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的守护者

由于在观影时实在未能形成统摄性的结构思路，本文将从Anna、Kate、Sara三个人物的经历入手尝试展开分析。

一、Anna：技术降生与身体自主权的争夺

影片以Anna对于自己“出生”的理解开头，她说：“Most babies are coincidence, souls flying around, looking for bodies to live in, then down on Earth. Mom told me I am a little piece of blue sky and I come to this world because dad and mom love me so much. It was only later that I realize it wasn’t.” 她对于“出生于世”的想象是从美好的蓝天或天堂（“blue sky” or “heaven”）降临到人间的灵魂（soul），在母亲的言说里，她的诞生毫无疑问是父母“爱的结晶”，但她的生命体验却告诉她并非如此。在她的理解中，很多孩子的降生不过是偶然（“coincidence”），而自己的生产却带有特殊的目的（“for particular reason”）——她是经由试管婴儿技术以“100%成功率”成功合成的designer baby，成为Kate的“perfect chromosomal match”，功能在于为患白血病的姐姐持续提供同一基因型的各类器官。

试管婴儿技术在Anna降生中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事实上，这个孩子的出生并非完全出自其父母的主观意愿——在他们因为Kate日益恶化的病情而走投无路时，若非Kate长期以来的主治医师Dr. Chance建议（suggest）Sara & Brian可以考虑尝试生育一个与Kate同样基因型的孩子，他们很可能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也就很可能不会有Anna的出生。值得注意的是，Dr. Chance虽然在提出“作为一种可能选择的试管婴儿”时表露出十分审慎的态度，同时坦承：“It’s not for everybody.”[1]，并且声明以家属意愿为首——但他对于“作为一种技术的试管婴儿”的成功率所作的承诺却是自信而不容置疑的：他向Sara & Brian保证“100% match”。实际上，面临着Kate危急的生命情况，摆在家属面前可供考虑的选择极其受限，他们往往不得不（have to）屈从于或是主动投靠（subject to）[2]医生所代表的科学权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试管婴儿技术作为Dr. Chance手中最具说服力的力量（power）引导着Sara & Brian的选择——Anna的孕育与降生。不仅如此，这种技术上的成功还在同行之间不断地得到自我确证，以加强“这么做”的正当性：听证会上被传唤的众医生不多的共识之一便是：“Kate is a miracle”，而当问及Anna（为Kate所做出的一切捐献）的意义？医生们的回答是：“She got to save her sister’s life!”奇迹的源头，或者说Anna的诞生又发自何处？答案不言自明。好一出对人为之奇迹的自我夸赞。

可以说Anna从一出生就失去了对于自己身体的自主权（autonomy）。她被Sara孕育出世的目的更多是作为Kate的器官库储备。在Anna的儿童期，Sara每次总会以“帮助姐姐”的名义利诱她（有时以带她吃冰淇淋为由）进入手术室，尽管Anna在手术台上表现出了对于扎针等医疗行为（骨髓穿刺）的反抗，但她过于幼小的身体总能被作为执行者的医生轻易控制住。在Kate的病情尚未恶化到需要取肾之前，Anna身上被取出的细胞与血液都是可以再生的。如果将可持续再生的身体器官作为一种可通过移植等方式达成流动的bio-capital加以考察，器官的再生也就拥有了价值（value），说Sara以亲情的面纱对Anna行剥削之实并不为过：她以极低的成本[3]在Anna尚不具备独立思考与行动的能力时占有了本不属于Sara、却本应专属于Anna’s property的bio-capital——尽管是服务于救助Kate的目的。

