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

   随便浏览了一下豆瓣，发现竟然有众多的人嚷嚷看不懂。一段不算太久远的历史，竟然有这么多人完全不知道，多么让人吃惊。看不懂的该自己找书去恶补历史。关于60年代激进学生运动和70年代极左恐怖主义的书形形色色，深深浅浅，各种立场的都有。但说实话，还没见过一本详略得当的中文书来从头到尾介绍一遍。
　　
　　
　　西欧极左恐怖团伙的电影，我是第一次看到，以前不想看，也不愿看。太让人无奈的话题。这部电影给人的直观震撼远远超过了那一堆堆枯燥的文字。
　　
　　说点本人对他们的看法，西德的RAF，要求美军撤离西柏林，撤离德国，撤离越南，这帮幼稚的年轻人应该清楚东德和东柏林是什么情况？影片开头抗议巴列维国王，抗议者遇到的不过是拳头和棍棒，而1953年东柏林斯大林机车厂的工人仅仅为了增加面包配给而上街，遇到的就是T34坦克。更可笑的是后来的历史，巴列维国王时代是因为经济不发达，社会发展不充分，很多妇女死于难产，但国王含恨死去后的伊朗的种种历史遭遇，无论某些左粪怎么辩驳，看看现在伊朗人口构成就行，多么可怕！！伊斯兰革命后出生的年轻人占了人口多数，革命前出生的几代人因各种原因大量非正常死亡以致影响到人口结构。
　　
　　
　　西德的年轻人为了巴勒斯坦人的权力，为了所谓的“越南人民”可以在几年以后享受全民政治清洗，进集中营吃枪子，华人华侨被抢光家产驱逐回中国，上百万人做船民逃亡，几十万人在大海里喂鱼，而努力在西德用城市游击战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1700万东德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想尽一切办法逃离东德。这样一个疯狂的时代背景下，高声疾呼美军撤离，真是很有幽默感，他们直接申请移民东德不就完了，可以体验没有美军武力保卫的德国另一半是什么滋味。那里没有追求利润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者，更没有帝国主义侵略机器，有的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和社会主义人民武装力量，当然还有效率上比西德无能的资本主义当局要高得多的镇压工具，克格勃，斯塔西。
　　
　　
　　对于反越战问题，事后诸葛亮的用船民问题，红色高棉大屠杀来谴责这些天真的青年也不应该，这帮喜欢吸毒滥交群P听摇滚乐喊口号的年轻人，自然不会深入研究1917年以后一整部communism用鲜血写成的历史，但如果留心顺化城外那场可怕的再教育清洗的新闻。也足可以见微知著，这些大头简单小头发达的低能儿，吃饱了撑的，沉湎于毒品与滥交的西方学生，除了追求自己一时放纵的快意之外，可曾真正为越南人民考虑过？重复前社会主义者“老虎”克莱蒙梭的话没什么意思，但还是不得不说，20岁不信仰communism没良心，30岁还信，没脑子。对于多数人来说，政治成熟期总晚一些，政治心理年龄停留在激情和叛逆时代的阶段，就是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我最早看到这些极左恐怖组织的介绍，是在80年代的一本杂志，好像叫《海外星云》上，有几篇文章，比较详细的介绍了直接行动，红色旅，红军派，赤军等。这本杂志好多年没见过了。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60年代整个西方左翼运动基本是围绕反越战展开，但反战运动的中心，美国，除了黑豹党，不成气候的城市游击队共生解放军，H.R.布朗这样的煽动分子，煽动一下放火，发动城市骚乱之外，美国面临的极左恐怖威胁远远小于西欧，好像大报阀赫斯特有个后代孙女就是在做炸弹中不慎炸死，也算是共生解放军造成的聊聊几个伤亡之一。英国虽然在血腥星期天之后面临爱尔兰共和军的威胁，但爱尔兰共和军问题本质上是民族和宗教矛盾，和法德意这些意识形态矛盾风马牛不相及。看来这个问题上，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还是有差别。
　　
　　苏东剧变后，极左势力基本树倒猢狲散，但还是有，希腊貌似是1997或者99年左右，一个叫“11月17日”的组织枪杀了英国驻希腊武官桑德森准将。这个当年的CCTV新闻里有报道，我看到这条新闻时印象非常深。可能大多数人对西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团体不甚了了，也没什么人注意这条新闻。
　　
　　
　　另，90年代初，大约93年左右，一个叫“战斗的比利时共产党员”的小派别，在布鲁塞尔还按过炸弹，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之后再未见到该组织活动的记录。这条新闻当年参考消息在第二版不起眼的地方发过小豆腐块。
　　
　　80年代的参考消息里还有极左恐怖组织活动的零星报道，比如日本赤军，法国直接行动什么的。前两年有赤军领导人重信房子的新闻，当年的美女早已韶华不在，面对沧海桑田的巨变，也早已看透世情，不再纠缠于什么飘渺的世界革命，她的日本和阿拉伯混血女儿 确实很漂亮，可是特拉维夫机场那些命丧在重信房子前夫枪口下的冤魂，该去哪超度去？？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革命者追求的是快意恩仇，人道主义与法治在他们眼里，从来都不是值得一提的东西。
　　
　　大陆官方在80年代出版的国际共运史里，对这些人的定论就是无政府主义，巴库宁分子，有托派背景，暴力活动既不能实质性打击资本主义秩序，而且客观上脱离了群众，疏远了群众，不能充分发动群众云云……陈词滥调隔靴搔痒。再早出版的官方正式出版物我没见过，不清楚对这些人什么评价。不过估计72年外交“一条线”以后的官方出版物，对这些人的评价也不会太高。
　　
　　90年代后，出版的一些列反应苏东问题的书，比如回顾与反思系列等，多有侧面提及这些人的，苏联官方的态度基本是严厉批评：无组织的左倾盲动分子，毛主义者，态度最友善的苏斯洛夫和门徒波诺马廖夫也不过认为他们的活动客观上给西方捣乱，应该暗中支持。如果这帮年轻人知道了苏共最高层对他们这个态度，不知该作何选择？
　　
　　至于东德官方和他们到底联系到什么程度，鬼知道，反正神通广大的东德情报部门对西德渗透的非常厉害，6、70年代的阿拉伯恐怖主义的武器和训练多直接来自东德和波兰。而西德红军派又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武器和训练。80年代克格勃对西德反核人链运动的渗透也非天方夜谭。
　　
　　
　　今天的年轻人不再像60年代的青年那样被谬误的意识形态引入歧途，理想主义激情过剩，到处滋事，是一件好事，但彻底的沉醉于物欲化中，丧失对自身私人领域之外公共领域的兴趣，丧失对公平、正义、进步的信念，陷入犬儒化的自我陶醉中，同样很可拍。我周围的年轻人，津津乐道的是体育比赛，娱乐明星，时尚物品，和他们谈论五月风暴，伍德斯托克，巴德尔-麦因霍夫，红色旅，浅见山庄，我觉得好像自己成了傻瓜和疯子，在讲着不着边际的呓语。
　　
　　20世纪从左翼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暗杀活动中开幕，又从苏联东欧巨变，理想破灭中谢幕，确实是一个激情澎湃同时又鲜血淋漓的意识形态的世纪，新世纪又回归传统，像浮华的乔治王朝时代那样，充满了追逐物欲的华丽又腐臭的资本主义气息，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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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团伙》，写成德文就更长了。方便起见写作《RAF》——“德国红色旅”或者“德国红军”。拜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所赐，4月份的碟市上就能看到这部心仪已久的片子，而且难得的是个好版本，这倒是令人开心的一件事情。我想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某种叙述称“德国（或者德语）电影又崛起了”，06年德国影片《窃听风暴》，07年奥地利影片《伪钞制造者》连续拿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只是奥斯卡而已哦，然而这还真是一个让第三世界的导演们眼红眼热的奖项，在中国，这个奖项的早已比金棕榈更重要。07年继续是两部德语电影入围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这一部《RAF》和奥地利影片《复仇》。当然奥斯卡不能说明问题，一部电影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这至少是一个标志。

