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2015

       这次和路伟相约在了《喜马拉雅天梯》的点映场，他刚刚结束了深圳的点映场见面会，风尘仆仆的赶到上海，然后从机场直接到了五角场万达影院。
        在青藏高原岩壁上，藏族人会在上面画白色小梯子，称之为“天梯”，在这世界的屋脊上，世人的灵魂可以攀上天梯，进入圣地而获得永生。
        很多年前，我和伙伴们驾车翻越过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如果不去登山，这也许是旅行者能到达最高的高度了。在耀眼的日光下，高原上的风依旧泠冽清寒，缺氧让步履异常的沉重，甚至思维也在放慢。我用手指抚摸着标志碑上的数字，让嘴唇触碰这高原上的冻土，听着伙伴们唱着韩红的《天路》，任由眼睛被莫名的湿润。我以为，这也许就是一生能用脚板踏过的最高峰。
        一个很多年没有了音讯的朋友，在某一天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他在珠峰南坡的大本营，等待着向8848进发的那一刻，他已经为此准备了很多年。之后，他又音讯全无了，我知道登顶与否对他已经并不重要，在最为紧张、憧憬和焦虑等待的那一刻，他告知了我…
          上绒布寺是海拔最高的寺庙，相传莲花生大师曾在此修行。一寺一僧——阿古桑杰是寺中唯一的僧人，珠峰是空行母的化身，他希望人类不打扰她。一个普通的人攀登珠峰，需要两年多的准备，两个月左右的等待，最后在二到三天的气象窗口期内登峰然后迅速回撤，踏上巅峰的时间也许就是那短短的几分钟，但即使这登峰的路上充满着艰辛和危险，仍然有着追求生命极致的人－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攀登。
         电影就是如此记录了一群登山的藏族少年向导，他们在冰原上埋设下牵引的绳索，在峭壁上架设起向上攀登的天梯，在登山人的身边背负着氧气瓶，引导着旅人一步、一步的走向人生的最高峰…
          上一次见路伟的时候，在一个小酒馆里，一瓶白酒喝的酣畅淋漓，推杯过盏之间对我说，电影行业的投资，三种电影不投：第一种，动画片不投，他投了《大圣归来》；二、电影纪录片不投，他投了 《喜马拉雅天梯》，现在就第三种文艺片还没投呢。这就是一个电影人的情怀，在娱乐至死的电影日趋工业化的年代，这种内在化，个人化的东西在电影作品里体现其实需要勇气，更需要谙熟电影的艺术，坚持一个有情怀的导演，一方面需要直抒胸臆，挥斥方遒，一方面更需要顾及到电影观众的的解读。但至高至纯的一代电影宗师，便是用炉火纯青的电影语言，细腻表达，引发共鸣，将个人解读创造成为大众情怀。

    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纪录片，我平常喜欢在家看BBC的纪录片，而且都是在手机或电脑上看（大部分都是在手机），在五寸大的屏幕上看跟在电影院的大屏幕上看，效果果真不一样。当然我去看这部纪录片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对珠穆朗玛峰有些兴趣，毕竟是世界最高峰嘛，尤其是在这个人人都对“最”XX的什么东西这么感兴趣的年代，我怎么能落伍，甚至幻想着有天能登上去看个日出、星星啊什么的；二是听说这是部不错的国产纪录片，可能是个人偏见吧，我一直觉得国内貌似除了《舌尖上的 中国》，没有拿的出手的纪录片，所以想去见识见识，顺便支持一下下~
    片子可以说是没有修饰，简直可以说是粗糙，但它的好也许正在于它的粗糙，珠穆朗玛的美丽奇绝是不需要技术和手法来修饰的。片子很自然地，毫不做作地把珠穆朗玛展示给你，在大屏幕面前，看着高清的镜头，听着呼呼的风声和物件摩擦发出的细微声响，仿佛你自己也是登山队中的一员，跟着他们一起6000米，7500米，8500米地一步一步往上攀登。如果这种片子是3D的那就太好啦，太适合我这种喜欢山却恐高的人，哈哈。
    不过，看了这部纪录片后，我觉得去登雪山啊什么的，尤其是珠穆朗玛这样的神级山的想法简直彻底消失了.不久前,我头脑发热攀了一个十几米左右的山壁，几乎垂直的那种，爬到半道时往下瞅了一眼，吓得腿都抖了，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最后几乎是跪着，趴着爬上去的，上去后发誓再也不攀岩了，太可怕了
    对于一个宅女，而且是一个恐高的宅女来说，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有些人一定要历尽千难甚至冒着搭上命的风险去攀登世界上的高峰，在平地上不是很好么，两只脚能够稳稳站在地面上，吃吃零食，看看喜欢的电视剧，电影啊，偶尔出去兜兜风啊什么的，简直完美。
    看到那些攀登队员因为高原恶劣的气候环境，嘴唇干裂，脸色黢黑，脚丫磨破，咳嗽得不行，我更在心里对珠穆朗玛敬而远之了，有个登山大叔在7500米的休息的时候说：“这不是人攀登的山，能登顶的都是神”，”我简直太赞同他这句话了，在心里劝自己打消这个念头吧，一个壮实的汉子都扛不住，我这小身板指不定连三千米都上不到就...但是当终于登上顶峰，看到壮丽的日出，头顶的流云，群山都在“我”脚下时，我震惊了，那种美不是能用语言形容的，我还是不说了吧......
    隔着一个屏幕的距离，我想我始终不会明白，为什那些人么一定要登顶。我想是因为我从未真正见过那样璀璨耀眼的星空，壮丽神圣的日出，从未真正听过藏民不加修饰的淳朴的歌声，从未真正拥有过一个不灭的信仰。