矛盾的爆发是必然的，其中的关键在于对医疗监护权的争夺，Anna诉求的核心是要回对于自己身体的自主支配权（“rights to my own body...not want to have something cut out of me”）。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来自“身体应当是属于自己可支配的财产”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预设；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步入青春期的Anna受到同辈群体的影响，当周围的伙伴谈论着各自向往的生活方式，Anna也会憧憬着不受拘束地踢球、做啦啦队长、乃至未来的怀孕、步入老年（从而活得长久）等生命历程——毫无疑问，一个健康的、而不是残缺的身体是Anna实现上述理想的自由生活状态不可或缺的载体，因此她不想因为捐出一个肾而只能在往后的生命里过上小心翼翼的生活（”but I don’t want to be careful. Who wants to live like that ?”）。自己身体的被剥夺感的萌发使Anna求助于名律师Alexander，不过，他应允成为Anna的发声者与法律代言人（legal agent）而鼎力相助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幸运——身患癫痫的Alexander深知无法获得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control over body）是怎样的无助与痛苦——这是他们得以结盟的必然性共识。他们将据此发起一场斗争。

二、Kate：明显的病态与持续的反抗

Kate的白血病并非三个孩子中唯一的病态，但血液指标在量化标准下的测量异常使她从父母那里“并不情愿地”夺取了不少本该属于Jesse的注意与关爱。相较而言，Jesse的阅读障碍难以通过量化的方式展现，像单位血液中的白细胞含量那样说服父母——Sara & Brian需要投入相当多的时间与脑力才能稍许理解儿子在面临（被大众认为是）简单的阅读任务时的困境，否则Jesse遭遇的disorder大概会造成有意作对等误解……而对于Kate而言，白血病及其治疗给她的身体带来的变化十分明显。在化疗以后她不想起床，她认为自己：“I’m too sick. I’m too tired. I’m too ugly. Don’t you dare tell me that I’m beautiful because I’m not. Don’t you dare tell me that nobody’s staring at me. I’m a freak!” 失去头发的面容是丑陋的，出门就意味着要面对他人对女性容貌评价的目光，又夹杂着术后的身心俱疲，构成了她自我认知的病态；初识Taylor时，当被问及“不在医院时都做些什么”，Kate的回答是：“只是等着（身体出状况）再回到医院。”她的病态就这样在持续的不安定感中被构建出来。

但Kate对此的反抗从未停止，对身体自主权的争夺便是她的主战场。刚住院不久时，Kate并没有很适应这个陌生的场域，面对查房老太的训诫，她所做出的反应是和Anna一起顶嘴、并通过掉包恶搞尿样，在惊诧的老太面前表演自己可以肆无忌惮地喝下、喷出自己的“尿液”来彰显对于自己身体（及其延伸部分）的掌控权，从而尝试夺回自己的身体在医院中的主体性。另一次是在结识Taylor后的舞会之夜——这无疑是Kate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虽然她仍需通过租借假发来向Taylor以及在场的众人展示自己（认为）最美的身体，不过当她揭下假发，在医院的病床上与Taylor坦诚相见时，她由衷地袒露道：“Glad I’m sick”。

对于死亡，Taylor和Kate的态度都坦然而不畏惧。对于Kate而言，治疗已经算不上多大的痛苦，“Whole life is a pain”，她不想再痛苦地活着，只想在这里终结，“It just gets scarier from here on out”。否则，苟延残喘地延续生命意味着她将会被执拗的母亲坚持要求继续痛苦的治疗，像对待（属于Sara的）实验样本一样被切碎，直到只剩下最后两个细胞也不善罢甘休（“Mom’s gonna chop me and cut me till I’m a vegetable. Two cells in a petri dish that she shocks with an electric cord”），因此，直面死亡，而不是任由疾病蹂躏，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她对病态最后的反抗。由Jesse脱口而出的Kate的求死态度是推动法官判决的决定性因素，电影中的Kate也最终如愿以偿：她完成了前往海滩的遗愿——这种享受生命直至最后一刻、安然赴死的价值观（value）也得到了父亲的支持[4]。在Anna对于Kate死亡的想象中，“She’s gone, a little piece of blue sky.” 她重新回到了天上——那个她出生的地方，并且与人间相比要更加幸福（在Kate的认知中，她会在死后所去的地方与Taylor重逢）。Kate之死同样也使Anna与自己和解，Anna一开始认为自己降生的意义是为了成为Kate’s genetic savior，但是和Kate一起经历的人生告诉Anna：她的降生从不应被视为、或被认为for god’s/savior’s sake，拯救并不重要——事实上也是没能且不可能实现的——真正重要的是她和姐姐共度的这段关系（relationship）。 “The point is, I had a sister. She was fantastic.”