这部电影的作曲家Peter Hinderthür说的好，“这是一部很长的电影，一部很深刻的电影，也是一部大制作。”他概括得很准确，其一，长达140分钟的电影显然能够给出更大的篇幅和容量；其二，这部电影触及的是德国六十年代十分内在的伤痛，痼疾或者毒瘤——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了——RAF的问题，恰逢1968“五月风暴”的四十周年，其中自然地带出了某些深刻的问题；其三，这是一部商业电影，以观众和票房为诉求的，并且能够获得奥斯卡的提名——以及附带的北美市场，那么这种限制，或者诉求，或者位置，也内在地影响了影片的策略。

还是从简单的地方入手，说电影工业的话，这部电影里有两个熟面孔，扮演“巴德尔”的Moritz Bleibtreu是《罗拉快跑》里的曼尼，扮演“迈因霍夫”的Martina Gedeck是《窃听风暴》的女一号，其中有个眼熟的监狱，后来想起来是《碧波女贼》里的那个监狱。Moritz过了10年还是演小混混，不禁瞬间生出些许苍凉之感。导演Uli Edel是我之前完全不知道的，查了资料发现，此人主要混迹于电视行业，70年代当过道格拉斯·谢尔克的助手，跟大卫·林奇一道拍过《双峰》——于是基本可以知道这位老兄显然是谙熟美国电影工业的机制。再看他近年的其他影片，《尼伯龙根指环》、《凯撒大帝》，好吧，他显然是个操作大资本的高手。据某旅居德国的电影爱好者称，本片在德国获得了极好的票房成绩，“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塞满了影院。许多一排的学生不堪画面的重压都挪到了台阶上，情形像极了课堂。已经上映两周的电影居然还这么卖座。多亏提前一天购票。”由于不懂德语，没法对市场反应做进一步的研究，所以便姑妄言之——这大约不是孤立的现象。

如果探讨文本序列的话，首先应该是法斯宾德牵头，施隆多夫参与的十一导演的合拍片《德国之秋》（1978）（岔开一句，由于电影史自身写作的需要，在中国这边看来，德国电影从表现主义和室内剧开始，基本是这么一个脉络：茂瑙，弗里茨·朗格——里芬施塔尔——法斯宾德，施隆多夫，文德斯，赫尔佐格——汤姆·提克威，最多加上一个费斯·阿金，然后就没了……这个问题很严重，比如《英俊少年》这种“德国经典电影”应该放在哪儿……但更严重的问题是，国内连本像样的德国电影的专门图书都没有……）这部片子里，这些位老兄们各说各话，法斯宾德更是正面全裸亲自出镜——但是竟然得到了西德政府的联邦电影奖金，因为这部片子的某些段落“谴责了恐怖主义”，但至少法斯宾德那一段不是（太久之前看的了，其实是奔法斯宾德去的，关键是其他诸位老兄根本不知道是谁……）。然后是关于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的一系列电影，贝托鲁奇的《戏梦巴黎》，加拿大导演Adam Brooks的《看不见的马戏团（The Invisible Circus,2001）》，菲利普·加莱尔的《夜风》，08年法国导演Olivier Ducastel和Jacques Martineau的《生于1968年（Nés en 68）》，等等，写下这些片子才发现，恰好都是后冷战时代对冷战之中的六十年代的重写，这就有意思了。第三个序列则应当是《铁皮鼓》、《逃出柏林》、《再见列宁》到《窃听风暴》的德国电影的脉络。综合起来看，这部影片还是稍稍呈现了一些不同之处。

本片改编自德国记者Stefan Aust的同名“non-fiction”的著作，现在还不能做文本的对比研究。一个简编的版本可以参考wiki的词条（http://en.wikipedia.org/wiki/Red_Army_Faction）。从片子来看，至少能确认的一点是，文本中对RAF的叙述还是较为“中庸”的，对RAF1967年开始的历史做了追溯，区分了不同阶段——“革命的”和恐怖主义的，如果比较一下刚才提到的那些文本序列，《RAF》在前40分钟的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没有像贝托鲁奇那样把五月风暴描述成纯粹的青春躁动，而且花了大量篇幅来展示片中人物的政治主张，并在“全球视野”中描述了风云激荡的1968年。之后，RAF成立，部分主要成员去约旦接受游击战培训，从而开始逐渐走向极左的城市游击战，或者“恐怖主义”。然而正如音乐总监的表述那样，这部影片突出的两个呈现元素似乎也显现出了意义。影片对游行，集会之类大场面的控制很精到，爆炸和枪战场面也不惜血本——商业片嘛，可以理解，而且很赏心悦目，因为它好看，而且与好莱坞模式化的枪战“浪漫主义”很不同。而我要强调的则是另外一个呈现元素：法庭-监狱，这两个空间占据了电影后半段的大部分时间，RAF第一代领导人从被捕入狱到他们集体自杀这一段时间长达5年（72-77年），其间经历了多次法庭审讯，而RAF的成员则制造多起事件要求释放他们的领袖。于是电影后半段的冲突就变得更为激烈——刚才提到的两个呈现元素不停地产生对比。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路径。