难得的片子，值得鼓励，但有差距。

摄影除了有一点小瑕疵以外，基本完美，音乐也还过得去，问题就出在剪辑上。零乱、碎片化。

题材没的说，更手握4000个小时的素材，却没剪出80分钟的好片，实在说不过去。

这不是备了一桌饭来了三桌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是后厨里上等食材海量之下，上桌的却是色香味只尚可的寻常菜肴，这根本就是厨师的问题了。

票房与口碑的前扬后抑，盖因如此吧。

一个晴朗的周末，买了早场的电影票，去附近的影院看《喜马拉雅天梯》。在换票机打票的时候，闻到刚出炉的爆米花香味，买了小份带进放映厅。
在此之前，对这部电影已经听说了太多“传奇”：第一次在七千米以上的海拔拍摄、第一次把摄影脚架带上峰顶、历时四年的拍摄时长、完整记录了珠峰北坡登顶全过程……不仅如此，长时间在恶劣环境中的拍摄同样也是对团队和设备的严酷考验。这些细细碎碎的亮点让我相信拍摄团队的用心和执着，静静等待它登上大荧幕的那一天。
真为这一天的到来感到高兴。

作为一名登山爱好者，珠穆朗玛峰几乎代表了心中最高的信仰。它所诠释的不仅仅是地球最高处，而是攀登过程中对世界的挑战和对远方的抵达。茫茫无尽的雪白，是旁人难以触及的圣地。 它纯洁、神秘、伟大，遇见它，可拥有灵魂的重生。
登山的意义从不是抵达终点的欲望，而是在艰辛过程中对自我的反复超越与胜利。那条路遥远又漫长，但我们知道，只要坚持，一切终将实现。
那一刻你我终会明白，现实与梦所隔的，不过是一步一步迈下的脚印。

“逃离”、“西藏”、“远方”这些字眼似乎已经成为某种潮流的关键词，时常出现在每一个对现状不满的人的嘴边。其实那不过是短暂逃避现实的借口，人们离开，然后返回，原本的生活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在“远方”遇见过的精彩和故事，好像在平凡到底的日子里，渐渐成了一个亦真亦假的梦境。
片子里登山向导口中的“客户”真是一个浅浅的讽刺，“今年有多少客户来”、“客户坚持要上去”、“抓紧拍照抓紧拍照”这些词句不多不少的揭示着这种正在扭曲的“登山情怀”。既是可喜又是可悲。
可喜的是商业登山的流行让登山学校的学生们有了职业发展的前景，让登顶珠峰更加专业和安全；可悲的是攀登珠峰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成功人群中用来在社交媒体炫耀的时尚活动。
又或许，情怀就本应值得炫耀。