三、Sara：守护的天使？监控的卫士？

Sara在全片中的关键动机围绕着控制（control）展开，她将两个女儿视作自己母体的延伸，竭力借助医疗技术与科学权威实现从“人”到“神”的不可能僭越——当然，悲剧性的结局最终仍需由具体的“人”来承担。

Sara对于Anna的控制主要在于身体与器官的私有权归属（control over property of body and organ）。毫无疑问的是，她从Anna一出生就将小女儿的身体视作自己身体的延续，这样才能肆无忌惮地控制、占有她身体中的各种器官。直到Anna以法律形式进行反抗，Sara仍认为Anna只是个“想法五分钟一变的儿童”，也就是说，她并不具备整全的、可以代表自己的独立意识，从而也就不具备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权。然而，对于“儿童是否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决权？”以及“儿童何时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决权？”这两个问题，即使在传唤了众医生的法庭上，这些专业人士也对此争论不休（“But also said I was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fully and none of them would say at what age I’d be able to understand. All in all, they were like me , pretty confused.”）。但是，Sara显然无视了这种争论产生的可能，垄断了对于Anna的身体控制。

家庭相册（剪贴立体书）中的温馨场景贯穿全片——这是Kate最为看重的物品，临终前她向Sara展示了自己对于母亲的想象：“A guardian angel who watches over me every single day no matter how sick I am. I know I am never alone.” 对于这句评价其实可以有双层解读，更为符合影片情境的自然是：Kate在临终前表达对母亲无微不至之关怀以及始终不离不弃之照顾的感激之情，感谢母亲的陪伴使自己不至于孤身一人去面对病痛——不过，考虑到Kate自知时日无多、接受死亡的心态与Sara始终坚持手术治疗等行为，上述评价或许也可以被理解为：母亲是一个日日夜夜监视着自己健康状况的“守护天使”，无论我的病况多么糟糕（无论我多么不想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她（都不会考虑到我的想法，而是贯彻她自己的意志）都会坚持让我治疗。我知道（由于母亲的管制）我永远无法独自走向死亡。

Sara对于Kate的控制主要在生命的存续与死亡（control over life and death）。她自始至终都坚持前者，并用尽一切办法延续Kate的生命，为了实现这一点，她专断了对于Kate生死延续的决定与话语权。事实上，她根本听不进Kate的求死之心与相应的表达——尽管Brian & Jesse都表示Kate在病情急转直下后实际上已经与Sara表露过好多次求死的意愿；在收到法院的控告时，难以置信的Sara完全无视了一旁病床上想要对此解释的Kate，而只是匆忙掌掴同样激动的Anna；在Kate化疗住院后，她也并不十分关心Kate的闲聊内容，在Kate产生呕吐时，作为母亲的反应与关心也远不如Taylor及时。事实上，她甚至并不承认死亡是生命的正常过程，也并不在乎自己的女儿真正想要怎样的生命体验（是痛苦地活着还是安心地死去）——她只是一味地强调：“We are doing the operation.” 这种决绝的态度或许与她原先的律师职业有关：在和Kelly的对话中，她表示自己从不接受失败，毕竟代理官司只有输赢之分，同理，在生和死的角逐中，她认定了前者，就绝不会认输。