如果说影片试图保持一种中立的立场，那么它可能做到了。因为在影片中无论是哪种立场都能找到支持自己的论据。如果站在同情RAF的一边，你可以发现许多对政府的批判，影片似乎试图通过人称的设置——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建立的认同而将观众纳入这种意义结构之中；如果将RAF指称为彻底的反人类的恐怖主义，其中的暴力、血腥，以及RAF成员们自身的性格弱点和诸多自我悖反之处，也足以完成这种叙述。拿两个参考文本来比较，《邦妮和克莱德》——观众显然是同情这对雌雄大盗的，但是他们最终被“绳之以法”；《看不见的马戏团》——姐姐Faith因为在法国的失败情绪而转战德国参加RAF，最终因为在行动中导致一名守卫的死亡而最终崩溃，在葡萄牙小镇自杀身亡。当然《看不见的马戏团》是一个十足的主流意识形态叙述，妹妹Phoebe在寻找姐姐足迹的过程中，不仅发现了姐姐自杀的原因，而且最终治愈和拯救了姐姐的男友Wolf——从而象征性地治愈了六十年代的伤痛。然而在《RAF》这里，叙述更多地集中在行动和政治理想之间的矛盾和自我悖反上面，这一点是六十年代终结之后最常见的叙述方式。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对RAF的审判是没有结果的——无休无知的审判和辩论，然而最终是一场集体自杀。稍稍引申开去就是这么一个表达：对六十年代的审判最终无法完成，五年里没有完成，再用五个五年也未必能完成；然而六十年代最终或许正如这几个人一样，自我毁灭。

于是这个表达真的就耐人寻味了。后冷战的话语之中对六十年代的表述，除了审判便是救赎，绝少见到如此决绝刚烈的表述。这部影片结束在著名的“德国之秋”，作为人质的Hanns-Martin Schleyer最终在一片美丽的树林中被枪杀。这个故事远没有结束。然而某种意义上它却结束了，因为影片在结尾之前借巴德尔之口明确地指出，RAF在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等人被捕之后，已经越来越偏离他们的初衷。当第一代领导人“绝望地自杀”之后，他们当初所追求和坚持的理想已经消失殆尽，只剩下了行动——或许这才是影片要表达的，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无法被审判，然而，走向恐怖主义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至少在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的时代，他们会电话通知施普林格集团说楼里有炸弹，他们也不希望造成伤亡——再去看《看不见的马戏团》，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未必没有极重的心理负担，然而他们知道，有些事情还要去做，有些话还要去言说，那些理想和政治主张仍然要坚持——

然而悲剧之处就在于，这种坚持便终于走向了反面。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不去详细追溯迈因霍夫为RAF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是很难把握他们的思想脉络的。或许这部电影的制片公司Constantin Film给出的官方剧情纲要能说明一些问题（http://www.imdb.com/title/tt0765432/plotsummary）：“...fighting a violent war against what they perceive as the new face of fascism: American imperialism supported by the German establishment, many of whom have a Nazi past. Their aim is to create a more human society but by employing inhuman means they not only spread terror and bloodshed, they also lose their own humanity.”很直接地提出了冷战结构之中的德国问题，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美帝国主义并未彻底清算法西斯主义。不过有趣的是剧情纲要中的这一段：“The man who understands them is also their hunter: the head of the German police force Horst Herold. And while he succeeds in his relentless pursuit of the young terrorists, he knows he's only dealing with the tip of the iceberg.”原来制片方的定位是一警匪片……好吧，把这个层面纳入进来的话，《杀心萌动那一年》会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文本，于是影片在探讨和反思德国自身问题的同时，最有趣的一点是并未给出一个想象性的解决或者救赎。这或许是本片没有最终沦为彻头彻尾的商业片的原因所在。或许正是如此，我们的探讨和质询，未必要导向救赎和解决，因为问题和伤痛仍然存在，这部影片也正如剧情纲要所言，是“冰山一角”。

听留德人士讲，08年此片上映之际，影院场场爆满，他是晚十点的场，看完走出影院发现还是有相当多的观众持票待进。该片所有的细节忠实于历史场景，难怪有人称它为准纪录片，当然对中国观众而言，RAF这样的组织不关己事，无甚要紧，因缺乏背景知识很多片中非常用心的细节也无从注意——但对普通德国民众而言，RAF是他们亲历的历史，当年巴德尔被捕后出庭受审，媒体上的风头压倒一切明星，就连法国哲学家萨特也前往德国探监。今天的德国人生活在包括RAF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持续奋斗而形塑出来的国家当中，虽然RAF已在98年宣布解散，虽然他们搞了多次震惊西方世界的恐怖事件，但有民调显示，今天仍有30%+的德国民众对RAF表示支持和同情。



对父辈世界说no

理解RAF，德国的纳粹化历史是必谈的问题，脱开第三帝国便不能很好理解RAF。1945年第三帝国覆亡，新成立的联邦德国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对抗苏联的冷战考量之下，其官僚机构基本上对旧纳粹的人员照单全收，相当多的旧纳粹公务员和官僚们或明或暗地进入新政府继续统治。有相关RAF的研究从代际和家庭的角度出发得出了一个颇为有趣的发现：RAF第一代成员，大部分出身于中产之家，其父辈多是前纳粹成员，而且有相当部分因为二战原因从小父爱缺失，以巴德尔为例，其父是纳粹军人，战后在苏联的战俘营关押几年才放回到德国，曼因霍夫的父亲也是纳粹军人。RAF充满荷尔蒙的激情反抗行为从这个角度而言，被理解为是对父辈行为的反抗，以及对父爱缺失的反弹也不为过，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接受了大量老纳粹的联邦德国波恩政府，不少行事风格和管理国家的方式天然的有一种纳粹风格。正如片中RAF批评的德国所谓“警察国家”的说法，电影刚开始德国警察纵容黑衣举牌的伊朗特工殴打抗议群众，政府和巴列维伊朗这样的独裁国家合作的背景，以及片中提到为了打击RAF最高警署要换发全国身份证、利用计算机来分析公民的信息以期扩大暴力机关权力等等细节，表现出联邦德国确实有纳粹风格“警察国家”的影子。这种纳粹残留实际上是同盟国对历史清算的不完整和不到位，或者说通过充满政治考量的战争解决和交织利益纷争战后审判的清算方式注定不能奏效，真正要清算纳粹残余，还是靠德国民众的争取。