《喜马拉雅天梯》的主线并没有竭力渲染登山者背后的情怀，转而从登山学校的学员们日常生活中展开。让我们看看那些实现“登山梦想”的人们背后，是一群怎样的人。
起床，锻炼，吃饭，上课，他们也是一群普通的人。一年又一年的训练，等待，只为在适宜登顶的短短几周里完成他们的使命。
影片的前半部分似乎一直是零零散散的在叙述，让人感觉没有聚焦，而其中逐渐清晰的人物索多让整个过程像是一个筛子，从大大的背景里，慢慢的，给我们剥离出一个年轻的优秀的登山向导的形象。让观众跟着摄影团队一起，等待这个答案的亮相。
他和那个年纪的年轻人一个样子，留长发和胡子被老师批评，谈起登顶人选时说“轮也该轮到我们”的桀骜，在疲惫不堪的登山结束之后仍不忘涂抹防晒霜，过于莽撞自信在下山时遭遇了雪盲，抱怨痛苦时说再也不登顶的任性。
他有着源自于西藏的传统信仰，出发之前往行李中装许多的经幡，他说是本命年，要多挂一些。登山前和众人一起向神灵祈祷，祈求庇佑。同时他也是活在现代潮流的少年，帐篷里的手机铃声和骄傲的朋友圈图片，引发了周围不少观众轻轻的笑声。

我不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否有足够的实力和财力登顶珠峰，但必须感谢《喜马拉雅天梯》与我们一起分享登顶者的欢喜。
清楚记得从对讲机里传来的声音，“我们登顶了！”、“扎西德勒！”，以及登顶后激动的拥抱与诚挚感激。
那一刻吃着爆米花的我，和陌生的英雄们一起热泪盈眶。

然而，登顶并不是故事的结局，新的轮回仍然在继续，这也是“天梯”为我们所揭示的要义。
一拨又一拨的新生考入登山学校，他们羞涩又带着些茫然。大概与那些早已毕业的老学员一个样子。
培养了许多登山向导的学校老师也是一个正在老去的父亲，关注着孩子的高考。一家三口归于喧嚣世间。

我们都曾追逐远方，企求极致，妄图战胜全世界。然而在巅峰的背后，并不是什么终结与圆满。
而是在这个过程里，我们遇到过的全新的自己，他勇敢、坚强、真实，然后我们带着经历过的所有的不可思议，继续做个普通人，淡淡的讲故事，缓缓的过日子。

远方终将抵达，传奇仍在继续。

国庆节到了，七天的长假开启，祝愿大家节日快乐。不知道大家会到哪里去玩，除了那些接踵摩肩挤死人的常规景点，有没有一些非常规的新鲜的尝试？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即将上映的一部名为《喜马拉雅天梯》的纪录电影。

这部讲述登顶珠峰的影片最近我在蓝色港湾和电影资料馆各看了一次。除了主要的投资人、导演萧寒之外，另外一个署名导演的则是我的朋友梁君健。君健从本科到博士一直在清华大学就读，后来留校任教。两三年前，我们有段时间曾经联袂在国际广播电台参与“环球文化圈”的直播工作，担任评论嘉宾，和主持人阳燕一唱一和。录完节目，我时常搭他的顺风车回小西天。

后来他回校任教，我则因为工作忙碌，不再参与节目录制，大家彼此见面不多，也就在朋友圈偶尔寒暄。在我的印象中，高校老师一般都是“动嘴型”的居多，曾经在朋友圈照片里看到他剃了光头拍片的情形，我也以为是常规的指导学生的实习作业。直到这次大银幕上看到他的名字，似乎一切才恍然过来，由衷地佩服。

推荐《喜马拉雅天梯》，除了有了这层朋友关系，还在于这本就是一部令人看后就会不断“琢磨”的影片。

比方说，在蓝色港湾的映后交流中，有很多请来的影迷本身也是登山爱好者。他们在映后，纷纷表达了诸多自己的激动心情，因为片中所反映的对于人类极限的挑战，他们曾经亲身尝试。

百老汇电影中心的策展经理、我的好朋友杨洋妹子也说，这是她今年看过的最让人动容的影片。若干年前，她也曾经在喜马拉雅脚下、尼泊尔一带诗与远方地流浪了两个月。

但——《喜马拉雅天梯》中一条埋藏的主线，显然不是在呈现这种文艺气息浓郁的心灵放逐，甚至也不是在鼓吹什么跨越极限、挑战自我，而是从另外一个视角，也即是西藏当地人民的视角，来叩问这一越来越成为内地都市新富阶层新潮时尚的攀登行为。