为了取得她对于死亡的胜利，她选择了对于先进医学技术的彻底信赖：在Dr. Chance提出试管婴儿建议时，Brian仍有所顾虑，而Sara却几乎毫不犹豫地接受。她不甘于生命偶然性造成的生理缺陷，一旦发现重新设计生命的技术性可能，她必然会选择尝试——而这种跨越在传统的西方认知里往往被认为：只有“神”才有资格、并且有能力去实现，Sara作为一个想要僭越生命有限性（不可避免的死亡）的“人”只会落得一个被塑造出的、歇斯底里的疯女人形象（insane hysteric woman），并且在这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痛苦也终将由她这个具体的“人”来承受。看上去是作为“人”的Sara向拥有抗拒死亡能力之“神”的一场必然的僭越失败，可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真正的幕后推手——那些研发技术、巧言令色劝服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医疗尝试的医生们却顾左右而言他——在Anna的现场讲述中，法庭上被传唤的众医生纷纷表示：“Nothing was their fault and it was a complex problem.” 权力往往以不可见的面目隐于幕后。

和Sara鲜明对应的是Brian，父亲从试管婴儿决定的那一刻就已然预知了悲剧性的结果：“It was our fault. We can’t against nature and this was our comeuppance. ”当“人”试图去超越自然，攫取设计生命的权力，从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未来的报应。但他却一直是软弱的，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一直对于妻子的决定言听计从，直到Kate临死前想要去看沙滩，他才第一次勇敢地做出反抗。然而这实在来得太晚，曾经漫天飞扬的肥皂泡（Tiny bubbles）呼应了他对于一家人生活状况本质的理解：“But beneath the exterior fine, there are cracks, resentments, alliances that threaten the very foundation of our lives as at any moment our whole world would come tumbling down.”

[1] 言下之意：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他们家这般的物质条件来尝试试管婴儿技术以救活自己的孩子，这其实暗含了健康的阶级不平等，不过本片中其他相关材料较少，在此便不作展开

[2] 这的确也是他们做出的选择，但Sara和Brian的态度却十分不同，将在第三部分详议

[3] 可能只付出了抚养Anna日常生活的成本，但显然要远低于稀有器官可能达到的市场价格

[4] Sara & Brian的冲突会在第三部分展开

电影《姐姐的守护者》讲述了父母为了让患血癌的女儿Kate活下去，通过基因技术“制造”了与Kate的基因完美配型的小女儿Anna。这一切原本顺利地进行着，直到Anna向法院提起了一纸诉讼——她不想再继续当姐姐的“药罐子”了，她想要终止父母对她的医疗监护权，重获对自己身体的权利。

电影就是这样开场的，不过有趣的是，Anna的诉讼看起来是整部电影最主要的线索，但实际上，在这部电影要讨论的主题里，法律意义上谁是行为主体、谁的意志（will）应被承认（即Anna的医疗监护权到底应该归属于谁？），反而是最次要的问题。因为我们会发现，人们并不是按照法律的语言去思考和行动的；相反，她们形成了对她人而言有独特意义的身体，而这是依据另外的关系、另外的逻辑而发生的。在这篇影评中，我便希望讨论这些不同意义的身体是如何生成的，而电影的探讨存在何种局限；接着影片的思考，我们又可以追问哪些问题？

（一）身体的形成

影片在开头的时候，便通过Anna之口，道出了大众叙事中孩子身体的形成——“在我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我曾经是那一小片天空，因为妈妈和爸爸都如此地爱我，所以我降临到了这世界上。”爸爸妈妈爱你，所以制造了你，你的身体便是爸爸妈妈爱的果实。接着，Anna说，她清楚地知道这不过是被编造出来的幸福家庭的谎言罢了。

但仔细想想，这也不见得都是“谎言”，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实的家庭里不断被讲述的故事。它告诉孩子，你是被爸爸妈妈爱的，但你必须随时怀抱感激之心，因为你就是被这种爱创造的，你是依赖爸爸妈妈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不仅如此，它还告诉父母做父母的意义：孩子的身体是你的爱和存在的见证，甚至，它就是你的一部分，代你在世界上延续。