影片所体现的RAF兴起的六七十年代全球学潮和动荡的背景，并不是德国人民抗争的开始，实际上从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德国人民通过诸如学生抗议和游行示威，就已经在表示全社会和纳粹历史的决裂、以及对父辈们组成的依然甩不掉纳粹影子的联邦德国政府的不满，因此1972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惊世一跪，也是整个德国社会不断反思和抗争取得的结果，不只是所谓的个人良心。自战后新德国建立开始就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和抗议浪潮当中，RAF只是其中一支，所有这些运动和抗议所争取来的德国社会的进步和对历史罪行的深刻反思，德国人至今荫其恩泽，正如同当代的文明受惠于整个世界对于二战大屠杀的反思一样。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抗议和学运的时代，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国的文革，美国的民权运动等等，时刻在和非洲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越战以及中东冲突这样的战争新闻争抢头版。全球学运和抗议浪潮当中，德国的RAF，意大利的红色旅，日本的赤军这三个前法西斯国家的极左运动仿佛走得比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更远，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普遍反思、新兴民族国家出现对国际秩序带来冲击、新的科技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这些普世原因之外，德意日这三个国家历史当中不容回避的清算法西斯的课题，无疑激化了当时抗议和学潮的浪潮，年轻人上街游行、公民和警察对峙，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表达对自己国家和父辈所作所为的抗议和反思。历史从来不是被割断的，以RAF为代表的极端运动，除了冷战时期存在东西对峙的背景下反抗资本主义痼疾之外，对见证了自己国家那段罪恶历史的父辈世界的清算，也是问题的本源。



暴力是错误的

RAF的行动在今天看来，的确很让人有种脱口而出“恐怖主义”的冲动，但其行为之所以被称为极端主义（德国官方也如此说），和恐怖主义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恐怖主义是无区别地针对平民，而RAF的暴力活动则只针对高官、财阀、媒体头目这样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人物（RAF历史上只有一次在活动中误伤无辜，即springer出版社的爆炸案，当时他们电话通知对方将有爆炸，但对方未重视，结果造成普通出版社员工伤亡，片中有详细刻画），他们的目标不是平民。话虽如此，但RAF和红色旅、赤军这样的极左组织家常便饭一样的爆炸暗杀绑架劫机，至少从手段和结果上并未体现出其和恐怖主义的本质区别。片中巴德尔和曼因霍夫一行人前往约旦受训，其中就有巴解组织、克格勃等各种鱼龙混杂的势力，例如以巴解组织为代表的阿拉伯武装组织在全球进行的暴力事件，也很难让人将其求解放的诉求从恐怖主义的泥淖中挑拣出来，更遑论诸如南美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这样的组织，六七十年代也是共产党的左翼武装，但现在已经完全沦为贩毒绑架的犯罪组织。游击战常被说成是革命武装斗争的形式，但今天看来纯粹就是恐怖主义行动——立场不同评价就不同，不能超越以暴制暴的逻辑，这样“我之蜜糖，彼之毒药”的争论就不会有答案。

片子里将巴德尔刻画的很是放荡潇洒，浪子形象的绝对行动派，实际上巴德尔本人不是这样喜怒无常出手鲁莽，相反他本人是个理论高手，并不是那种嗜血武夫，他在70年代就写过一篇关于“城市游击战”的文章，论述了如何在德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里开展武装斗争的理论（据说此文在2000年后才被译成英文，反响甚大，但目前未有中译本），因此片中有个细节就是巴德尔不愿意在约旦的沙漠里受训，因为他觉得这些野地里的技术动作没有意义，将来他们是要抢银行绑架高管的。曼因霍夫也是如此，她一个专栏作家出身，对学生的抗议活动从旁观到同情到参与，也不是一直主张暴力解决一切（虽以她的名字命名，但实际巴德尔和女友古德伦是RAF的首领）。学生运动后来出现暴力倾向，也是暴力本身开的头。片子开头警察在偏僻处枪杀学生确有其事，后来东德档案解密：该警察是东德打入西德警察内部的特工，开枪杀人是为了激化局势。同样情况，根据后来RAF研究者的不断调查发现和一些当事人的献身，证实了RAF其实有相当多的武器，是西柏林当局故意提供的，当然我们可以臆测这些前纳粹分子确实想通过养敌自重的方式来扩大警察权力，但不争的事实是RAF自成立就是一个暴力组织，虽然他们的宗旨是反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不公正现象，消除纳粹给德国带来的阴影，但这些愿望良好的青年在对抗不公体制之际，其自身的残暴行为也处于道德和法律的禁区。RAF在第一代领导人巴德尔和曼因霍夫入狱之后，暴力行动开始在与他们的初衷相差甚远，他们的目的，仅是不择手段解救同伙而已，由此造成了1977年“德国之秋”的大量血腥暗杀事件。进入80年代，RAF的活动趋于缓和，这背后或许有国际局势和国内矛盾的趋缓，或许有46-64一代婴儿潮长大的激进青年的老去等等原因，但或许民众对RAF行动失去兴趣和不支持则是更重要的原因。

RAF当中大量成员出身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家庭，不出意外他们本应该成为中产阶级社会的稳定器和社会的上层精英，他们以最流行的存在主义、性解放和被理想化的共产主义偶像们标榜自己，和所有年代里选择激进变革和极端方式的人一样，他们注定只是潮头的一批人，而非社会的大部分/主流，他们的主张并不是德国大多数民众面临德国诸多社会矛盾（纳粹残余、以美国在德国实验原子弹为表征的美德不平等关系、僵化的两性关系、代际关系、雇佣关系、两性平等、种族问题等）之际的选择——即便在激进学生内部，他们的主张也只是一支，片中开始不久学生们集会高呼“胡志明胡志明”时的学运领袖，片中被一个仇恨共产主义的小店员枪击，幸而未死。有研究表明，此学运领袖不是激进的暴力派，他主张走区别于万恶的美帝资本主义和苏式斯大林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反而是那个一心仇恨共产主义的小店员的暴力暗杀，在风起云涌的学潮当中，显得没有丝毫意义。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进入90年代和21世纪，有不少前RAF成员纷纷走入德国政坛，有成为德国右翼政党高层的，也有成为施罗德政府内政部长的，德国前外长，曾经的西德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菲舍尔也被怀疑是RAF成员，他们的崛起也说明了六七十年代心怀天下的一批学运骨干成为德国整体的中坚力量，但他们却没有一个是通过暴力手段上位的，正如菲舍尔在评价RAF时所说：“暴力，哪怕是有限的暴力，也是错误的。”


不要极端的理想主义

08年此片在罗马上映之际，就有不少人在场外抗议称此片有美化RAF之嫌。的确，一个主张暴力革命、不断将暗杀绑架爆炸推送到人们面前的组织，其理想如何崇高正义，但手段之残忍，也足以让人们在面对它时自觉站到反乌托邦的一面。和RAF同时代的切·格瓦拉头戴红星杀人不眨眼，柬埔寨红色高棉以共产主义之名行大屠杀之实，你固然可以说这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六七十年代冷战背景下革命和战争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但纵观历史，对崇高理想的偏执追求、信奉绝对完美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从来都带人进入地狱而非天堂。

