也参加过欢呼“最新指示”发布，半夜上大街游行；我们大多数人是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大多数见过毛主席，大多数了解武斗，一些人还参加过武斗，带匕首下乡的不乏其人，甚至有的同学下乡时就把菜刀放到军挎里在棉袄里背着，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1968年下乡的老高三都是已经交了5元钱报考费的考生，下乡之前他们就有很多人已经谈恋爱，这些人改变命运的紧迫感极强，对知青的未来有种种猜测；我们学校有一个高三学生，因为肺结核休学两年，结果下乡的时候他都24岁了，今年快70岁了。年龄不一样，学历不同，他们下乡时的心情就不一样。尽管如此，我们也都是从一个战壕里冲到广阔天地里的，在不同的地方都闻到过火药味。
    1968年下乡的知青形象几乎个个都脸谱化。
        处处想造反，不一定都反得成，可是整个社会都被“造反有理”笼罩着，所以只要有挑头的就一呼百应；
        先举个小例子，当时的知青坐火车几乎没有买票的，“知青”就是火车票，他们都把下乡当成大串联的延续。1969年我们在农村过完革命化春节后，我们户十几名同学从洮南上火车回长春，中间得到四平倒车。前一段一路绿灯，但是列车员让我们组织全车厢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于是同学们捧场我就当了主持人，最后当“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尊敬的副统帅林彪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洪亮的声音传遍整列车，响彻整个松辽平原的时候，车厢里站起来一位军官赞扬我们虽然当了农民，但永远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还振臂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一个战士对我们说，他是某军区的副司令员。
        到了四平火车站已经半夜了，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们赶上了北京到牡丹江的165次列车，由于人多我们都上不去，紧急时刻我们发现餐车门开了一个厨师站在踏板上向外看，我和一个同学就往上冲，这时厨师大吵着往下面推我俩，我俩在底下抓住了他的腿喊“你不让我们上车就把你拽下来”，厨师害怕了，使劲往后靠，接着我俩就上了车，我赶忙就把厨师牢牢的挡在了过道里，那个同学就先往上拉女同学，当我们十几个人都上了车进了餐车车就开了。谁知麻烦大了，乘警、列车长等来了5、6个人，开始都让我们站起来，我们就是不站，也不说话，僵了几分钟，乘警觉得没办法陆续走了，列车长决心战斗到底，做出两项决定，1、把你们全部带到牡丹江交给铁路群专按《公安六条》处理；2、补票，说完就伏在饭桌上些什么，写完了出去就把门锁上了。
        我们坐在椅子上，拿过铁路上那种印着路标、又笨又大的搪瓷杯喝水，互相都伸出大拇指表示“我们胜利了！”那时候还不实行用“V”表示，我们说“把我们拉到牡丹江更好，不能看镜泊湖，看看杨子荣去过的狮子楼也行。”
        我们户18个人，男女生各半，除我二弟和他的一个同学外，我们都是长春八中高一、三班的同学，有几名女生都是班里的学习尖子，男生有两个都是在长春市中学生运动会上取得名次的运动员，除了班里的团支书以外，班干部基本都在我们户，文革开始后我们十几个人就组成了“红卫东战斗队”，我们都是近20岁的人了，若说社会经验多少也有点儿，不过单个对付列车上的工作人员肯定吃亏，但是“人怕成帮，狼怕成群”，我们十几个人在一起他们自然打怵。
        后半夜两点火车停在了长春火车站一线站台上，没过1分钟门打开了，我们下了车看见列车长和一个穿铁路服装高个子老头，一个铁路警察在下面等我们。
        车开了，铁路警察走了，老头领我们进了原来车站东面出口的值班室，一路无话。
        进了值班室，老头捅了几下大铁炉子，填了一大铁锹大块煤，屋子立刻暖和起来了，我们赶紧从炉子跟前往后撤。