也许有不少人都难以理解母亲Sara对两个孩子的态度，其实，这也不过是上述这种身体关系在特殊处境下的极致延伸——因为“爱”，她的自我不断地扩展，直到把两个孩子包容在内。我们先来看Sara和Kate的关系，在Sara和丈夫Brian一起被告知Kate患有癌症的时候，Sara的第一反应是“我不会让她死的。”生与死，岂是旁人能够左右的，但是Sara毅然把自己放在了Kate生命的守护者、甚至是“代言人”的位置。在其他场景里，Sara也不断声称自己对Kate身体的权利。在Sara得知Anna不愿意捐献自己的肾脏给姐姐时，她激动地喊道：“你不想这么做吗？我也不想！Kate也不想！”此时，病床上的Kate努力想要制止母亲、想要自己说话，但Sara并没有给她任何的机会，甚至，她大概没有想过Kate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当然，这一切也并非全部是“负面”的，当Kate怨恨自己的外貌、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的时候，Sara当下就剃去了自己的头发，和女儿一起以光头的形象出现在人群里，这是极为令人感动的：母亲自己是愿意无条件地和女儿站在一起的。

总之，Sara已经把女儿Kate完全看作了自我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Kate的死亡会变得如此不可接受——它不止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死亡，更意味着自己的一部分的死亡。而此时，医学技术的出现，让Kate的继续存在似乎有了希望——尽管如同我稍后会谈到的，这在很大程度只是一种“虚假的希望”，Sara还是会抓紧一切哪怕是最微小的可能，来拯救作为自我的一部分的Kate，而这也直接促成了Anna身体的形成。

还是在那场与肿瘤医生的会面上，医生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合常规”的建议——尽管从医生熟练的姿态中，我们可以看出，提出这“非常规”的建议其实是很“常规”进行的事情。医生告诉他们，脐带血在治疗白血病中可以是一个难以置信地有效的工具（can be an incredibly effective tool），就像是一个奇迹（miracle）一样；医学技术则可以保证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制造出来的孩子和Kate是完美的基因配型。医生强调，这个建议确实是非法的，它也不适合所有人，但是，最关键的是，脐带血是无价的（invaluable）。

在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医学的“希望”是如何被编织出来的。医生告诉濒临绝望的父母们，医学的“奇迹”是可能发生、且可以通过匹配的脐带血而发生的，而虽然这种身体组织的制造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法”的，但是，它是“无价”的啊！换句话说，为了奇迹发生做出任何价格的投入都是值得的，因为它的结果是超越“价格”所能衡量的。于是，父母们愿意用尽一切的努力来完成医生所说的“奇迹”的准备，而医生们也拿出了他们的方法——医学技术。

电影对医学技术的展示是理想化的。也许真的能做到100%的基因配型，但是，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乐观，对母体造成的伤害也必须考虑在内。而等到孩子降生后，捐献身体组织的过程是否也就一帆风顺了呢？电影显然是从“轻”处理的。比如，在影片开头Anna的独白里，她就这样叙述自己出生的过程：“我的出生，并不是一个巧合。我是被精密地设计的（engineered）。一个科学家把我妈妈的卵子和我爸爸的精子‘搞’（hooked up）在了一起，来制造出一种基因的独特组合。他这样做来拯救我姐姐的生命。”电影声画的剪辑也十分耐人寻味：画面中，一根针刺穿了卵子；独白中，这个过程却轻易得就像年轻男女的亲热一样。人的身体成为了基因的组合，它就像机器一样，可以被精密地控制和调试。

技术也许是不稳定的，技术也必然是有代价的，但是，通过把人的身体想象成是可以精密调控的机器，技术让医学的奇迹有了发生的可能，让伤痛中的人们拥有了一个可以紧紧抓住的“希望”——于是，技术成为了“期许的（promissory）技术”。

Anna的身体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产生在母亲把大女儿的生命包裹进自己的生命的意志里，产生在医学技术给予人们脆弱的希望里。她的身体是被技术调控的身体，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而制造和利用的身体；她的身体也是母亲的女儿的身体，在这个意义上，她和Kate是很相似的：母亲的自我又吸纳了Anna，只是对Kate来说，这表现在母亲认为她的愿望也是继续活着、并且她必须继续活着，而对于Anna来说，这表现在母亲认为她会尽一切可能爱姐姐、帮姐姐，就像母亲自己一样（母亲确实是这么做的）。