始自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并不算长久的人类“革命”历程当中，革命者无一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无一不是目的正义压倒程序正义。革命的恐怖主义被赋予合理性，在现代化的科技、高度组织化的政党、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代表的各种较为极端的思潮的共同作用下，革命者处决对手的效率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高度发展，雅各宾派处决吉伦特派或许只是断头台不够用了，但希特勒（毫无疑问他是个高度偏执和理想主义的“革命者”，成王败寇的史书对他的定义另当别论）的集中营能够处决一千多万人；洪秀全为了建立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国可以杀戮无算，毛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也能够在三年里饿死两三千万人。当一个组织，一个政权开始向人们许诺“地上天国”之际，当一种学说将极端的理想主义、将永恒性和排他性推崇到至高地位之时，我们应该警惕，高度乌托邦和极端理想主义将必然导致不择手段和毁灭人性。

没有完美的人生，更没有完美的社会，更遑论复杂的政治。生存本就意味着和各种不完美的相处，在相处当中实现改变和进步，同时谁也不可能有能力甚至道德优势去判断绝对的孰对孰错、孰为进步需要颂扬孰为落后需要改造；但理想主义政治化为一种学说和教条，则是否定多元、高度排他的。以当时德国的现实而言，战后百废待兴，西德政府当中的大量前纳粹官员，无论其是主谋还是跟从者，从专业技能上讲，对新国家的重建是有意义的，对纳粹思想和体系的清理，也不能通过简单的暗杀和贴标签处理，这注定是个长期的甄别和反思过程。要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不公，也并不是只有暴力革命一条路可走，RAF的暴力是手段，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图图主教、曼德拉放弃暴力甚至拉宾和阿拉法特的握手言和则更是可行的手段。


理想是美好的，理想主义本身更不是坏事，它意味着信仰、投入和真诚，以对现实问题的不轻易妥协，它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因此电影中着力刻画的德国学潮一代那种不羁和活力，无疑是诱人和有鼓舞作用的；同时作为一个共同分享过红色意识形态的国家，RAF的历史并非与我们无关，通过电影，我们应该汲取一种面对和反思过去的精神，不管这种反思是不是被鼓励和承认的，也不管这种面对是不是显得鲁莽和准备不足，或许影像因为表达方式的局限不能表现理论以资我们深刻思考，但呈现问题，有时往往比给出答案更为重要。

大约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就清晰地记得乌里克.迈因霍夫的名字。

不记得是从什么地摊文学与或者是知识日历上得来的信息，总之那本书（或杂志）大约有着“全球恐怖组织大观”之类的名字。作者一面痛斥着恐怖活动带来的无辜伤害，却又不自觉为一类恐怖分子树立起道德难辨的形象。在关于赤军派的篇章中，我隐约记得文中描述“乌里克.迈因霍夫，曾任左翼刊物《新混凝土》记者，参与××运动，为表示对××的抗议，在１９７７年于××监狱，上吊自尽。”

在容易盲目陷入英雄崇拜的少年时代，这个女人的名字就这么根植于我的内心。幸而自己没有成长于那个年代，没有经历过68年学生运动的洗礼，否则不是在中国成为一名勇敢的红小兵，就是在欧洲撒播革命火种，与迈因霍夫女士共同战斗了，当然那只是意淫中的那么一点可能。

随着年纪越来越老，我渐渐体会到意识形态和宗教这能给人一种虚幻的力量，并越来越纳闷，这种力量真能滋生一个叫恐怖组织的群体，并真能让一个叫恐怖分子的年轻人在10公分的距离内，对与他无冤无仇无交集的“阶级敌人”开枪吗？电影这个讲故事的媒介，能重现一个个体和一个群体的从心灵到行为的变化史吗？

在赤潮如火如荼的1970年代，我们当然无法将这种暴力行为彻底描述成“无意识地构建假想敌”。学生运动的挫败、越南的泥沼、马丁路德金与肯尼迪的遇刺，都在一次次地刺激“渴望公平”的毕业生，进而产生前仆后继的社会破坏行为，这些行为在与警察机器的斗争中，或多或少造成了伤害甚至死亡，这样更进一步地加重年轻人的被迫害感，从而将社会破坏变本加厉地导入恐怖主义行为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于这个多米诺式的变化过程，电影《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成功地给予了再现。

电影开头，迈因霍夫在裸体浴场与两个孩子慵懒地晒着太阳，进入朋友派对后，在丈夫给她递来工作成果——针对伊朗极权皇室的抗议信——的那一刹那，她之前的慵懒和羞涩淡然无存，转入一个尖顶的左翼共产主义信念者。由此，能明白，1968年，青春的荷尔蒙在高潮时嘎然而止，但却没能将其完全驱散，余下的荷尔蒙必将在1970年代愤怒地燃烧进而产生可怕的破坏力量。五月风暴、枪毙越共、刺杀肯尼迪、刺杀马丁、伯克利大学示威，这一系列定格1960年代末的画面也被短暂而强有力的剪辑凝在一起，预示着“赤军派”的必然出现。接着从捣蛋性质的商场破坏到逃狱后与意大利红色旅的联络，再接着经过约旦沙漠的军事训练到返回西德后针对美国外交机构和右翼出版社的恐怖袭击……电影像交响乐奏鸣曲式般，让他们一步步走向高潮，并随之引来一次次受挫，成员陆续落网或“牺牲”。奏鸣曲式总是在一次次受挫中走向万声齐喑的最高峰的，于是更激进的“长江后浪”们来了，刺杀范围扩大到商业资本的代表——集团老板们，甚至扩大到平民百姓——劫持民用航班就是从那时起渐入1980年代的高潮。

如果说意大利红色旅的衰落，是由于杀害受民众爱戴的前总理莫罗；那么西德赤军派的衰落，则是由于对汉莎航空航班的劫持并杀害乘务员。这些都让恐怖组织的群众同情心丧失殆尽，当然，1990年代的到来，让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化资本彻底战胜了左翼意识形态，同时让60年代残留的荷尔蒙终于挥发完毕，这些失去，才更是全欧左翼组织走向衰退的根本原因。何止红色旅和赤军派，法国的直接行动、日本的赤旗派都被他们国度强大的资本收拾干净了。除了对“美帝”的“惩罚”依然不时在希腊这样的二线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外，以意识形态为支撑的恐怖主义，最终全方位让位给以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解放名义为灵魂的恐怖主义。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中的赤军派，更像是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可疯狂生长的毒瘤，它在那个年代拥有土壤和营养，并在被一轮轮斩草后吹又狂生。最终除根的依然还是土壤。通缉令头像群中，有4个（包括骨干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都是自己给自己在狱中画上了×。巴德尔曾向狱警和律师表示：“我都根本不认识那伙人（在外面搞暗杀和绑架，以图释放他的‘战友’）”，巴德尔女友恩丝琳在狱中偷听“后辈”新闻后，感慨：“他们比我们强。”而当听闻汉莎航空劫机事件失败后，他们这“赤军派第一代领导集体”才算明确自己的革命理想只是一场虚妄的梦，自杀，是惟一的出路。而“比我们强”的二代、三代则继续将虚妄的理想燃烧到冷战结束前的最后几年。