正如片中珠峰北麓上绒布寺里那位老喇嘛的叹息，这是很让我动容的一幕。这位老者面对镜头说，珠峰对于藏人来说是如此的神圣，因为相传藏传佛教的创始人莲花生大师曾经在这里修行，这是洁净的无污染的圣地，本不该被外人打扰，但是没想到现在却成了都市人心中越来越热衷的新时尚。

那些在交流会上，分享自己当年攀登珠峰经验的朋友，你们是否有意料到，在藏人的心目中，你又为何要从远方来？

我曾在一本时尚杂志的内页看到整版的大幅照片，背景是洁净的雪山，前面则PS上了万科老总王石先生和他的高管团队，西装革履和圣山原始的静谧融合在一起，那显然意味着企业团队攀登人生新高度的宏图伟愿。

登顶珠峰，是如今很多大企业家彰显身体能量和精神世界的绝好途径。但是也许，从藏人看来，你们也无意中惊扰了圣山的宁静。你们是成功的企业大亨，也是不受欢迎的文化闯入者。

在诸如王石先生登顶珠峰的真实照片中，个人英雄主义被有意无限地放大，观者只看见山和人。人的能量和山的神圣，互为指认。

但《喜马拉雅天梯》当中实际在无意地消灭着一个关于超级英雄的神话：没有藏族登山学校那些高山向导的无畏付出，没有资本的力量和物质的保障，人类单靠个体力量其实根本征服不了珠峰。

可是，诸如王石先生这种成功的背后，藏人登山团队只是被指认为“用钱可以购买”的平等交易，所以在日后的商业宣传中，这些人都被理所应当地遮蔽不见。

成功，最终只属于一个人。

这是我觉得《喜马拉雅天梯》中的非常耐人寻味的角度。

影片中关注的重心，不是从远方来挑战自我的客户，而是为了这些客户而被刻意定向培养出来的藏族高山向导。他们从珠峰脚下的两个县城中被定向选出，经过四年的艰苦训练，具备了辅助商业登山的能力。

镜头关注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对家的思念，对父母子女的眷恋。

登山，对于他们，只是日常的职业，而不是什么神圣的事迹，更不是什么崇高的行为。每一次出发，他们都会经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内心的焦灼。片中专门关注了一个藏族登山青年，他在下撤的过程中经历了雪盲，眼睛受到了损害。在片中，他的最后一个镜头，就是对导演说：我真得不想再来这个地方。

而《喜马拉雅天梯》中最为真实的地方，也正是呈现了一种充满矛盾的悖论。珠峰是汉族人力图征服自我的对象，也是藏人反对外人惊扰圣灵的净地；攀登珠峰，对于汉族人来说，是神圣的、时尚的；对于藏族人来说，则是日常的、乏味的。但是即便内心再如何的乏味、无趣，还是要继续去做，因为正如片中登山学校的教练普布顿珠所言：我们要感谢珠峰，它给我们谋生的可能。

想想，这也是蛮悲伤的事情。影片临近结束之处，西藏登山学校又来了今年的一批新生，面对导演的镜头，谈论为何要进入这所学校，他们多是茫然。

也正如普布顿珠，一个以登山为职业的人，一个创造了无氧登顶成功的英雄，他最终让自己的儿子选择了高考，做普通人。

在《喜马拉雅天梯》中，你可以看到用4k摄影机拍摄下来的壮美的风景，也可以看到登山过程中如雕塑般的人体的静美，但打动你的，一定这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导演萧寒和君健，没有回避这些问题，他们选择了一种温和又暗含锋芒的表述方式。

关于攀登珠峰，90年前英国人J.B.L. Noel就拍过一部名为《珠峰史诗》（The Epic of Everest，1924）的作品。标题就是“一部关于英国伟大探险家攀登世界最高峰的史诗”。这部作品去年经BFI修复后，曾经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以现场配乐的形式呈现在中国观众的面前。

这部作品现在看来，当然是20年代欧洲兴起的“山岳电影”的一种纪录片原型。活动影像的保存，让它无疑保有了非凡的人类学价值，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成为了文化殖民的明证。

这不由地让我想起冯小宁那部《红河谷》讲述的故事。

西藏是我们神圣的领土。那么，我们今天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面对着宗教、族群、价值观、人生的抉择与无奈等种种的矛盾，我们要如何定义《喜马拉雅天梯》的价值？