不过，Anna不是Sara，她想要摆脱那个被医学调控的、为了医学目的的身体，她想要为自己的身体做主。Anna的身体观又是何以成为可能的呢？我们来看她在第一次见到律师Alexander时的表述，她说：“我想要控告我的父母，来获得我对我的身体的权利（sue my parents for the rights to my own body）”。很有趣的是，“身体”成为了“我”的对象，而个体要声张对它的权利，也就是说，“身体”和“我”、和能做主张的“我”、和心智意义的“我”是可以分离的。这是在西方身心二元的传统下才成为可能的，而且，“身体”就仿佛成为了一种财产，它属于那个又处置权的“我”，但身体与其他身体、其他事物的关联却变得无从讨论了。

另外，很有意思的是，Anna很清楚地知道，她只想获得对自己的身体在医学上的控制权，她愿意在其他方面继续听爸爸妈妈的话，让他们来做“监护人”。这看起来是合理的——毕竟，Anna本身反感的就是做“药罐子”啊，在其他方面，她都是爱她的家人的。可是，让我们带入情境去想想，当她不断被要求去做手术、从身体里拿走东西，她很可能还会被限制其他的活动（比如为了手术的目的调整身体、为了手术从学校里请假），而她想要做的一些事情也会因为家中对姐姐的重视而得不到关注···她的反应一定是全方位的；如果她产生了抵触或不满的情绪，这种情绪也是针对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但是，根据电影中表现的，她能够轻易地分清“医疗”和生活的其他方面，她只想要终止父母的医学监护权，而不想彻底做一个叛逆小孩。这个在剧情中“理所当然”的、甚至在观众看来也“理所当然”的设定，其实掩藏了重要的预设：身体和心灵是可以二分的，医疗的和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可以区分的。

矛盾就此发生了。矛盾的一边，在母亲的眼里，这是她自我的一部分（小女儿Anna），在生物医学期许技术的辅助下，要去拯救她即将消亡的自我的另一部分（濒临死去的大女儿Kate）。矛盾的另一边，在Anna的眼里，这是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需要声张对自己的身体的权利。这个矛盾是难以化解的，因为矛盾的两边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逻辑、两种对身体的理解——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理解都是包含了各自的预设、在对现实的思考上也有其局限的。

那么，电影要如何去化解这种矛盾呢？是指出它们各自的问题吗？显然不是，电影迎来了反转，和另一个关键角色——Kate自己。

（二）家庭，爱，与可能性

当Anna在法庭上坚定地声称“我只是想为我自己的身体做主（I just want to be in charge of my own body）”，母亲Sara却同样坚定地反驳：“我了解你，安娜·菲茨杰拉德，而事情肯定不是这样的！”Sara为什么不相信Anna想要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权利的说法？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在身体的“权利说”早就成为主流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中，否定它反而是“诡异”的。所以，我觉得更合适的办法是将它看作电影编剧的有意为之——与其讨论“权利说”背后的预设和局限，电影直接将它否定为一个不令人信服的“借口”，目的是引出故事的“真相”：其实，Anna从来不是为了自己，她是为了帮助姐姐Kate；而姐姐Kate是在背后默默关心全家的那个人，她不怕自己的死亡，但她害怕家庭的撕裂。

于是，原先的矛盾便不再存在了。Anna其实并没有那么在意自己的“权利”，她和母亲一样，都一心一意地爱着姐姐、愿意献出自己来守护姐姐。姐姐也是一样，她不愿意拿走妈妈的事业、妹妹的身体、还有弟弟的关注来治疗自己很可能无法治得好的病。妈妈的主张也不得不自行消解，因为那个已经被包裹进自我的Kate又被“拽”了出来，妈妈意识到，现实中的Kate并不是自己的一部分的Kate了。她有自己的想法，她愿意接受死亡。此时，Sara的内心是受伤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最后一次探访结束后，她并不想和Kate好好道别。当Kate问她“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的时候，她回答说：“我并不是生你的气了，我只是···生气了。”她确实生的不是Kate的气，她感到的是自我的一部分被撕裂的疼痛，以及面对一个“新”的女儿的陌生感。