那位68年的学生运动领袖反倒因祸得福，他在某次演讲后挨了仇视共产主义者的三颗子弹。虽然保住了姓名，可再也革命不起来了，却偏偏激励了其他年轻人成立了赤军派。而当赤军派一成员病死在狱中后，久为露脸的他来到葬礼上，振臂高呼一句“革命要继续。”呐喊革命口号，成了他最后的权利。

电影在展现一个有机体生长和覆灭之外，并没想去呈现个体思想的成因。对恐怖分子心灵成长史的表现，在电影史上成功案例极少。戈达尔比较讨巧，《小兵》中的布鲁诺在逼供前依然如此固执和沉默，更多的是来自信念以外的东西，或许是面子，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不屈，对于革命理想，其实他并不显得认同。的确，在那个以意识形态主导恐怖组织思想的年代，作为个体的“武装分子”并不想今天的宗教和民族狂热分子那么坚定，他们也会经常对自身和组织行为感到焦虑甚至怀疑。这种内心挣扎在意大利导演贝洛奇奥的《再见，长夜》中揭示得相当精彩：

红色旅成员安娜，因为组织安排，需要在生活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在囚禁前总理莫罗的出租屋里，她是坚定的革命战士，和同伴们在面对电视新闻中莫罗保镖的葬礼时反复念叨“工人阶级应该全部领导”。而为了掩饰，她必须照常继续图书馆的管理员身份，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个对红色旅及其信念持完全否定态度的男孩，男孩恰好写作着一个虚构的红色旅剧本。安娜在外的这个假面潜移默化地消磨着她的信念，再加上莫罗写给妻子和教皇的信件让她逐渐体会别人的立场和感受。渐渐地，恻隐之心有了。对于红色旅“人民法庭”的裁决，她表达了不信任，凭什么要将个人等同于国家，阻挠红色旅极左共产主义信念的真是莫罗代表的“天主教民主党”以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吗？红色旅不信任宗教，然而他们的理想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宗教，执导着他们越走越偏，最终众叛亲离。安娜看不见了希望，看不见了出路，置身长夜，就连梦境都在Pink Floyd的《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中留给黑白的苏维埃建设画面。

关于前西德赤军派（RAF）的最近一则重大新闻，发生在去年末，11月23日，德国总统克勒决定赦免RAF第二代首领和该组织的血腥杀手Christian Klar。目前，唯一还没有得到赦免的RAF成员只有Birgit Hogefeld，他是赤军派的第三代成员。

从《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看恐怖组织红军旅兴衰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6月11日18:11 时代周报

2008年末的罗马国际电影节，一部德国影片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和抗议：首映式还没开始，就有1000多名大学生聚集，声讨该片。在热闹的反对声和警察的疏散下，影片终于和观众们见面。

　　事实上，早在德国本土上映前，这部片就因其浓重的历史敏感性而备受影坛关注。作为德国2008年最重要的一部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被德国选送去参加第8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并获得提名。然而，围绕着这部片的批评和争议始终没有停止。在很多抗议者看来，这部讲述德国恐怖组织“红军旅”(Rote Armee Fraktion)兴衰史的片子，似乎太过于美化那些极端分子了。

　　为什么一个恐怖组织的电影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而在历史的背景下，这个恐怖组织又聚集着一群怎样的人？

　　时代周报记者 马欢

　　短裙、长腿、皮夹克，还有刺激的追车大战，如果去看《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会发现这帮“红军旅”的性感武装丝毫不亚于年度时尚大片。然而，正是这群年轻而狂热的人，让德国人至今心有余悸。在长达28年的武装斗争中，他们组织了袭击、绑架和谋杀，导致34人丧生。尽管“红军旅”在1998年就宣布解散，但对那个时代的恐惧和清算，至今尚未结束。

　　从学生到恐怖分子

　　“红军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学潮。当时，殖民主义以及冷战结束，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经历“二战”以后最大的“婴儿潮”时期(1946-1964年)。这时期出生的德国青年一代，以反叛的方式逐渐爆发，他们走在反对种族歧视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反帝国主义的最前线，他们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否定西方的民主，以及当时仍在发展的人权观念。

　　除此以外，东、西德的战后“消灭非纳粹化”运动的失败，也使当时的左翼青年感到愤怒。在他们看来，“消灭非纳粹化”运动毫无作用可言。更让他们感到不满的是，一方面，德国共产党自1956年起就被非法取缔；另一方面，前纳粹主义分子仍官居各大政府要职。比如，联邦德国的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就任用纳粹党的汉斯。格洛布克作为首相秘书。

　　接下来发生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加速了矛盾的激化。1967年6月2日，在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访问西柏林时，学生们的不满演变成了抗议。当时，海外被流放的伊朗人得到了德国学生的广泛支持，当伊朗国王访问柏林歌剧院时，那里早已有一群学生在聚集抗议。在歌剧院抗议期间，一名学生叫班诺欧。诺所格首次参加抗议集会，然而，他却被警察开枪击中头部。

　　开枪的警察卡尔。海因兹。库拉斯在审判中宣布无罪释放。在渐渐认清国家和警察的残暴后，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对诺所格的死感到十分愤怒，更对政府感到失望。这种失望，逐渐化为更多暴力行动。

　　1968年，古德伦。安司林和安德列亚斯。巴德尔，以及随后加入的托尔瓦。普罗和霍尔斯特。旬赖，在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公司纵火，以示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这两场火灾造成了70万马克的损失。2天后，也就是1968年4月2日，他们被捕，并被判刑3年囚禁于重刑犯监狱，相对于前面警察的无罪释放，这场审判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出乎意料的严重。

　　4名被告受审期间，还是记者身份的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在当时著名的左翼政治刊物发表若干篇文章，对巴德尔等人表示同情。她本人更在杂志上评论道：“如果一个人放火烧一辆车，那就是犯罪。如果一个人放火烧成百上千辆车，那就是政治行动。”

　　到了1970年，“红军旅”正式成立了。在这个主要由大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中，他们自称是共产主义的“城市游击队”，反对越战，称美国和联邦德国推行帝国主义，憎恨资本主义和纳粹，梦想建造一个平等而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当然，是用他们认同的那种极端方式来实现。