从当下看，《喜马拉雅天梯》没有以闯入、猎奇而是以日常的视角切入登山队员的生活。它的质朴和简单，让它具备了更深层次的人类学电影的价值。

它纪录了藏族登山青年的简单纯粹，也丝毫没有回避现实问题，它没有把电影拍成一部娱乐化的、仅供消费的时尚大片集合——尽管它的很多镜头确实是非常地富有魅力。

学者保拉.拉宾诺维兹等写过一本纪录电影专著《谁在诠释谁：纪录片的政治学》。我觉得这个标题很有意思，用来对《喜马拉雅天梯》发问尤其的合适：这部电影，到底是谁在诠释谁？

是萧寒和君健这两位汉族导演吗？无疑，它们是影片的掌舵者。但是，这部影片的部分采访者（你能够听到清晰地藏语提问）、摄影指导以及最后扛着摄影机登顶珠峰的，又都是藏族电影人和登山队员。

也就是说，当汉族导演用镜头对准藏族登山队员生活的时候；那些藏族的持摄影机的人，也在用自己的充满主体性的镜头，观察汉族登山客户的一举一动，思考本民族的文化命题。

族群的文化碰撞和议题交流，通过摄影机语言的“相互纪录”保存下来，这是我最为欣赏的创作态度。

这种“相互记录”最终在美学上的呈现，便是摄影机语言是丧失了强势族群的特权，《喜马拉雅天梯》最终成了一部跨文化的思考电影。

以前我们总是说，过去我们的少数民族电影是汉族人拍得少数民族电影；我们后来提议，自己的族群纪录自己的族群。像宁才、哈斯朝鲁、万玛才旦、乔美仁波切……都在践行着自己的民族性的影像实践。

《喜马拉雅天梯》实际上在彰显着另外一种新的可能：并置与对话。

正像影片最后一个场景，汽车来到了美丽的纳木错湖边，在清澈的湖边，藏族人民合并双手崇敬祈福，而在后景处，穿着西式洁白婚纱的汉族同胞正在取景拍摄婚纱大片。这种并置间，蕴含了创作者的态度。

最后，我想说，纪录电影在今天红火的电影市场中生存不易。从上半年的《旋风九日》到最近我们电影资料馆出品的《燃烧的影像》，当中蕴含了大量创作者的心血，然而它们缺乏主流观众的拥护和可资炒作的话题。对于《喜马拉雅天梯》而言也是如此，四年的跟踪拍摄，上千万资金的投入，无疑让它的市场前景充满风险。但我想，只要用心创作和拍摄，就没有遗憾；选择了纪录片这个艰苦行当，你又何尝没有积累更多的人生体味和智慧？

希望感兴趣的朋友，国庆后可以到电影院去支持这部作品。

一句话总结：这是一部没有什么情节却让人看了泪流满面的电影。我觉得光是最后登顶的那几个镜头的震撼就已值回票价。

因为剧情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无所谓剧透了。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个情节，一是喇嘛为每个登山者祈福，作为他们眼中的神山，看着无数登山者前来攀登已成为时尚，他无奈说道：我又能说什么呢？还有一个是当登顶后向导说：赶紧拍照，赶紧下撤。

这是一部刻意避免煽情的电影，用冷静到令人发指的镜头，忠实记录了攀登的真实过程。虽然电影里没有提问，但似乎自始至终都在拷问观众：我们为什么要登山？或者是，我们为什么要出发？这是一个终极问题。

最近在看一本书《世界为何存在》，书里试图回答的是为什么存在万物而非一无所有？这是所有终极问题里最终极的问题。很多人会诉诸于上帝，而无神论者往往会诉诸于科学，然而宇宙的起源是一个元科学问题——科学只能提问，不能回答。曾经在我的观念里古代人因为缺少科学知识才会去相信神灵，然而现在觉得这个想法太幼稚。当我走过越多的路，越会心生敬畏。没有感觉自己变强，而是感到越发渺小。

曾经听过一个演讲，关于探索外太空，一个天文学教授最后讲道：“人类最伟大的不是科技，而是探寻外部世界的勇气”。所以我觉得，不是每次旅行都能说走就走，但那些需要勇气去做的事，永远值得去做。

我们为什么要出发？现在我会用上面那句作为回答。然而我还没有找到真正让我满意且优雅的答案，我会在将来的路上继续去寻找。


最后提醒：影片结尾有彩蛋，一定要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