不过，这种陌生感很快就得到了化解。化解的方式也很简单，只需要女儿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证明：我还是妈妈的女儿，我无比感激也热爱我的家人们。Kate的剪贴簿在这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具，Kate对她的家人（尤其是母亲）的爱就是这样被表达、和接受的。我在不少文化作品中都看到过小女孩和她们的剪贴簿的故事。在Margaret Atwood的小说《猫眼》里，童年时的女主角经常和女伴们把杂志上的图片剪下来，贴在本子上。她的女伴们沉迷于剪贴的游戏，因为“她们可以不断地往剪贴簿里添新的内容，在每一页上挤进什么餐厅家具啦，床啦，一摞摞的毛巾啦，而丝毫不用去考虑别的”，但她却觉得，要是真的拥有图片上的这一切东西，“积聚起来这么重，却都得要人来照看，打包，往汽车里塞，最后再拆包”，是一件极其麻烦、并不愉快的事情。“剪贴”不仅是一个个实际发生的动作，也是一种“隐喻”。剪贴簿上的内容之所以能那么容易地打动人，因为它永远是从情境中被抽离出来的，接着，它可以被投入到一个新的情境——一个不需要承载现实重量的平面，再进行重新的拼贴组合。所以，母亲那份被撕裂的自我很快地重新填补起来，母女俩达成了和解。那么，这时，如何处理身体呢？会让Anna继续捐献身体组织吗？还是把Kate接回家，陪伴她走完最后的生命路程？电影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因为电影其实并不关心“身体”，它的终极主题还是“家庭”、是“爱”。所以，当家庭中的爱的主题表达完毕，当家人之间达成了和解，矛盾的始点——Kate患有重疾的身体，就可以圆满地消失了。正是在这个晚上，编剧选择让Kate自己离开了这个世界。

所以，在我看来，“家庭”和“爱”不仅是影片的终极主题，还是它的前提预设。它预设无论经历了什么，家人之间都是彼此相爱的；矛盾永远是暂时的，是可以达成终极和解的。这大概就是《姐姐的守护者》作为一部电影作品的局限所在——最终，它要去维护社会中主流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对文化的预设进行批判和质问。这也体现在了对人物其他方面的描画上。比如，在Kate为自己找不到合适的礼裙参加舞会而崩溃时，让她和她的家人眼前一亮的不是心仪的裙子，而是一顶美丽的金色假发。她对自己感到满意的方式不仅是变成一个漂亮的女孩（beautiful girl），更重要的是能变成一个“正常的女孩”（normal girl）；是使她自己去靠近那个既定的“正常”标准，而不是认可每一种形态都可以是美丽的（虽然，这么说可能对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有点太苛刻了）。

然而，现实并不是剪贴簿，身体与身体之间的联系与冲突，也更有可能长时间地纠缠下去。在电影中，Kate的存在与死亡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个极简单的“解决方案”（solution）；但是在现实里，我们需要更复杂的思考。

爱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身体之间的关系？电影中提供了几种模式，但是如第一部分中分析的，它们各有其预设与局限。爱一个人就必然会将ta纳入自我吗？如何既保持通过身体去联结的可能（就像影片中的母亲通过同样剃光自己的头发，来表示对女儿感同身受的爱与支持），又不会将自己的价值和期待完全依赖在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我们当然需要呼吁一种身体的自主性，但是如何突破身心二元对立的模式来思考身体的经验？它是否必须要以一种“财产权”的形式来表达？而在一个医疗化越来越侵入我们的生活的时代，想要拒绝技术、逆转医疗的发展早已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如何认识和使用技术？如何理解和照护人？···这些问题，大概就难以在这篇影评覆盖了，但是，我相信这些新的可能的存在，也期待在未来做出进一步的探索。