　　同年，十几名“红军旅”成员在巴勒斯坦接受当地恐怖组织的军事训练，学习如何使用枪和炸弹。返回西德后进行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他们抢劫银行、纵火烧毁房屋、用炸弹袭击驻西德美军营地。用暴力来实现所谓的理想，一场恐怖活动的序幕就此拉开。

　　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红军旅”把攻击目标锁定在西德经济、金融和政界的高层人物身上，先后制造了多起血腥暴力事件。在这些牺牲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长串的名人：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等商界名流，也有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德国托管局局长罗韦德尔等多名政界要人。

　　尽管“红军旅”将自己标榜为不折不扣的反纳粹主义者，但正如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的一样，“他们的伪装下，其实是另一个赤裸裸的希特勒”。

　　恐怖的“德国之秋”

　　到了1977年，“红军旅”的恐怖行动达到了高峰。在绑架及杀害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那44天，他们制造了让后人毛骨悚然的“德国之秋”。

　　这一行动起初是为了逼迫西德政府释放在押的同伙。1972年，德国法院以多次投放炸弹的罪名将11名“红军旅”元老判刑，关押在斯图加特的斯塔姆海姆监狱。“红军旅”第一代核心首领安德列亚斯。巴德尔和古德伦。安司林也在关押之列。而另一名核心领袖迈因霍夫，因不堪审问折磨，于1976年在狱中上吊自杀。

　　尽管作为“红军旅”的核心与智囊巴德尔等人在监狱里指挥着武装斗争，但在他们被关押的5年时间里，外头的“红军旅”中又形成了第二代领导核心。如果说，巴德尔那一代的“红军旅”的宗旨是反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不公正现象，消除纳粹给德国带来的阴影的话，那么，在1977年秋天之后，“红军旅”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初衷相差甚远。他们的目的，仅是解救同伙而已。为此，他们愿意不择手段。

　　1977年9月5日，当时的西德电视新闻是这么记录的：“这条公路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两辆奔驰被枪打成筛子状。车旁边停放了四具尸体。尸体被布遮盖着，看不见死者的面部。”这一天，“红军旅”袭击了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车队。施莱尔的4名随从当场毙命，施莱尔也被绑架。

　　对于“红军旅”来说，施莱尔是再合适不过的头号绑架对象了：他利用国家社会党发迹，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属于最有权势的大老板之一。

　　虽然人质在“红军旅”手中，但西德政府对这种讹诈并没作太多理会。当时的西德总理施密特担心，一旦释放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就会组织新的恐怖行动。他在人质被绑架4个小时之后发表了电视讲话：“绑架者肯定会听到我的讲话。他们也许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但他们不要抱什么幻想。恐怖主义是没有前途的。”

　　随后的44天中，西德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西德首都波恩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装甲车行驶，所有政府部门都围上了铁丝网，联邦刑侦局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通缉行动：他们搜查了几千户住宅。如果家里没有人，警察就破门而入。警察们不仅散发了几百万份有被通缉者照片的传单，还公开了犯罪嫌疑人的声音。议会也以从未有过的速度颁布了一项法律：禁止“红军旅”囚犯之间发生任何接触，也不允许他们与自己的律师交谈。因为在政府看来，所有的恐怖活动都由这些在押的“红军旅”首领策划。

　　就在警察几乎抓到了绑架者的时候，“红军旅”给西德政府寄去了施莱尔的录音带。在这卷录音带里，施莱尔声音沙哑：“我在目前的处境下要问一下，到底还要发生什么事情才能促使联邦政府下决心呢？我已经被恐怖分子关押了5个多星期。”

　　随后，西德各大报纸上都刊登了“红军旅”为施莱尔拍的“催人泪下的照片”：他头发蓬乱，一脸倦容。手里还拿着一块牌子：“红军旅”的俘虏。

　　那边厢，“红军旅”的国际同伙们为了响应他们的行动，也给西德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1977年10月13日，4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德国汉莎公司的兰茨胡特号飞机，机上载有87名乘客。恐怖分子打死了机长，并威胁说如果不释放关押在斯塔姆海姆的“红军旅”人物，他们就要处死人质。飞机降落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就是轰动世界的“摩加迪沙机场劫机事件”。

　　5天后，西德政府终于下定决心。一支西德特种部队“边防军第9大队”成功冲进了飞机，制伏了恐怖分子。几个小时之后，这一消息上了广播：“被恐怖分子绑架的86名人质被解救。联邦内政部发言人证实了这一消息。”

　　当晚，彻底失望的巴德尔和拉斯沛双双在牢房里用手枪自杀，女恐怖分子安司林也用电线悬在铁窗上自尽。

　　一天之后，人们在一辆汽车的尾厢里发现了施莱尔的尸体，他被人从后脑打了一枪。“德国之秋”结束了，巴德尔等人的自杀也标志着“红军旅”走向衰落。尽管在随后的十几年，第二第三代的“红军旅”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活动，但早已没了当时的声势。

　　1998年8月20日，在德国科隆的路透社公开发表了“红军旅”长达8页的自行解散报道：“28年前，也就是1970年5月14日，‘红军旅’在解放行动中组成，今天，我们终止这项计划，‘城市游击队’从此成为历史。”报道还在结尾引用了罗莎。卢森堡的一段话：“革命说：我曾在、我存在、我依然如此。”

　　神秘消失的尸体

　　4名在监狱自杀的“红军旅”领袖，巴德尔、迈因霍夫、拉斯沛和安司林，他们的尸体并没有得到完整的保存，而是被当局保存起来，用于科学研究。尽管，按照法律，未经当事人生前允许摘取器官是违法的。

　　据传，科研人员对这些人的“杀人如麻”难以置信，很想知道杀人狂的大脑结构到底与平常人有何不同，进行过多次试验。比如，将迈因霍夫的大脑与另一个连环杀人犯的大脑进行比较。

　　据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除了迈因霍夫的女儿经过争取后，获得当局批准，取回母亲的大脑安葬外，其余的大脑全部失踪。负责对这批大脑进行研究的德国戴宾根大学神经病研究所所长迈耶曼说，他捉摸不透大脑为何失踪。这一系列有关大脑的研究，可以反映德国当局对这些革命刽子手所抱有的一种近乎病态的痴迷。BBC还曾报道，一组医学人员在未经当局同意的情况下制作了一个巴德尔的面具。

　　不管怎么样，很少有人知道，当时政府到底对这些尸体做过什么，这一直是德国的一个谜。德国有画家还以迈因霍夫的死为主题，做了15幅写实主义风格的灰泥浮雕画，引起很大反响。