        老头喝了口水，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说：“1、无票强行扒车；2、威胁餐车工作人员；3、消极抵抗，拒不认错；、、、、、、”老头抬头看看我们，又说，“一共五条，如果因为你们耽误进京列车上行正点行驶，那事就大了”，老头站起来走到我们之间，又说，“你们年青人，不要太冲动，大正月的闯出祸了就后悔了，你们的爸爸、妈妈一定都等着你们回家呢，你们若是不敢回去就等天亮再走。”
        老头的话感动得我们这些年青人都流了泪，在出口我们不约而同的返身向老头鞠躬，开门的值班员告诉我们“他是宋站长。”
        回想这件事，看来还是“造反有理！”
        打架，亲近暴力，1967、68两年是东北一些城市武斗的高潮，有的虽然没参加过武斗心里却痒痒，到农村也想一试身手；
     1969年夏天，在通榆县知青代表大会上，一个贫协代表在台上介绍“对知青再教育的经验”，他说，他们村的老百姓一提知识青年都浑身直哆嗦，孩子若是哭了哄不好就说一句“再哭就把知识青年找来了，孩子立刻就不哭了，知青比狼还恶，哄孩子比啥都灵！”
     那次代表会开了两天，头一天会场非常热，台上县委郑书记讲话时喝口水，随后就有一名我们学校的知青上台拿起书记的水杯喝水，开始大伙都愣住了，随后就起哄，接着就宣布休会。第二天结束时我们学校的知青就和县城的一群年青人打了起来，当时我在招待所，听到信儿后赶紧往街上跑，我看到我们学校的知青已经凯旋而归，个个都把木板子扔在一边，围在一起吃冰棍呢。
     有的村子里农民和知青打得很厉害，在通榆县有一个村子哥仨和知青打的你死我活，哥仨家晚上睡觉都在窗户前支着洋炮（打铁砂子的猎枪）。
     1969年冬天通榆县召开公判大会，对一名长春知青宣判了死刑，对一名长春知青宣判了无期徒刑，、、、、、、
        69年、70年几乎吉林省每个县都有知青打架、打群架的传闻，知青被宣判的消息。
        我们集体户的同学下乡前基本都是一个战斗队的，没有参加过武斗，但是有战斗力，下乡后68年12月初就和洮南县的农民因为我们集体抢劫发生了小型的正面的武力冲突，其中我用大鞭抽了一个农民，此事惊动了白城地区，后来洮南害怕知青报复就不了了之。
        事情是因为一块不明地段引起的；
        在离我们集体户的村子南面25里地有一块很大的长着茂密的蒙古黄榆的地段叫少爷段，他的归属一直是洮南县和通榆县争论不休的难题。蒙古黄榆是一种珍贵木材，现在是向海湿地的宝贝，谁若是砍一棵，轻者罚款重者入狱，可是1968年却是当地农民的烧火柴。
        12月初的一天上午，村子里的一个姓韩的农民急匆匆的来到我们集体户说：早晨他赶牛车去少爷段拉昨天砍的黄榆，可是洮南的林管员说少爷段是他们的，把我撵回来了，他们有两个马车，四个牛车，一共有20多人在那一边砍树一边装车。我们7、8个男同学一听这事儿喜出望外，大家意见一致：正要去砍柴火，送到家门的为什么不要？一定把那6车黄榆都抢回来，一是为报信的农民报仇；二是为通榆县挣回了土地；三是为我们集体户出了名，于是，我们几个人坐着我们户的“驴吉普”，几个人骑着马直奔少爷段。
        我们到了少爷段就喊，“哪位是林管员？”一个农民告诉我们，“他看见你们来，他骑马就跑了。”
        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想林管员是否回去叫人，因为，那时候农村干部遇见这事躲都躲不及，后来证实林管员害怕了。
        当时两辆马车都装满了，两个牛车装了一半，另两辆牛车才开始装。十几个农民见我们来就都要赶车走，我们拦住让他们集中起来赶紧装牛车，他们不干，这样就发生了冲突。我们打了两个农民他们就服服帖帖的了，装满后我们让牛车先走，让马车等一会再走，因为怕他们半道跑了。总共用了3个多小时，6车柴火卸在了集体户门前我们战斗队的红旗下面，这些黄榆我们烧了两年。
        第二天上午，白城地委的一辆解放牌大汽车停在了我们集体户大门口，一位40多岁姓张的主任来处理少爷段问题，汽车把户长和我拉到了洮南县呼和车力公社。当时我是副户长。