　　那一段扭曲的历史

　　时代周报记者马欢 实习生 肖素吟

　　这是德国一段扭曲的历史。

　　电影根据记者斯蒂凡·奥斯特80年代畅销书改编，讲述20世纪70年代德国极左恐怖组织“红军旅”的兴衰史，片名就是该组织两个首领的名字。在冷战的背景下，该组织成员以德国“国家道德腐败”为由，犯下多起暗杀、爆炸、攻击以及绑架的罪行。当时曾引起德国一部分年轻人的崇拜，把恐怖分子视为英雄。

　　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充满了炸弹袭击、谋杀等恐怖主义的威胁，加上对渗透进内部敌人的恐惧，极大地动摇了德国脆弱的民主基础。

　　深受纳粹影响的一部分激进的年轻人，在安德里亚斯·巴德、乌尔莉克·迈因霍夫和古德伦·艾斯林领导下，掀起一场战争，反对他们认为的新法西斯主义：美国支持扶植起来的西德政府，其中许多人历史上曾是纳粹分子。这些年轻人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社会，但是采用了不人道的手段，他们频繁制造恐怖和流血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完全丧失了人性。他们反对西方对中东、越南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他们解释社会、政治和司法战争，成立了“红军旅”。他们偷盗汽车，抢劫银行，在百货公司纵火，劫持飞机，暗杀那些在社会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焦点人物。然而整个事件渐失去控制，并且以血腥恐怖结束，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无法估量。

　　电影最初强调的是飚车、身手矫捷的女人、政治雄辩和伪装，却惹来美化恐怖主义的非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扮演红军派关键人物的几个演员的演绎下—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玛天娜。姬迪)、安德列亚斯。巴德尔(莫里兹。布雷多)和古德伦。安司林(乔娜。沃卡莱克)—电影剧本的瑕疵可以说是出乎意外的少。

　　尤其是巴德尔，尽管他有着邪恶魅力，他被描述为一个肤浅的、重视外表的伪君子。他以牺牲无数无辜的生命，来实现自己好莱坞式的亡命幻想，这样一个濒临精神病边缘的人并没有什么地方特别吸引人。当理想主义幻灭，取而代之的是卑劣的指责和阴险的玩弄时，“红军旅”的成员毫无帅气可言。

　　不管这部电影是不是对巴德尔的真实写照，他的团伙有多大争议，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的，那就是尽管导演埃德尔和编剧艾兴格对这些中产阶级地下斗士感到着迷，但是他们仍决心不让“红军旅”轻易过关。

　　他们用公正的眼睛纪录着红军派血淋淋的恐怖袭击，类似纪录片的风格延伸着整部电影：埃德尔和艾兴格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其中的对话，也是尽可能地建立在真实的演讲文件或宣传文档；档案脚本和摄影提供了视觉美感的关键。但是相对的，这其中就出现了某些相当沉闷的情节—迈因霍夫和安司林之间经常翻天覆地大吵大闹，针锋相对的言语也让受众难以消化。

　　该影片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尽管通过研究并且按照真实故事导演，但却很难触动观众。随着影片的播放，观看的热情也在慢慢冷却，而且最后“红军旅”革命热情堕落为沉闷的幻灭，这些都使电影显得冗长、残酷。

　　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也许很难想象，如此残暴的“红军旅”成员，大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在最初的17个核心成员中，包括十个大学生、两名律师、两名记者、一名医生、一名摄影师，只有一名体力劳动者。尽管他们家境良好，大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政治理念十分极端。在“红军旅”影响最盛时，法国哲学家萨特甚至曾亲赴监狱看望巴德尔，引来世界关注。

　　领导人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如果仅仅看表面，很多人会认为她是个“相当漂亮的女人”，但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腼腆的美女的名言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将要贯彻游击队思想……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死重于泰山，一个资本家的死轻于鸿毛。”

　　迈因霍夫在26岁时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但不久之后，她就离开了丈夫，并辞去了报社的工作。很难想象，两位孩子的母亲在这时已经将自己的绝大多数时间，用来策划并参与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了。

　　在评论“红军旅”时，德国前外长，曾经的西德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菲舍尔说：“暴力，哪怕是有限的暴力，也是错误的。”

　　安德列亚斯·巴德尔 Andreas Baader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团伙取名自两个首领的名字，其一就是安德列亚斯·巴德尔。巴德尔热衷惊险刺激而潜在暴力的事物，这使他投身到左翼学生运动中。1968年，他与女友安司林在法兰克福一家百货商店纵火被判刑收监。1970年5月，在还是记者的迈因霍夫协助下，他逃离了监禁，所谓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就诞生了。

　　1972年6月1日，巴德尔与成员杨-卡尔·拉斯沛和霍格·麦斯被逮捕。在被监禁的4年中，他受到审讯并被判犯有包括谋杀在内的多宗罪状，这是德国历史上最漫长和昂贵的审判。1977年10月18日清晨，巴德尔与安司林和战友杨-卡尔·拉斯沛在斯塔姆海姆监狱集体自杀。那一天被称为“死亡之夜”。

　　乌尔丽克·迈因霍夫

　　Ulrike Meinhof

　　迈因霍夫的父母早逝，乌尔丽克和妹妹由母亲的好朋友雷娜特·里梅克照顾。里梅克是一名忠实的社会主义者，对她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

　　迈因霍夫后来嫁给了一份左翼学生报的出版商赖纳，几年后成为该报主编。1962年，两个女儿出生，她与赖纳分道扬镳，并倾向于极端激进的学生运动。尽管“红军旅”取其名字来命名，但正如设想的一样，迈因霍夫并非该团伙的第二把手(巴德尔和女友安司林领导着整个团伙)。1972年6月5日，她被逮捕。

　　被监禁的4年中，其他成员对她的置之不顾使她越来越消沉。1976年5月9日，迈因霍夫在斯塔姆海姆监狱上吊自杀(尽管有人质疑这一官方说法)。

　　古德伦·安司林

　　Gudrun Ensslin

　　与许多人的猜想相反，正是古德伦·安司林，而非迈因霍夫，真正稳坐“红军旅”的第二把交椅。在20世纪60年代，古德伦是一名政治思想活跃的学生。1967年6月2日的柏林示威游行中，古德伦就在学生班诺欧。诺所格被杀的现场。

　　示威结束后，她来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当地的办公室，歇斯底里地嘶叫着：“法西斯国家就是要把我们全杀了啊！以暴制暴才是唯一的出路。”

　　1970年5月，“红军旅”的恐怖活动达到顶峰。1972年6月7日，安司林在汉堡被逮捕，她受审并被判刑。关于她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她在监狱上吊自杀，另一种则说她被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