        到了下午两个县的干部一番争论后，解决通榆县知青打人问题，一会儿解放车拉来了那个被我抽了一大鞭，手上还有个血道子的中年农民。想不到的是那个农民不承认挨打了，说庄稼人手刮破了是常事，据说另一个被打的农民死活不来。
        晚上，我们在公社食堂吃了饭，坐解放车回了集体户。
        一直到30年后，1998年11月13日我们集体户的同学聚会才有人提起这件事，我说，现在想起来我们是抢劫，那些农民砍了柴还给咱们送来，还挨了打，有人给他们撑腰也不敢吱声，真是有点对不起他们。大家对这件事好一番议论，都对那个时代深恶痛绝，都说我们读高中是要读大学，做文明人，怎么会到农村当强盗，做野蛮人？
        我知道我身上“文明人”、“野蛮人”的成分都有，野蛮人这部分就有知青生活的影子。
        我们集体户有好几个同学都说；咱们在集体户抢农民6车柴火烧了两年，这件事可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知道！
        
        
        

        可能是为了迎合当下年轻人的口味，《知青》这一片子时代背景浓烈，演的却是几个知青的稚气理想和暧昧人生。即使是穿着麻衣土布，还是能明显感觉到几位主角帅气、美貌的偶像特质。在某一种程度上，剧中人物虽然是当年那种标准的“国字脸”，但个个都是白净青秀。赵天亮偶尔傻呵呵卖萌，周萍则是标准的偶像剧“苦情公主”角色，孙曼玲是贴心的闺蜜，齐勇是酷拽型；赵曙光是正义英勇的男二号，而李君婷则是白富美小三；孙敬文和徐进步是最标准的一胖一瘦插科打诨，这种搭配可谓是标准的“偶像剧演员套餐”。情节上也不外如此，男一号爱上了苦情的女一号，却是重重波澜；男二号有坚定的理想，感情却被小三玩得团团转。而最让人喷血的，不知道是编剧和导演有意还是无意贴近时代，加入了天亮和排长张靖严的“基情戏”，排长对天亮，那照顾和关爱，为了天亮舍弃职务，甚至夜里卷铺盖去马棚促膝长谈……应了排长那句台词：“我们这是在犯罪啊！”
     关于整个主题，其实描写知青的劳动场景不多，放假过节倒是挺多的，年轻一辈看了，不免觉得那个年代也不像父辈人说的那么苦。而知青们似乎有预兆地说“这个时代会过去的”“将来还会要高考、进工厂”，我想也不会是当时的人会去思考的。此外、知青们过于团结，对“资产本家后代”帮助很多，也不会是当时的主流思想。相反，吴敏和李君婷这两个角色，更像当年人们的形象，虽然她是不讨喜的角色，但当年，死背语录、对“敌人”盲目嫉恨和批斗、随波逐流必然才是主流。而配角们天天打闹过日，胸无大志才是当时年轻人的真实写照，因为看不到明天，整日颓然过日。主角的奋斗更像当代年轻人的典范，却不是知青的代表性人物。
      不过当然，也正是因为这部片子的偶像气质，得以让年轻一辈愿意去接受和观看此片，去了解和思考这段历史，也算是片子的一大成功之处。很多人评论此片过于温婉，没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现实情况。但大家忽略了这只是一部电视剧作品，并不是写实纪录片。文艺作品重在表达作者的思想，作者的思想是依赖于当前社会大环境，如果拍得像当年抗战题材的老革命电影，大家又会吐糟搞英雄主义。相比《抗日奇侠》、《新乌龙山剿匪记》这类雷人偶像抗战剧，央视的这种《知青》过渡比较自然，年轻和老一辈都比较容易接受，算是比较接地气的一部“偶像剧”。

警方找来心理学家：人质为什么在最后的性命关头帮匪徒逃命呢？专家深入研究，结论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份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如一九七四年，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的孙女派翠西亚被美国的“共生解放军”绑架，最后自己宣明加入共生解放军，并参于抢劫银行，一九七五年九月被捕。　关于进化心理学的解释，参看Capture-bonding（英文）心理分析学的看法，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综合症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